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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洋人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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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于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处理对外交涉。西方也在北京设立使馆，派驻了外交官。但在此后十余年里，中国并未对等地设立驻外使馆，在京的中国官员，除了总理衙门专有涉外业务之外，其他人均不与外国人交往。在中国官员看来，这些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外关系，涉及“由夷变夏”还是“由夏变夷”的大是大非。外国人利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机会，迫使清政府允许他们的外交人员常驻帝都，中国官员只要不涉及对外交涉事务，谁也不愿去招惹他们。所以在整个同治朝的十三年里，使馆和洋人犹如一窝窝筑在树梢顶上的鸟巢和巢中的鸟，孤兀兀的，和中国社会，没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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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接应柏郎考察队，被当地民众打死。在处理马嘉理事件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提出，希望今后中国官员能与外国人往来，则上行下效，百姓也就自然尊重外国人，不致有凌辱之案。[15]七月二十日，英使馆外交官梅辉立在与总理衙门大臣的谈判中，坚持要中方对此事表态。[16]八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上奏，建议“由臣衙门与各部院大臣商订往来节目，俾得尽悉缘由，庶往来者不致因周旋之际或生嫌忌之端。即未与往来者，亦可渐知中外交涉情事”。[17]十二月初十日，总理衙门再奏，“中国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臣往来之始，拟请于光绪二年为开办之日。”奉旨依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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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日记珍贵地记录了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总理衙门举行的拜年会见。恭亲王、总理衙门大臣和在京的部院大臣出席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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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初饭，饭罢即同诣总理衙门。邸（恭亲王）及诸公先在，堂中设果席二，左右设果席八。午初起，殊形怛制者陆续至，凡八国，而来者不止八人，有参赞、有翻译官也。每国不过一二刻，后者至则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玛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中二席，邸陪坐，总署诸公环坐，通事（翻译）等或佥坐或否，余等两旁坐，始终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相见时一一通姓名，拱手而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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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还细致地记录了外国使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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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点钟，英国威妥玛。年近六十，无游词，阴险之至。傅磊斯、梅辉立、禧在明、璧立南。来者五人，有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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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点半钟，俄国布策。滑。柏百福。来者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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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钟，美国何天爵。在彼族中似朴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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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半钟，德国巴兰德。白头。阿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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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钟，奥国史福礼。此两人大略叹此会难得，欲年年如此，极鄙琐，谈气球之精。同来，又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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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半钟，日本森有礼。有静气，未尝多言。郑永宁、颖川重宽、竹添进一、高尾治恭。来者五人，甫坐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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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钟，秘国爱勒漠尔。小身，甚黠。柯里士。来者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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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半钟，法国罗淑亚。病足，长身，老而谲。师克勤。来者二人，以上原单皆称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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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钟，总税务赫德。仪节疏慢，但略持其冠；于中事极熟，能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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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半钟，总教习丁韪良。同文馆。专谈学徒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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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钟，主教田垒思。此人来后即赴后院。未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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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三两日，中国官员回拜各国使节。据威妥玛向英国外交大臣德比（Derby）报告，共有二十六名官员来到英国使馆，但仅有二人入馆略作寒暄，其余均投下名片而去。[21]翁同龢日记中也有这次活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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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 晴，暖。黎明诸公皆集绍彭（工部尚书广寿）处，宜春宇（工部右侍郎宜振），夏子松（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亦来，遂同行。先到四条胡同日本馆，次河沿西英、奥、德馆，次东交民巷法馆、俄馆、美馆、秘馆，皆投一刺，其人或接帖来回称不在，或否，径归，殊愤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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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翁的说法，他们在拜访外国使馆时，得不到洋人接待，所以使他很不愉快。翁与威妥玛的说法谁更接近历史真实，我们今天无从考证，但多少都反映出刚开始中外接触的岁月里，那些具体入微的细枝末节和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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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翁同龢每年都在日记中记录过年时外国使臣拜访总理衙门的情形。这些记录，今天读来，依然有趣迷人。比如从光绪三年起，改变上年分批接待外宾的做法，设宴西厅，“长筵同坐”，摆了十二桌。中国大臣与洋人可有更好的接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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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还记录了光绪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祝贺洋人新年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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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总署饭。……共十人。先日国（西班牙），两人，平平。次美国，两人，颇读书，一云经史外兼看《红楼梦》，余斥其不当看。次英国，威妥玛老矣，非复从前桀骜。又数人，分两桌，肴极新鲜，次日本国，宍户玑，其使臣也，长髯，拱手谓余曰久闻大名；一仲田者，美少年也，亦甚钦余。[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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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对外国公使的服饰细节也有仔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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