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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吴闿生父子 陈宝琛 刘铭传的倡议，其实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其观点与张佩纶记录的李鸿章思路，前后基本吻合。奏折的起草人，并不是刘铭传，而是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和著名清流陈宝琛。《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后来分别被《刘壮肃公文集》、《桐城吴先生日记》和《陈文忠公奏议》三部文集收录，吴汝纶的公子吴闿生还加按语：“此疏先公创稿，今谨编入日记中。”[27]这种情况，学术史上闻所未闻。吴汝纶做过李鸿章幕僚，为李捉刀，在当时是常事。陈宝琛如何参与其事，并将奏折收入自己文集，情节尚不清楚，是一个待解的谜。显然，朝野内外不少人士，尤其是历来被认为是观念正统保守的清流骨干，此时卷入了与李鸿章的协同运作，而且对参与这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创作，都感到荣莫大焉。1880年至1884年间，其实是清流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暗通款曲，内外勾兑，谋划大局的五年，与局外人士对于所谓“清流”、“浊流”的一般想象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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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期间，刘铭传遍访政界大佬。12月10日，张佩纶函告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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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三偕蔼青入都，昨始晤谈，老于兵事，多审时度务之言，可云智将。惟于铁路矜为创获，志在为将作大匠，而不愿为度辽将军，殆非吾党相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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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相期”什么？张佩纶的想法与张之洞不尽相同，他期望派刘铭传筹建北洋水师。张佩纶对李鸿章说，此举在你为本谋，在海防为急务，实不专为刘铭传筹划。造铁路对军国有益的道理，我不诧异，惟此举为二千年创举，困难必多。所以建议目前仅就刘铭传一疏作为发端，开展讨论，从容议之。[28]从此信可以看出，张佩纶已经意识到，建造铁路，当时时机尚不成熟，在北京官场中无法被接受，必然会遭遇阻击，只能作为一个酝酿中的话题，反复拿出来讨论，造造声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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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本人对于此次被传召重出江湖兴趣不大。在递上筹造铁路奏折的同时，他又附加《俄事入都目疾请假就医天津片》，称到京后目疾愈重，恐成盲废，请假二十日，到天津就医。后来又再次请求续假，回籍调理。显然，他也看出铁路计划难被采纳，在黎明之前沉闷的暗夜里发出了第一声惊人的呐喊后，就悄然隐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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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省公上疏过急，微指为时相所窥，有心人曲意护持，终当一历挹娄九梯，徐图骋步。”[29]李鸿章回信说：刘铭传回津后，依然关心铁路事。“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惟事体重大，即便刘铭传慨然自任，亦恐穷年毕世，不易卒业。“时政苦文法拘束甚矣，庙堂内外议论，人心皆难划一，无真能主持之权，即断无通力合作之日。是以徘徊审顾，未即属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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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所说“未即属草”，系上谕命他与南洋大臣刘坤一按照刘铭传“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对于如何完成自己设计的这场政治双簧，他还要密切观察朝廷内外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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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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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反对的声音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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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内阁学士张家骧（字子腾）上奏《未可轻议开造铁路折》，列举修建铁路的三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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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江浦为水陆通衢，却非开放口岸，若铁路造成，商旅辐辏，必较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从旁觊觎，百计要求，将何以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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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路沿线会遇到田亩、屋庐、坟墓、桥梁，将其一律平毁，还是要让民众迁徙？火车电掣风驰，必至贻害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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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铁路会影响招商局海运收入，恐所购轮船，渐归无用，从前资本投入无法取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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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骧请朝廷“宸衷立断，将刘铭传请造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莠言”。他写道：“臣知朝廷权衡慎重，决不轻议施行。惟献策者张皇喜事，既以为有利可图，恐参议者附和随声，即以为是谋足用。一言偾事，关系匪轻。”[31]上谕命李鸿章对张的观点悉心妥筹具奏。张家骧是光绪帝的师傅之一，帝师们大多与皇帝生父醇亲王关系密切。他的奏折，显然大有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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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张佩纶秘密告知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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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亦仅数人不以为谬，佩纶知省公非其人，今日非其时，即属蔼卿劝阻。比闻子腾学士以三大弊驳之，内廷作此，必有授之者。来教谓议论、人心皆难画一，以是徘徊审顾，诚大臣之心而老成之见也。不然，佩纶固不畏事、不逢时者，胡独龂龂于此乎？变法当有次第，愿公姑于水师、矿务加意，勿遽言铁路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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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张佩纶再次密告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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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闻兴献不以为是，欲集廷议驳之。……孙子授来言，张子腾抗疏争铁路三大弊，亦下南北洋。并闻合肥已借洋款五百万，拟命马枚叔建工。答以无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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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文中，霭卿即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兴献即醇亲王奕，孙子授即刑部左侍郎孙诒经，马枚叔即李鸿章幕僚、曾经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张佩纶提供的醇王反对修建铁路的情报，后来证明是完全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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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李鸿章按照上谕要求，呈递《妥议铁路事宜折》，正面支持刘铭传主张，对各种怀疑和反对观点进行详细解释，列举铁路之兴的九大好处。同时议复张家骧的奏折，对张的“三大弊端”进行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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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认为，建造铁路的困难，主要是投资经费巨大，借外债乃不得已之办法。有人担心会受洋人盘剥，但举债搞基础建设，与借债支付军费不同。铁路一开，本息就有所取偿，而国家获利更在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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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提出“不可不慎”有三个方面：一是借债时明确保障债权人利息和还款日期，同时不得干预我事，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这样，国家权益不会失落；二是公司化运作，由华商承办，其政令须官方督理，不准洋人附股。债务由铁路公司分年抽缴，期于本利不至亏短，万一亏短，由官方追讨，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界限既明，弊端自绝；三是以往外债皆指定海关税归偿，有人担心铁路债会妨碍中国财政收支。此次可以议明借款与海关无涉，由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于各项财用无所牵掣。李鸿章说，洋人对借债十分慎重，若尽照所拟办法，方可兴办。不如是则勿借。他建议由刘铭传主持铁路项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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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写给李鸿章的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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