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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闻兴献不以为是，欲集廷议驳之。……孙子授来言，张子腾抗疏争铁路三大弊，亦下南北洋。并闻合肥已借洋款五百万，拟命马枚叔建工。答以无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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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文中，霭卿即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兴献即醇亲王奕，孙子授即刑部左侍郎孙诒经，马枚叔即李鸿章幕僚、曾经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张佩纶提供的醇王反对修建铁路的情报，后来证明是完全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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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李鸿章按照上谕要求，呈递《妥议铁路事宜折》，正面支持刘铭传主张，对各种怀疑和反对观点进行详细解释，列举铁路之兴的九大好处。同时议复张家骧的奏折，对张的“三大弊端”进行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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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认为，建造铁路的困难，主要是投资经费巨大，借外债乃不得已之办法。有人担心会受洋人盘剥，但举债搞基础建设，与借债支付军费不同。铁路一开，本息就有所取偿，而国家获利更在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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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提出“不可不慎”有三个方面：一是借债时明确保障债权人利息和还款日期，同时不得干预我事，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这样，国家权益不会失落；二是公司化运作，由华商承办，其政令须官方督理，不准洋人附股。债务由铁路公司分年抽缴，期于本利不至亏短，万一亏短，由官方追讨，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界限既明，弊端自绝；三是以往外债皆指定海关税归偿，有人担心铁路债会妨碍中国财政收支。此次可以议明借款与海关无涉，由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于各项财用无所牵掣。李鸿章说，洋人对借债十分慎重，若尽照所拟办法，方可兴办。不如是则勿借。他建议由刘铭传主持铁路项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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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写给李鸿章的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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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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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还在随附的《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中，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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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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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奏折，涉及主权保障、公司制运作、专项投融资资金自行平衡外债等诸多内容，力破陈见，大胆创新，发前人未发之言。这篇文字，由他另一位幕僚，后来成为驻英公使的薛福成起草。薛福成早在1878年即已撰写《创开中国铁路议》，这十来天里，又仔细阅读了马建忠上年所撰《铁路论》，并分三次将其摘录进自己日记，以作参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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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铁路建设讨论，在操作上，李鸿章设计得层次细密。他的幕府中，洋务人才济济一堂，皆为时代之才俊，套用今天的体育术语来说，“板凳的厚度”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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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对张佩纶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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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一事，鄙人蓄之十年，明知与世龃龉，未敢骤发。刘铭传书问久绝，比应召而出，谓专以此献之朝廷，方服其识力之勇决。倘不乘斯时敷陈事理之必当行，负国负友兼负平生矣。张家骧所驳三大弊，乃粗俗之见。业经详具一疏，剀切上闻，即使阻于廷议，后世必有踵而为之者，勿令笑我辈之拙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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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把倡导建设铁路，提升到自己身后历史地位评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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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守力量之强大，依然超出李鸿章的想象。反对建造铁路者私下沟通串联，可以通过蛛丝马迹来细细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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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著名的保守派人士王家璧（他此时的官职为“降调顺天府府丞”）。1881年1月17日他上奏说：“传闻李鸿章已单衔复奏主办，群相哗骇。臣不敢轻以形迹疑人，但观该二臣筹画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王家璧说：“臣闻刘铭传此奏，系李鸿章幕中范姓底稿，李鸿章先已与知，故一经奉旨，不待刘坤一妥筹熟商，急行复奏。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暨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延若此？”王说奏稿是李鸿章幕僚中范某所拟，显然尚不明内情。他还说：“其言铁路九利，词意重复，甚至自相矛盾，总不过夸火车之速耳，不足深辩。无论多载速运，兵马同时皆至，断不可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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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住在北京的醇亲王奕约翁同龢长谈，翁随后“为醇邸拟复李相（鸿章）信稿，极论铁路一事，凡数百言”。同时，自己又给李鸿章单独写信，通报情况。[39]从“拟复”二字，可知李鸿章先也给醇王写过信，显然是做沟通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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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住在天津的李鸿章在给湖南名士王闿运信中，提出了“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著名论断。他说：“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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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醇亲王和翁同龢的来信中，李鸿章已经明白，眼下在铁路问题上，他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在众人一片反对的气氛中，李鸿章的态度显得落寞和孤掌难鸣。2月2日，李鸿章复函醇王，继续为建造铁路计划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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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铁路一事，为泰西各国富强最要之端。鸿章明知中国风气未开，揆诸舆情，则论者必哗；筹诸经费，则款难应手。时势所限，原非人力所能勉强。惟以中国土壤之博，物产之丰，人才之盛，十倍于西洋各国，而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夫中国有可富可强之资，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路而后能富能强，亦必富强而后可以居中驭外，建久远不拔之基。但今尚非其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适值刘提督铭传力倡斯议，鸿章若遽加驳斥，则中国日后富强之机因此阻遏，诚属可惜。是以历举九利，盖皆得诸亲历外洋者之议论，而参合中土之情势，欲使世人略知此中底蕴，庶迂拘之意见渐融，或将来之创办较易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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