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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2月12日，总理衙门致函各地封疆大吏，谈及海外各国公使，都在推动中国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线，而被中方婉辞。“中国地势与外洋不同，倘任其安设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任便往来，较之尽东其亩，于大局更有关系。”总理衙门要求，嗣后各国领事如有向地方官请求立电线开铁路等事，须“力为设法阻止，以弥衅端而杜后患”。并要各地大员表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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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理衙门大臣看来，铁路、电报若在中国使用，得益的是外国人，于中国不仅无关，还要受其伤害。一个月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回信，表示“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彼族亦知断不能允，中国亦易正言拒绝”。江西巡抚沈葆桢也说：“平天险之山川，固为将来巨患；而伤民间之庐墓，即启目下争端。”李、沈都是当时巡抚中的后起之秀，但他们对待铁路，均持保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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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毛鸿宾亦回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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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铁路则必用火轮车，方可驰骋如飞。无论凿山塞水，占人田业，毁人庐墓，沿途骚扰，苦累无穷。而此路一开，遂专为外国火车独行之路，中国车马既难与之并驾齐驱，更不堪其横冲直撞，势将断绝往来，商民交困。诚如指示，于中国地方大局种种关碍，实属断难准行。且内地股匪未靖，伏莽滋多，遇此等惊世骇俗之举，乘机煽动，作梗生端，即外国人之在中国者，亦断不能平安无事。而设此铜线、铁路，需用数百万巨项，岂不徒事虚糜，是于外国人亦有损无益。去年接晤英法各国驻广领事，曾经闲谈及之，当即将中国地势民情与外国大不相同之处，并中外均有不便各缘由，详细开导，切实指陈；该领事等似颇领会，俱各俯首无词。本年迭次会晤，无复以前事为言。……但不可不预为之防。现已遵照钧示，密饬所属，随时体察，实力阻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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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官员，生平尚未见到过火车，却很有把握地断然认定铁路不合中国国情。山川墓庐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祖先的和谐相处，如此高妙的话题，成为反复用来论证或搪塞的理由。毛鸿宾声称，经他“详细开导，切实指陈；该领事等似颇领会，俱各俯首无词”，则是天朝官员惯有的自说自话的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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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总理衙门收到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呈递的建言《局外旁观论》：“矮人立于长人肩上，所见必远于长人。庐山真面，惟在山外者得见其全”。中国通赫德劈头就用了李白诗句的典故，他写道：“凡有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即如铸银钱以便民用，做轮车以利人行，造船以便涉险，电机以速通信。外国之好法不止四条。然旁观劝行之意不在此，系在外国日后必请之事。”[5]赫德所陈请者，为现代化国家之重要基础，即金融、铁路、造船、电信，但依然未获清政府的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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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3月5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T．F．Wsde）向清政府递交了他在英国公使阿礼国（Sir．R．Alcock）策划下撰写的另一份建议书《新议略论》，提到“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练，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贷，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外国人再次鼓励中国政府推进现代化。威妥玛解释理由说，以上各事，中国一欲试办，就会邀请外国人相帮，以外国人担任税务司管理中国海关的经验看，海关主权依然在中国手中，对中国未必有损。又说从此内地容易治平，外国人往来通商居住，易得保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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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对外国人的这些建言一概不予理会，认为“恫吓挟制，均所不免”，其之立意，是“目前无可寻衅，特先发此议论，以为日后借端生事地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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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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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十年时间匆匆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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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十年中，李鸿章、沈葆桢分别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洋务自强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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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十年中，德法之间打完了普法战争（1870—1871），战争初起的十四天里，德军用铁路将38万军队、11.4万匹马、855门火炮和9500辆客货车运往德法边界，这种战争动员和兵力投送能力，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Brandt），也将这一信息通报给了中国领导人。[8]普法战争中铁路的运用，代表着蒸汽机时代陆权的重新兴起。对应于蒸汽机带来的坚船利炮和海权勃兴，铁路使得部队实现了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移动速度，并使得军队在战场上能够长期坚持，从而造成战争形态、规模和时空概念再次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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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西方铁路的观念，也是在这几年中转变的。我们目前看到李鸿章最早转向支持建造铁路的文献资料，是他1872年10月12日写给丁日昌信中的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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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由海至沪，似将盛行，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闻此议者，鲜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前上轮船疏，以裁沿海师船，试开煤铁矿，总署已不敢置议，梦梦可知。滇回乞师于英，未闻有密助军械之说。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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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丁日昌当时不知道，两天之后，日本第一条铁路京滨铁路投入正式运营。京滨铁路连接东京与横滨，全长29公里，共建有6个车站、22座桥梁，全程运行53分钟。而在此之前三个月即6月12日，21岁的明治天皇已经试乘了品川至横滨的试运营段，对于现代铁路留下深刻的印象。明治维新中，日本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特别认定铁路是现代化的重要工具。1871年11月，政府首脑岩仓具视在赴美国考察写给国内的信中说：“有识之士说美国富强，铁路的功绩占十分之九，欧洲各国也如此。”随后，1874年5月，大阪—神户铁路通车，1879年2月，大阪—京都铁路通车。从1870至1885年，日本工部省“兴业费”（即官营企业投资）总额为2970万日元，其中铁路投资1430万日元，占百分之四十九。[10]日本在铁路建设上，早已走在中国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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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总理台湾等地海防，李鸿章协派淮军唐定奎统带铭军步队十三营增援。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谈道：“唐军分起到台过迟，轮船调队亦复濡滞，如此信非铁路轮船不为功。”[11]这里，李鸿章设想的铁路作用同军队调动直接有关。年底，李鸿章奉旨筹议海防，他上奏再次提起：“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灵通。惟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他还提到数月前日本侵台而清军调兵过缓的事说：“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转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设有紧急，诚恐缓不及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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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0月，日本京滨铁路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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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记得，本年冬天，他赴京叩谒同治帝梓宫，谒晤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北京，以便南北转输。恭王亦以为然，但又说无人敢主持。复请其找机会为两宫太后言之，恭王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李鸿章事后郁闷地说：“从此遂绝口不谈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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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2月7日下午，冬日的北京，街道上刮着大风。即将出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登门翁府，拜访帝师翁同龢，大谈经世抱负：欲天下皆开煤矿，全中国遍修铁路。又说今日洞悉洋务者只有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三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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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郭嵩焘拜访潘祖荫，恰好翁同龢也在潘府做客。交谈中，他们因马嘉理案和铁路等敏感话题发生争执，回家后，在日记中各写各话。翁同龢写道：“适郭筠仙来，遂论洋务。其云滇事（马嘉理案）将来必至大费大辱者是也。其以电信、铁路为必行及洋税加倍、厘金尽撤者谬也，至援引古书，伸其妄辩，直是失心狂走矣！”这段话，翁氏后人或门人以为不妥，故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翁文恭公日记》时，将其遮盖，以致陈义杰整理的排印本《翁同龢日记》中，整段文字是没有的。[15]郭嵩焘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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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为语及洋情，不乐，诟毁之。然则士大夫所求知者，诟毁洋人之词，非求知洋情者也。京师士大夫不下万人，人皆知诟毁洋人，安事吾一人而附益之？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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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在铁路问题上的态度其实也不开放。这年，英商怡和洋行无视中国主权，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以修马路为名，擅建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6月30日，上海吴淞至江湾段建成开始营业，7、8月间，共运送旅客16894人，[17]后因发生轧死中国人事故，被迫停驶。清廷谕令李鸿章与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F．Seward）提出，吴淞铁路可否“准令洋商承办，照各国通例，由中国抽纳捐税十年，再照原价收回”。李鸿章拒绝，认为英商欺瞒在先，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必须收回此路。他派朱其诏、盛宣怀二人前往上海，与江海关道冯焌光一起，与英方代表梅辉立（W．F．Mayers）谈判，最后于10月24日签约，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吴淞铁路购回。李鸿章私下对铁路抱有兴趣，早在4月6日，他在致丁日昌的信中已经提道：“铁路已成，火车试行，竹儒（冯焌光）设法阻扰，谓将卧铁辙中听其轧死，威（妥玛）、梅（辉立）等目为疯人。”[18]不过这种不以为然，尚不能公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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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铁路得到了沈葆桢的支持。但是买回来以后如何处理，李、沈之间产生了分歧。梅辉立曾经建议仍交怡和洋行承办数年，李鸿章坚决拒绝，主张由华商集股自办。但沈葆桢却将用重金买回的这条铁路拆毁，铁路器材运往台湾，弃置海滩，任其锈毁。以至于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另一封信里愤然写道：“幼丹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19]福建巡抚丁日昌打过这条废弃铁路的主意，想把它恢复起来，后来又建议将台湾铁路改马车路，其经费移购铁甲舰。对于丁的第一个构想，李鸿章极为赞赏，他告诉丁：“兄曾发狂论，以为朝开铁路、电线，夕死可矣！”[20]而对丁日昌更改主意，李鸿章深表惋惜：“方盼我公为中土开山老祖，而今已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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