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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一生在北京做官，中过状元，当过帝师，在光绪朝中后期，一度权倾朝野。他的思想，从保守逐渐走向变革，最后成为戊戌维新的重要推动人物。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其封作“地数星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可谓大噱（汪氏评点王闿运为晁盖，陈三立为宋江，陈宝琛为吴用，宝廷为柴进），[31]对翁的诗人才华似乎不太认可。但翁氏日记，文笔清晰精准，对重要历史事件记录栩栩如生，对历史学家来说，可谓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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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详细记录了他在戊戌变法发起前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七日），被光绪帝开缺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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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初微雨，既而潺潺，喜而不寐。今日生朝，晨起向空叩头。入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检点官事五匣，交苏拉英海。一时许同人退，恭读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臣感激涕零，自省罪状如此，而圣恩矜全，所谓生死而肉白骨也。随即趋出，至公所小憩。同人退甚迟，除授亦甚夥也。章京李玉坡、王嘉禾来，玉坡代撰谢折，余改数语，交南屋苏拉递。刚、钱、廖三公皆来，余衣冠诣三处辞行。张樵野来。晚与三公痛谈，明日须磕头，姑留一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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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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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日出始起。李相国来，三公退直亦来谈。……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磕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遂行。雨后禾有生机，惟未种者不少。未正三抵家，敬告先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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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重大的突发变故，翁同龢的叙事从容不迫，甚至还关注了天气和庄稼生长，恐怕这就是从前文人所说的“有古大臣之风”。几年前，任青、马忠文先生整理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日记，也对本日政情有详细记录，与翁氏日记恰好可以相互印证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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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是廿六日从城里到颐和园的，他和李鸿章同住在户部公所西院。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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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正起，卯初膳牌下矣。傅相冒雨进城，匆匆数语即去。余补睡至辰正。得常熟书，言昨示翁墨山册或系族祖手笔，拟以他物互换。函末言归期甚近，容再趋辞，殊不解也，阅竟仍睡。午初起，饭罢，润台、仲山先后来，乃知常熟有开缺回籍之谕，骇甚。夔石调京，仲华权直督，北洋之局一换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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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写给张荫桓的短信原件，如今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全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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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示画册，此系龢族祖之笔，家牒中未载，疑更名也。拟即留箧，当以他件奉易，何如？快雨伫望霑足，归期甚迩，容再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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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盦先生 弟龢顿首 廿七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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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通过两者相比较，证明张荫桓日记所记，是真实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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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还记录，当他听到翁同龢落难的消息后，随即前去看望（“余亦往晤常熟”，这点翁在日记中也提到了）。由于光绪帝廿八日要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所以二人早一天赶到颐和园，张荫桓安排他们与下午返园的李鸿章共进晚餐（“傅相、长素、菊生共晚饭毕，劝以早睡。”[36]这个细节为张氏日记独家披露）。遥想翁师傅六十九岁生日，未得祝福，却被罢黜。消息传出，朝野有几多议论，他自己内心有几多挣扎？喧嚣的白天过去，幽幽烛光之下，李鸿章、康有为、张荫桓、张元济在一处小饮，翁同龢与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在另一个庭院“痛谈”。此时，戊戌变法的大戏正缓缓拉开序幕，代表变法与保守阵营的领军人物，居然在颐和园外相聚。真实场景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戏剧冲突张力，恐怕任何作家也无法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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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稿考订《翁同龢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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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也不可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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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用一切史料一样，使用日记，同样需要进行审慎的考证。这方面，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对于翁同龢日记稿本和刊本所作的比较研究，是一个精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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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翁万戈先生2009年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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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日记》原稿一直由其家族珍藏。1925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行世。其后，有人发现翁氏在戊戌政变之后，曾对日记进行了改删，甚至称日记有“讳饰与捏造”之嫌。影印日记也能作假吗？这使历史学家忐忑不安起来，需要寻找原稿本来作考证。翁氏日记原稿，1948年由其五世孙翁万戈携至美国。前些年，历史学家孔祥吉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翁万戈先生的莱溪居见到了原稿，通过仔细辨读，终于解开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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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吉发现，翁同龢日记确有少量改删，改删的情形大体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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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翁同龢生前对日记的改删。鉴于戊戌政变后，局势恐怖，翁氏惧怕被牵连，故对日记中与康有为交往的记载，作了改动，比如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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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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