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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衣冠各各不同，有金边压衣缘者，有帽缀鸡毛者，有挂刀者，惟德国巴兰德仍黑衣，美国使亦常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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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翁同龢的妙笔，我们读到美国公使杨约翰“尚敦笃”，英国公使巴夏里“嗫嚅浮伪，最可恶”，华尔身“猨猱也”。法国公使恭斯当“肥，开展”。日本公使盐田三郎“陋而狡”。[26]曾纪泽与外宾周旋“作夷语，啁啾不已”。[27]翁同龢还把某次外事活动写成“午正各国公使来拜。一群鹅鸭杂遝而已”[28]。把聚会的结束写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29]这样的语气，前后贯穿十几年，不外是排斥、憎恶、不以为然。每每读到这些内容，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位身穿官服正襟危坐的中年男子，面无表情，乜视着高鼻子黄头发们晃动进出，心中却用尖酸刻薄的词汇默默遣词造句，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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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回忆录中，读到外国人对与中国大臣在新年期间相互拜访的看法。巴兰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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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爵士所做的让中国官员与外国使领们建立私人关系的尝试，却没有超出新年团拜这一项，即在总理衙门大臣的带领下，一大群中国人出现在各国公使馆，又吃又喝，别无收获，反而让他们觉得外国人都是些滑稽可笑的人。然后呢，就是外国使团对总理衙门的回访。不久我就有机会体验到，这类的交往没有多少实际意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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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兰德没有读过翁同龢日记，但他敏锐地感到，与中国大臣的交往，只是“让他们觉得外国人都是些滑稽可笑的人”，他的这种感觉，也是来自对中国官员交往中的表情、言语的细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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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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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交往总比不交往好。再过二十余年，有个外国使馆的官员做朋友，就变成一件时髦且实惠的事情，许多人都趋之若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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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被开缺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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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一生在北京做官，中过状元，当过帝师，在光绪朝中后期，一度权倾朝野。他的思想，从保守逐渐走向变革，最后成为戊戌维新的重要推动人物。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其封作“地数星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可谓大噱（汪氏评点王闿运为晁盖，陈三立为宋江，陈宝琛为吴用，宝廷为柴进），[31]对翁的诗人才华似乎不太认可。但翁氏日记，文笔清晰精准，对重要历史事件记录栩栩如生，对历史学家来说，可谓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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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详细记录了他在戊戌变法发起前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七日），被光绪帝开缺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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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初微雨，既而潺潺，喜而不寐。今日生朝，晨起向空叩头。入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检点官事五匣，交苏拉英海。一时许同人退，恭读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臣感激涕零，自省罪状如此，而圣恩矜全，所谓生死而肉白骨也。随即趋出，至公所小憩。同人退甚迟，除授亦甚夥也。章京李玉坡、王嘉禾来，玉坡代撰谢折，余改数语，交南屋苏拉递。刚、钱、廖三公皆来，余衣冠诣三处辞行。张樵野来。晚与三公痛谈，明日须磕头，姑留一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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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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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日出始起。李相国来，三公退直亦来谈。……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磕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遂行。雨后禾有生机，惟未种者不少。未正三抵家，敬告先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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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重大的突发变故，翁同龢的叙事从容不迫，甚至还关注了天气和庄稼生长，恐怕这就是从前文人所说的“有古大臣之风”。几年前，任青、马忠文先生整理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日记，也对本日政情有详细记录，与翁氏日记恰好可以相互印证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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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是廿六日从城里到颐和园的，他和李鸿章同住在户部公所西院。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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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正起，卯初膳牌下矣。傅相冒雨进城，匆匆数语即去。余补睡至辰正。得常熟书，言昨示翁墨山册或系族祖手笔，拟以他物互换。函末言归期甚近，容再趋辞，殊不解也，阅竟仍睡。午初起，饭罢，润台、仲山先后来，乃知常熟有开缺回籍之谕，骇甚。夔石调京，仲华权直督，北洋之局一换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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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写给张荫桓的短信原件，如今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全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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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示画册，此系龢族祖之笔，家牒中未载，疑更名也。拟即留箧，当以他件奉易，何如？快雨伫望霑足，归期甚迩，容再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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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盦先生 弟龢顿首 廿七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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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通过两者相比较，证明张荫桓日记所记，是真实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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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还记录，当他听到翁同龢落难的消息后，随即前去看望（“余亦往晤常熟”，这点翁在日记中也提到了）。由于光绪帝廿八日要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所以二人早一天赶到颐和园，张荫桓安排他们与下午返园的李鸿章共进晚餐（“傅相、长素、菊生共晚饭毕，劝以早睡。”[36]这个细节为张氏日记独家披露）。遥想翁师傅六十九岁生日，未得祝福，却被罢黜。消息传出，朝野有几多议论，他自己内心有几多挣扎？喧嚣的白天过去，幽幽烛光之下，李鸿章、康有为、张荫桓、张元济在一处小饮，翁同龢与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在另一个庭院“痛谈”。此时，戊戌变法的大戏正缓缓拉开序幕，代表变法与保守阵营的领军人物，居然在颐和园外相聚。真实场景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戏剧冲突张力，恐怕任何作家也无法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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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稿考订《翁同龢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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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也不可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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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用一切史料一样，使用日记，同样需要进行审慎的考证。这方面，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对于翁同龢日记稿本和刊本所作的比较研究，是一个精彩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