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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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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俄国今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捷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让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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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不用，但此铁路运过路之兵粮，除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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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此约应由第四款条约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两国再行商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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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日复电国内，再作若干修改。6月2日，他致电总署：“顷与外部校对约文已毕”，并告知“中俄所订之约，应备汉文、法文约本两分，画押盖印为凭，所有汉文、法文，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证。”[16]3日，李鸿章率李经方、李经述、罗丰禄、林怡游赴俄外部，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伯爵和维特互看彼此全权谕旨，复校中、法约文无讹，旋分别签字。李鸿章此次外交活动，行前与翁同龢认真讨论“密结外援”，翁以为“此语尚结实”。在俄所议内容都有授权和批准，通讯的密电码，国内由翁同龢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亲自轮流保管，电文由他们亲自翻译、抄送两宫及军机处，不经军机章京之手。定稿之前，文本字斟句酌，翁同龢称之为“将约文全篇改定排发”，“逐字磨对，目眩心烦，几不能支”[17]。我不厌其烦地引用双方往返电报，是为了证明，维特回忆录这段内容显然很不靠谱。尤其李鸿章向国内报告条约已经签订的电报，发报时间为“午刻”，[18]按照常理，这类公务电报，不会在俄国外交部起草，只能在返回居停之所再行文拍发，可见签约时间当在上午。更为重要的是，条约对中俄结盟，俄国承诺的假想敌，早在谈判约文的第一个回合（5月19日）中已经修改，中方对此也已让步，签约前一天（6月2日），又与俄国外交部专门校对了条约文字，6月3日，怎么可能发生偷偷重抄文本的丑闻？只是维特炮制的这段野史传奇，影响颇为广泛，使得李鸿章在后世史家笔下，更加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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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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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说：“在我活动时期，我曾经接触过不少将会永垂史册的政治家。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是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我在李鸿章身上费了很多时间和心思。”在维特内心深处，对李鸿章其实是不屑的。后来公布的俄国外交档案披露，维特还策划了向李鸿章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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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伯爵回忆录》描写了他与李鸿章在圣彼得堡初次见面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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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走进我的客厅时，我穿着制服出迎。彼此鞠躬问候后，我把他延入另外一个客厅，便令仆役送上茶点。茶点是以盛大的排场送上来的。我的客人和我坐下，他的随员和我的随员都在旁侍立。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想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叫。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屋子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于是开始抽烟的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烟吐雾，他的侍者们很肃静地替他点烟，端着烟袋，从他口中拿出来，又放回去。很显然，李鸿章是想用这种种隆重的排场来使我对他的尊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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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中文出版物中，较完整详细介绍李鸿章此行的，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和《傅相游历各国日记》二书。后者内容简约，《走向世界丛书》的整理者将其中要点，合编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此外各种野史片段，基本上都出李鸿章洋相、嘲笑他不懂外交礼仪。那天我在圣彼得堡去剧院观看芭蕾舞《天鹅湖》，见到正在俄国访问的某位中国部长，在二楼正中古色古香的包厢里端坐，不由想起清人李伯元在《南亭笔记》里记载的一则逸事：沙皇请李鸿章看戏，演至晚上9点钟，李鸿章自称如厕离席，径自回寓休息，随行人员亦尾随而去。沙皇不见李鸿章返座，大索弗得。次日见面谈起原委，李鸿章说，我素来晚上睡觉以9点钟为度，过了时点就难以入睡，影响第二天办事。昨夜我本欲直陈陛下，恐陛下不许，故独自先回，今天特来请罪云云。[20]不知此包厢是否就是李鸿章当年曾经坐过的？这个传说还算是善意的，刻薄的故事是，他后来到英国访问，把戈登将军夫人赠送的名贵宠物犬杀了吃掉，还回信说：“所赐珍味，朵颐有幸。”甚至说他在赴宴时，将痰吐在盛酒的玻璃杯中，“浓绿滋滑，状至不堪，一班贵女皆掩目欲呕，逃席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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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鸿章准备膳食的中国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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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的记载，总体比较严肃，书中说，李鸿章整个出访行程中，极少吃西餐，即便是外方宴请，李鸿章也由私人厨师为其专备菜肴，自吃自的。他的食谱，在国内就由“西国良医所预定，以免积滞之患也”。呵呵，这才是李中堂在洋人面前耍的大牌派头，只是这种派头，对外交并无帮助。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记载，昨天，李鸿章抵达纽约，入住华尔道夫饭店，“在吃了燕窝、鱼翅、烤鸡、炒饭并饮了少量酒后，早早就歇息了”。[22]这个报道，对《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的说法，也是一个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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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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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这次出访，在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留下许多照片，但唯独没有在俄国的，这使我感到奇怪。前些年，上图将李鸿章家族捐赠的出访照片发表在《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中，我与老照片收藏家徐家宁先生谈起我的疑惑。家宁说，李鸿章在俄国肯定是留下照片的，你看《历史原照》第253页上，刊有李鸿章与英国首相沙士勃雷（即索尔兹伯里）的合影，这个沙士勃雷，肯定是不对的。另外你再看，李鸿章与沙士勃雷合影的硬衬卡纸上，照相馆的名字为什么有俄文“莫斯科”（москва）的字样呢？——那张照片卡纸写的是莫斯科的T．B．Мpynoba拍摄，照相馆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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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佩服家宁的观察能力。循着家宁的提示我去百度搜索，果然发现沙士勃雷的长相与《历史原照》上和李鸿章合影的那个人完全不同。我又赶到上海图书馆，找到撰写说明文字的工作人员，向她请教当初撰写的理由。工作人员坚持说她不会搞错，由此还特地调出照片原件，原来这张照片上面还压有一张中间挖开的卡纸，卡纸上有李鸿章儿子李经迈的亲笔题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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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丙申 先文忠公奉使过英，其相沙侯邀游园邸，共摄此影。越三十二年，戊辰，男经迈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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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卡纸下面，原照贴在另一张照相馆专用的硬纸板上，纸板上果然印有清晰的俄文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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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多半是李经迈做题识时搞错了，毕竟1928年距李鸿章出访，已经时隔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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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亦知，李鸿章的另一张合影说明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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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原照》的第254页，还有第三幅李鸿章与沙士勃雷的合影，释文更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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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李鸿章在阿斯本海岛英王行宫，敬谒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并参观英国海军舰队。英国太子妃亲自为李鸿章摄影留念。英国首相沙士勃雷代表女王，向李鸿章颁发“维多利亚头等大十字宝星”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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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佩戴勋章的李鸿章及随员与沙士勃雷等英国官员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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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照片中这个地位显赫的人究竟是谁呢？从前面刊载的维特、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伯爵照片看，显然不是。从年龄看，也不像时年28岁刚刚登基的沙皇。我再与徐家宁讨论，家宁很神奇地发给我一张老旧的1900年7月13日法文报纸La Vie Illustree的照片，在一篇讲述义和团的文章中，配着这幅插图，插图的注释是：“泽列诺矣海军上将（L’AMIRAL ZELENVY）及李鸿章摄于中国驻圣彼得堡使馆前”。我又去维基百科上查找泽列诺矣的资料，此人当时的职务是敖德萨总督。但从其经历和照片来看，似乎也对不起来。研究欧洲海军史的章骞则坚定地告诉我，照片上的那个人，穿的是俄国海军少将的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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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有点一筹莫展了。鉴于本文马上就要发稿，我只能把这个尚未完成解答的问题留给读者。历史研究就是这样有趣，充满了各种未知的知识和疑问。每个看来似乎明确的答案，其实未必准确。研究者，每每需要大胆设疑，仔细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