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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郭嵩焘、李鸿章、丁日昌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拥有铁路、电报、铁甲舰，他们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而李鸿章，更想自己来做中国铁路的开山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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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月21日，郭嵩焘率中国使团乘轮船到达英国，履任公使。他们在南安普敦上岸，南安普敦到伦敦的距离与京津之间的距离相仿，郭嵩焘和副使刘锡鸿生平第一次乘上火车，仅用两个小时，他们就到达了使馆。[22]这种空间转移的速度，恰是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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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5月30日，第二任驻英公使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自吴淞拆毁铁路之后，西国有心人无不窃笑，乃至妇人、孺子时时于茶会酒筵间推问其故，余赧然无以应之，托词支语而已。”[23]作为外交官，曾纪泽在伦敦无法回答外国人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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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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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夏秋之际，清廷内部因与俄国交涉收回新疆伊犁，几乎引发双方交战，张佩纶应李鸿章邀请，前往天津交流筹划。10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他们私下交谈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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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又欲开铁路，自镇江转漕后由扬州直达京通，岁可节漕费百万。一旦海上有事，陆运捷便，无忧乏食，而征兵转饷亦益迅利，其款可贷之法人。余以为果兴铁路，必自边境始，今日之势，西域为首，关东次之，漠北又次之。地旷人稀，事前无绅民阻扰，事后使商贾利赖屯兵，四出应援可免馈运之艰、风雪之苦。边境有效，然后推行腹地，事半功倍矣。合肥击节以为名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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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谈话内容看，李鸿章考虑引进外资建设铁路，是为了运送漕粮和战时调遣军队。张佩纶主张先从新疆、东北、蒙古入手，行之有效后推广至内地，以回避保守派的阻扰。张佩纶的清谈虽然不着边际，李鸿章还凑趣称赞，增加气氛，直隶总督衙门的花厅里，洋溢着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浪漫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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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归浪漫，李鸿章同时却在做实质性的推进。在备战的讨论中，李鸿章的淮军退休老部下，七年未通音问的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被朝廷传唤，进京觐见。起用刘铭传，清流张之洞参与其中，李鸿章曾告诉别人：“省三（刘铭传）似仍由香涛（张之洞）密荐，谅当投袂而来，独当一面。”张之洞建议派刘“专防关外，驻扎锦州”。11月22日，刘铭传乘轮船抵天津。28日，他启程入京。12月2日，觐见慈禧太后。李鸿章、刘铭传对于同俄国作战并不看好，李鸿章在刘铭传离津之前，就向朝廷奏报刘左目昏障，需洋医调治，刘此次是“力疾赴京”。[25]3日，他未谈对俄作战准备，而是向朝廷递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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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将领刘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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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彼族遇事风生，欺陵挟制，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接壤交错，拊背扼吭，尤为腹心之患。我以积弱不振，不能不忍辱含垢，遇事迁就，不惜玉帛以解兵戎。然而和难久恃，财有尽期，守此不变，何以自立？今论者动曰用兵矣。窃谓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其君臣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臣每私忧窃叹，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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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而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且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各省兵饷，主于各省督抚，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虽诏书切责，无济缓急。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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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国计绌于防边，民生困于厘卡，各国通商争夺权利，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且俄人所以挟我，日本所以轻我者，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畏难苟安，不能奋兴。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势立振，彼族闻之，必先震詟，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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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此奏，气势磅礴，从国防战略和中外国运对比角度提出动议，是清廷内部第一个正式的铁路构想。其具体主张，是先修清江浦（位于江苏淮安府，为漕运总督驻地）经山东至北京一路，以利漕运。对于建造铁路的经费，他建议借用外资。次日上谕称：“刘铭传奏筹造铁路一折，所请筹款试办铁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带兴办，与本年李鸿章请设之电线相为表里等语，所奏谅为自强起见，着李鸿章、刘坤一按照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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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吴闿生父子 陈宝琛 刘铭传的倡议，其实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其观点与张佩纶记录的李鸿章思路，前后基本吻合。奏折的起草人，并不是刘铭传，而是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和著名清流陈宝琛。《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后来分别被《刘壮肃公文集》、《桐城吴先生日记》和《陈文忠公奏议》三部文集收录，吴汝纶的公子吴闿生还加按语：“此疏先公创稿，今谨编入日记中。”[27]这种情况，学术史上闻所未闻。吴汝纶做过李鸿章幕僚，为李捉刀，在当时是常事。陈宝琛如何参与其事，并将奏折收入自己文集，情节尚不清楚，是一个待解的谜。显然，朝野内外不少人士，尤其是历来被认为是观念正统保守的清流骨干，此时卷入了与李鸿章的协同运作，而且对参与这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创作，都感到荣莫大焉。1880年至1884年间，其实是清流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暗通款曲，内外勾兑，谋划大局的五年，与局外人士对于所谓“清流”、“浊流”的一般想象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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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期间，刘铭传遍访政界大佬。12月10日，张佩纶函告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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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三偕蔼青入都，昨始晤谈，老于兵事，多审时度务之言，可云智将。惟于铁路矜为创获，志在为将作大匠，而不愿为度辽将军，殆非吾党相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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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相期”什么？张佩纶的想法与张之洞不尽相同，他期望派刘铭传筹建北洋水师。张佩纶对李鸿章说，此举在你为本谋，在海防为急务，实不专为刘铭传筹划。造铁路对军国有益的道理，我不诧异，惟此举为二千年创举，困难必多。所以建议目前仅就刘铭传一疏作为发端，开展讨论，从容议之。[28]从此信可以看出，张佩纶已经意识到，建造铁路，当时时机尚不成熟，在北京官场中无法被接受，必然会遭遇阻击，只能作为一个酝酿中的话题，反复拿出来讨论，造造声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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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本人对于此次被传召重出江湖兴趣不大。在递上筹造铁路奏折的同时，他又附加《俄事入都目疾请假就医天津片》，称到京后目疾愈重，恐成盲废，请假二十日，到天津就医。后来又再次请求续假，回籍调理。显然，他也看出铁路计划难被采纳，在黎明之前沉闷的暗夜里发出了第一声惊人的呐喊后，就悄然隐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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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省公上疏过急，微指为时相所窥，有心人曲意护持，终当一历挹娄九梯，徐图骋步。”[29]李鸿章回信说：刘铭传回津后，依然关心铁路事。“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惟事体重大，即便刘铭传慨然自任，亦恐穷年毕世，不易卒业。“时政苦文法拘束甚矣，庙堂内外议论，人心皆难划一，无真能主持之权，即断无通力合作之日。是以徘徊审顾，未即属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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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所说“未即属草”，系上谕命他与南洋大臣刘坤一按照刘铭传“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对于如何完成自己设计的这场政治双簧，他还要密切观察朝廷内外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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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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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反对的声音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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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内阁学士张家骧（字子腾）上奏《未可轻议开造铁路折》，列举修建铁路的三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