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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如侵夺俄国属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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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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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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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今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捷速起见，议于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让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其条款由两国妥善商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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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无论和时战时，俄国均可用上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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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此约应由第四款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年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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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款，惟第四末二句系鸿商添，俄无异词。是否可行？乞速奏请旨示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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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李鸿章来到莫斯科，次日继续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伯爵和维特谈判密约条款。他向国内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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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与罗拔、微德会议密约各款，罗谓第一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免人猜疑，以下改“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属地”；第四“起见”句下改“中国国家议允于满洲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此路由中国国家准交俄华银行承造经理。至此项合同条款，由中国国家与华俄银行妥善商订”；第六改“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两国再行商办。”其余均不肯再改。如奉旨准行，祈电示“全权”字样，以便画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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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俄国已将所谓“日本同盟之国”即英法诸国从文本中抹去。21日，国内给李鸿章传来了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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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旨：“各国惟俄与中为数百年旧好，今复连盟，益征推诚相与。所拟约稿，均已阅悉。惟末两条皆可省去，着李鸿章转达俄廷，即将四条定立密约。倘中国西南水陆有事，俄国如何援助之处，亦应于约内叙明，以期周密。钦此。”第一，属地“属”字改“土”字；第二，末添“如非敌国，不在此例”八字；第四，“今”字下添“俄国”二字，“议于”下添“中国”二字。佳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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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倘中国西南水陆有事”，即为清政府隐指的英法等国。24日，李鸿章回电报告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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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申电旨，遵即晤商罗拔、微德，省去末两条。罗等谓，五款尚可商改，六款通篇结穴，一字不能改动，否则此约作罢论。鸿谓五款字句含混，再回驳辩，罗因改拟“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路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等语。“过路”专指往海参崴，可免流弊。至第二末添“如非敌国，不在此例”八字，罗谓此款明指敌国言，与他国无干，应毋赘文。至第一言“中国土地”系包西南在内，日本有事，可商办援助，若英、法启衅，俄不便明帮，牵动欧亚大局，应勿添叙。总之，俄既推诚，华亦应推诚相与，勿过疑虑云。另示第一、第四应改数字，均照办。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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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俄方承诺的中俄同盟，针对的假设敌仅为日本。俄方坦承英法启衅，俄国不会“明帮”，这与沙皇先前允诺“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有极大区别。但清政府此时防范的首要敌人就是日本，是否真欲建立中俄同盟去对抗英日同盟，恐怕也未必有此胆略和谋划。30日，李鸿章收到29日国内发来的电报，批准与俄国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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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旨：“李鸿章十二日电悉。中俄睦谊，从此加密。着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外部大臣画押。约内字句，均照所改订定。至公司合同，着许景澄就近商酌，随时详电总理衙门奏闻请旨。约文全篇，并着总理衙门电去。钦此。”霰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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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李鸿章收到在国内改定的条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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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文全篇，“大清国”至“条款如左”八十七字，照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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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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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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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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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俄国今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捷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让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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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不用，但此铁路运过路之兵粮，除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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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此约应由第四款条约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两国再行商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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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日复电国内，再作若干修改。6月2日，他致电总署：“顷与外部校对约文已毕”，并告知“中俄所订之约，应备汉文、法文约本两分，画押盖印为凭，所有汉文、法文，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证。”[16]3日，李鸿章率李经方、李经述、罗丰禄、林怡游赴俄外部，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伯爵和维特互看彼此全权谕旨，复校中、法约文无讹，旋分别签字。李鸿章此次外交活动，行前与翁同龢认真讨论“密结外援”，翁以为“此语尚结实”。在俄所议内容都有授权和批准，通讯的密电码，国内由翁同龢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亲自轮流保管，电文由他们亲自翻译、抄送两宫及军机处，不经军机章京之手。定稿之前，文本字斟句酌，翁同龢称之为“将约文全篇改定排发”，“逐字磨对，目眩心烦，几不能支”[17]。我不厌其烦地引用双方往返电报，是为了证明，维特回忆录这段内容显然很不靠谱。尤其李鸿章向国内报告条约已经签订的电报，发报时间为“午刻”，[18]按照常理，这类公务电报，不会在俄国外交部起草，只能在返回居停之所再行文拍发，可见签约时间当在上午。更为重要的是，条约对中俄结盟，俄国承诺的假想敌，早在谈判约文的第一个回合（5月19日）中已经修改，中方对此也已让步，签约前一天（6月2日），又与俄国外交部专门校对了条约文字，6月3日，怎么可能发生偷偷重抄文本的丑闻？只是维特炮制的这段野史传奇，影响颇为广泛，使得李鸿章在后世史家笔下，更加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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