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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胡宝铎、章洪钧、张佩纶的科举同年关系较为复杂，连胡适也没有搞懂。胡适在整理其父亲的《钝夫年谱》时，曾用一个按语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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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按：吴大澂，同治七年（戊辰）二甲五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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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同治十年（辛未）二甲十九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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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铎，同治十年（辛未）二甲四十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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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洪钧，同治十三年（甲戌）二甲二十二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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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年谱于此年记吴清卿“与虎兄（胡宝铎）为戊辰会榜同年”，又说“章芹生与张幼樵同年，素相契”，似皆有小误？适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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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同年”是科举时代同榜录取者的互称。比如胡传与胡宝铎、章洪钧一起参加同治丁卯（1867）科的乡试，胡宝铎、章洪钧中举，他们即成为“同年”而胡传不是。以后，吴大澂、胡宝铎参加同治戊辰（1868）科的会试且均中式，故称作“戊辰会榜同年”。只是胡宝铎未参加本年殿试，在戊辰进士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随后，同治辛未（1871）科，张佩纶参加会试并中式，殿试二甲第十九名，胡宝铎这年补行殿试，他们成为辛未同年。而章洪钧这科虽中式，成为贡生，但未参加殿试。迟至同治甲戌（1874）年才成进士，他与张佩纶同科会试中式，亦可称作同年。[11]同年和同学不一样，彼此来自天南海北，本来毫不相识，只是中榜之后，共拜考官为老师，中式者也就多了一个互相联络交往的机会和理由。随着各人后来事业的发展，同年还是彼此提携照应的社交关系圈子。我们知道，会试中榜者叫“贡士”，需待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能获得“进士”的称呼，但殿试并不淘汰参加者，也就是说，殿试只是对入考者进行排名，分成三甲。通常贡士都会随即参加殿试，像胡宝铎、章洪钧这样选择到下届再去殿试的人并不多见，以致连胡适博士都搞糊涂了。至于张佩纶与吴大澂的关系，则来自另一种同年关系，张佩纶自己介绍说，“佩纶兄子人骏以同治戊辰先佩纶入翰林，故戊辰诸前辈多昵就佩纶。佩纶初识吴县吴君清卿，与讲求民间疾苦，所见辄同。……清卿之弟亦官翰林，……又识闽县陈君伯潜，朝夕以文章道义相切。……最后识长沙陈君伯平，每讨论政治得失，意气相许。……三君皆戊辰翰林，有道君子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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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个案例中看出，科举的“同年”对于刚刚迈进官场的读书人搭建人际关系网络非常有效。胡传要去宁古塔，却不认识吴大澂，他只能找京津官场中同乡帮忙（他和胡宝铎、章洪钧差一点成为同年），而胡、章又依靠同年关系，为胡传架设起与张佩纶、吴大澂的联系；甚至张佩纶与吴大澂之间，也是因张佩纶侄子张人骏与吴大澂是同年，才往来密切。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最后为胡传获得了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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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章洪钧介绍，胡传去拜访了张佩纶。他们见面后，曾作如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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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吾为子作书致吴清卿太仆，子可留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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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如蒙录用，固所愿也。今但请以游历为言，不敢遮有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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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亦是。子将以孤身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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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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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予有戚友顾皡民观察，已由吉林将军奏调在彼，闻将接眷赴吉林，吾探明告子，子待之，得附伴而行，更稳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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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谨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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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复问曰：万一游历所至，赀斧已罄，将何策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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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闻边方皆淮军，万一赀斧已竭，则投军充当书识可也。自顾能耐劳苦，少年略习武艺，即投军当勇，亦尚胜任。历半年，积有饷银，便可复游。否则归亦不患无路费矣。此则钝夫所自恃而无恐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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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此诚人所不能及之处，然未免太自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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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苦亦命也，何能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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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为胡传写给吴大澂的荐函，迄今未见各类专著引用，其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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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曾布一笺，当已入鉴。近惟雅歌投壶，餐卫安适为颂。胡铁华明经，安徽绩溪人，其从兄宝铎观政郎曹，与公戊辰同年。铁华尝从融斋先生于龙门书院，究心当世之务，闻东三省为国家根本，而吉林尤边塞要冲，平日讲求舆地之学，欲一往观其形势。节缩衣食得百余金，顾薄笨车以行。其友章琴生编修洪钧，乃佩纶辛未同年，谓边地荒凉，军防严密，不上谒军门，恐珲春、三姓各扼塞，力且不能自致。故属佩纶一言为介。昔苏子由登终南、嵩、华，渡黄河，尽觇天下之奇，而终欲一见韩太尉。今铁华孤行二三千里，眺白山，沥混同，而公固今之一韩。所谓天下恃以无忧，外夷惮之不发者，殆庶几焉。望以为可教而进教之，幸甚。章编修为合肥相公奏调至津，人甚笃实专壹，交游良寡，铁华与章同县，殆至契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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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的内容看，胡宝铎身份是兵部候补主事，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故张佩纶称其为“观政郎曹”，观政者，候补或见习官员也。章洪钧是李鸿章的幕僚，与张佩纶为进士同年，两人过从甚密。张佩纶虽与胡传素昧平生，但因为他是章洪钧请托的朋友，所以把推荐信写得风生水起、灿烂可读。其中“昔苏子由登终南、嵩、华”之句，用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典故，把吴比作宋代枢密使韩琦。张佩纶还将章洪钧与“合肥相公”李鸿章的关系略作铺叙，使得积极奔走于李鸿章门下的吴大澂，能够重视和关照这位远道投奔的落魄秀才。需要说明的是，吴大澂27岁中进士，点翰林，历任陕甘学政（1873）、太仆寺卿（1881）、通政使司通政使（1883）、左副都御史（1884）、广东巡抚（1886）、河道总督（1888）、湖南巡抚（1892），官运亨通，履历完整，其学术成就主要在金石学，又擅长篆书，在当时有很高的名望，但不能被称作“自修而成名的大学者”，胡适对吴大澂的背景介绍，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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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张佩纶以及另外两位朋友的推荐函，胡传11月底来到东北边陲宁古塔。根据他的回忆，“持书上谒。太仆（吴大澂）一见即曰，边方荒僻，往往数千里数百里无人烟，子孤身难以游历，可留我营徐图之。对曰，固所愿也。惟才短一无所长，留居营中无事而食亦可耻。不如请给护照，以便各处游历，或偶有所见，尚可望自效丝毫也。曰，吾将阅边，子随吾行，不亦可乎？对曰，此贡生欲求而恐不可得，不敢启口者也。次日委札下，有‘留心经世之务’六字考语，众皆以为异数。”[15]其实，这六字，正来自张佩纶荐函中所说的“究心当世之务”。而“固所愿也”，亦是他风尘万里，闯荡关东的真实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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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从此成为吴大澂的幕僚。有人形容他“治朴学，工吟咏，性乐毅，无城府。兴至陈说古今，议论蜂拥，一坐皆倾。体干充实，能自刻苦。”[16]一年后，吴大澂上奏“特保贤才恳恩破格擢用”，奉旨“候选训导胡传着以知县留于吉林酌量补用”，[17]由此跳过科举之路，顺利踏进官场，最后官至台湾省台东知州。甲午战争爆发时，吴大澂任湖南巡抚，自请率领湘军出关应战，战败于海城，罢归返湖南，不久开缺。1898年，清廷再降旨，将其革职，永不叙用。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胡传1895年8月18日离台内渡，22日病逝于厦门。此时，小胡适年仅三岁零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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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感戴张佩纶对其父亲的大力推荐，认为张佩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的”，其实不然。从我读过的张氏信函来看，这位清流健将历来以“扶持善类”为己任，常常不遗余力地向朝廷和朋友推荐，而且对于这种举手之劳，并不记挂。其在马江之战后被革职，最初的罪责就是追究他“滥保”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担任巡抚，率军出关，出镇北宁，经营越南前线，而致战败的责任，而非马江之战本身。张佩纶甚至在自己身处逆境之时，仍然积极推荐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他曾经说过：“鄙人生平爱才，而以荐士获谤；然一息尚存，爱才之念如故也。”[18]我在新近出版的《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中，还找到了张佩纶1885年初从福建流放张家口的途中，为自己上年会办海防事务时的一位幕僚写给张之洞的举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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