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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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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还在随附的《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中，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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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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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奏折，涉及主权保障、公司制运作、专项投融资资金自行平衡外债等诸多内容，力破陈见，大胆创新，发前人未发之言。这篇文字，由他另一位幕僚，后来成为驻英公使的薛福成起草。薛福成早在1878年即已撰写《创开中国铁路议》，这十来天里，又仔细阅读了马建忠上年所撰《铁路论》，并分三次将其摘录进自己日记，以作参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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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铁路建设讨论，在操作上，李鸿章设计得层次细密。他的幕府中，洋务人才济济一堂，皆为时代之才俊，套用今天的体育术语来说，“板凳的厚度”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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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对张佩纶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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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一事，鄙人蓄之十年，明知与世龃龉，未敢骤发。刘铭传书问久绝，比应召而出，谓专以此献之朝廷，方服其识力之勇决。倘不乘斯时敷陈事理之必当行，负国负友兼负平生矣。张家骧所驳三大弊，乃粗俗之见。业经详具一疏，剀切上闻，即使阻于廷议，后世必有踵而为之者，勿令笑我辈之拙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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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把倡导建设铁路，提升到自己身后历史地位评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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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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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守力量之强大，依然超出李鸿章的想象。反对建造铁路者私下沟通串联，可以通过蛛丝马迹来细细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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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著名的保守派人士王家璧（他此时的官职为“降调顺天府府丞”）。1881年1月17日他上奏说：“传闻李鸿章已单衔复奏主办，群相哗骇。臣不敢轻以形迹疑人，但观该二臣筹画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王家璧说：“臣闻刘铭传此奏，系李鸿章幕中范姓底稿，李鸿章先已与知，故一经奉旨，不待刘坤一妥筹熟商，急行复奏。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暨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延若此？”王说奏稿是李鸿章幕僚中范某所拟，显然尚不明内情。他还说：“其言铁路九利，词意重复，甚至自相矛盾，总不过夸火车之速耳，不足深辩。无论多载速运，兵马同时皆至，断不可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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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住在北京的醇亲王奕约翁同龢长谈，翁随后“为醇邸拟复李相（鸿章）信稿，极论铁路一事，凡数百言”。同时，自己又给李鸿章单独写信，通报情况。[39]从“拟复”二字，可知李鸿章先也给醇王写过信，显然是做沟通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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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住在天津的李鸿章在给湖南名士王闿运信中，提出了“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著名论断。他说：“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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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醇亲王和翁同龢的来信中，李鸿章已经明白，眼下在铁路问题上，他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在众人一片反对的气氛中，李鸿章的态度显得落寞和孤掌难鸣。2月2日，李鸿章复函醇王，继续为建造铁路计划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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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铁路一事，为泰西各国富强最要之端。鸿章明知中国风气未开，揆诸舆情，则论者必哗；筹诸经费，则款难应手。时势所限，原非人力所能勉强。惟以中国土壤之博，物产之丰，人才之盛，十倍于西洋各国，而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夫中国有可富可强之资，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路而后能富能强，亦必富强而后可以居中驭外，建久远不拔之基。但今尚非其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适值刘提督铭传力倡斯议，鸿章若遽加驳斥，则中国日后富强之机因此阻遏，诚属可惜。是以历举九利，盖皆得诸亲历外洋者之议论，而参合中土之情势，欲使世人略知此中底蕴，庶迂拘之意见渐融，或将来之创办较易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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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此信虽称“铁路一事，为泰西各国富强最要之端”，“请襄助铁路大计”，但口气发生变化。他说中国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但今尚非其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显然，李鸿章不得不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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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翰林院侍读周德润亦上奏，反对修建铁路。周对兴建铁路有“不可解者六”，他的论证，在今天看来，很无趣也很无知，但在当时却是主流观点：“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此即机器之权兴，迄后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原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闻泰西诸国专尚机器，如织布、挖河等事，皆明以一器代数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夺之不已，又穷其巧而为铁路，非外夷之垄断耶！然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周德润接着笔锋一转，“臣闻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风闻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窃料二人深知政体，必不出于此，或如有之，是俨然以桑、孔自居，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42]周德润这里提到的桑、孔，是汉代著名理财专家桑弘、孔仅，主张盐铁官卖，但一直被后世视为与民争利而遭诟病。周德润，字生霖，广西临桂人，同治元年进士。当时以直声著称，后来与翁同龢走得很近，但此奏的背景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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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翁同龢从醇亲王处见到李鸿章的复信。他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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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邸以李相复信见示，力驳去信，仍委婉以为一时难办，窥其意，不过为刘铭传圆此一谎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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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翁同龢对于铁路的保守态度，再过几十年就显得落伍可笑了。所以，1925年，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翁文恭公日记》时，也将这段文字遮盖，直至2011年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先生编《翁同龢日记》刊行，才依据原稿，首次发布原文。按照翁万戈、翁以均先生的研究，涵芬楼影印版《翁文恭公日记》，全书共有十处遮掩，其中前引光绪二年二月初一日和本日两处遮盖，均与铁路建设有关。想想，刘铭传的奏稿，时过境迁之后，竟有三人将其收录本人文集，可谓争先恐后，这是一段荣耀。而翁同龢的保守，则使其“维新导师”形象大为受损。太史公谓，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此亦后世“为尊者讳”的一桩有趣事例，应当将其揭示。这里，我也感谢翁万戈、翁以均先生，是他们的严谨和坦诚，直接使用保存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来溪居翁万戈家中的日记原稿作精心校对，方使得历史过程得以重现本来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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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2月6日，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亦遵旨上奏《议覆筹造铁路利弊片》，发表对铁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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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说，铁路问题，臣前过天津时，曾与李鸿章论及。刘铭传所请，也与臣意相符。其先办清江至京一路，无非从易入难，自近及远，期底于成。凡立一法，必有一弊，大利所在，害亦随之。臣所鳃鳃过虑者，是铁路火车有妨民间生计。因为物产精华，民生日用，无铁路未必见少，有铁路未必加多。只是货物流通，如全为火车所揽，则穷民向恃车马人力运负以营生者约数万人，岂不失业？从前捻军滋炽，论者归咎于河运盐务之改章，可作前车之鉴。应请旨饬刘铭传务将一切利弊，逐细推求。[44]显然，李鸿章在铁路问题上，虽与刘坤一有过默契，而刘坤一察言观色，态度已从支持修建转为反对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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