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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历来传说,古时因为宫廷尊卑有序、男女有别,御医为娘娘、公主们看病,不能直接望、闻、问、切,只能用丝线一端固定在病人的脉搏上,御医通过丝线另一端的脉象诊治病情,俗称“悬丝诊脉”。我手头有篇十几年前《新民晚报》刊载的文摘《“悬丝诊脉”确有其事吗》,作者说,有人采访过旧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称施曾给清廷皇室内眷看过病,施说确有其事。[32]对于这种说法,我历来是不相信的。大约问诊尚可请太监传话,望、闻、切,都需要医生亲身的感受。病人的脉象,若能够通过一根丝线当成USB数据连接线来传递,那么中国古代信息传递的技术真是独步天下了。如果今天有人敢说他掌握着这门秘技,大家一定说他是骗子。于是,写报屁股的稗史作者便只能托言古人或死人,反正谁也无法查证。但施今墨的简历还是可以查考的,他1881年出生,1906年毕业于山西法政学堂,曾追随黄兴,并参加辛亥革命。据说施今墨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但成名显然在民国年间。他成名之后,或许曾为逊清的遗老遗少看过病,但以他“四大名医”的牌头来求证内宫的悬丝诊脉,其实还不够份儿。其结果,只能是以讹传讹,或者故弄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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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皇太后看病,完全可以看到本人,并且也是可以对病人搭脉的。医生马文植在记录自己为慈禧太后看病过程的日记《纪恩录》中,详细描写他首次看病的情形,留下来清晰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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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皇太后面东坐,前设小几,垂黄纱帘幔。行一跪三叩首礼。问何处人及年纪。……命文植进诊,膝行至几前,几上置两小枕,太监侍立两旁。启帘请脉,左右如法。……对云:“两寸脉虚细,左关沉弦,右关小滑,两尺濡细,缘积郁积劳,心脾有亏,肝气亦旺,脾经又有湿痰,荣脉不调,当见谷少,头眩内热,腰酸肢倦,胸闷不舒肋痛诸证。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训示。”太后复详谕毕,随命下去,详细立方。余退出,仍立阶下,薛、汪二君进,请脉毕,同随至东配殿,各立一方。余以面奏之意,先叙原委,决定药剂,稿成呈内大臣请侍医看过,嘱医士用黄签恭楷进呈皇太后御览。太医院将所用之药,在《本草从新》书上用黄笺标记,由李总管递进。顷间,李太监传旨,“马文植所拟药方甚佳,着大臣议奏,应服何方?”大臣面奏:“臣等不明医药,未敢擅定,恭请圣裁。”少顷,内监传旨:“今日仍用太医院方,明日同议,着马文植主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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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宝田在自己日记中的描述,与马文植相较,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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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命余先请脉。余起,行至榻前。榻上施黄纱帐,皇太后坐榻中,榻外设小几,几安小枕。皇太后出手放枕上,手盖素帕,惟露诊脉之三部。余屏息跪,两旁太监侍立。余先请右部,次请左部。约两刻许,奏:“圣躬脉息,左寸数,左关弦;右寸平,右关弱,两尺不旺。由于郁怒伤肝,思虑伤脾,五志化火,不能荣养冲任,以致胸中嘈杂,少寐,乏食,短精神,间或痰中带血,更衣或溏或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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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如此,慈安太后及其他一干宫中内眷,都无必要悬丝诊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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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伴君如伴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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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慈禧太后看病,所有的医生都既感到荣幸,又极为害怕,只求太后早日康复,自己可以解脱回家,内中机密,外人难以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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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辰在给沈能虎的信中透露过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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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圣自廿四日泻止熟眠,曰有起色,至七月廿六日,眠食居然复原。太医李德立,以为到此地位,渠虽不敏,总可操券,以报大安。因千方百计营求,至廿七日清晨,渠单衔进方一个,竟蒙圣上试服。谁知通宵不寐,并见肝风大动,举朝震恐。鄙人万不得已,乃钦遵圣训,代制一达木培土之方,一服而新症悉平,眠食康复。圣上经此比较,便知高下判然。立将李德立交刑部治罪,经内务大臣碰头四次,奏称李德立不过医术荒谬,其急欲求好之心,盖与薛某无异,乞暂宽免,乃蒙俞允。从此处方论药,便少掣肘。自廿八日至今初六日,调理将九日,圣上居然食量加增,仍在内办理紧要公事,了无困乏。大约从此竟无阻碍,则早在中秋,晚在寒露节令,当可告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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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中之千回百折,惟伯相得知其详,而求其不必告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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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李德立,是太医院署右院判(代理副院长),亦是太医院多年的御医,曾在同治末年皇帝的天花医治案中参与治疗和抢救。从民间召集医生,明显是慈禧太后对李德立们不以为然,但他还是要显示自己的技术实力,有时不惜孤注一掷,这次诊疗医方,就碰了大钉子。更奇妙的是,在为慈禧太后治病的过程中,李德立本人忽然死了,改换佟文斌参加医治。[36]李德立的死,也是了无声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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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参和庚辰午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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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病中,政事均由慈安一人临朝处置。早前,同治十年(1871),沙俄借阿古柏侵略新疆而出现的边疆危机,出兵侵占中国伊犁地区,并由此向周边渗透。左宗棠入疆击败阿古柏后,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俄国谈判收回伊犁。次年,崇厚在俄方胁迫下,擅签《中俄伊犁条约》,划失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并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免税,增开俄中之间新的商路,开放松花江,俄国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七处增设领事。消息传来,国内清议大哗,纷纷谴责崇厚丧权辱国。朝廷也认为此约“流弊甚大”,拒绝批准,将崇厚革职交刑部治罪,定为监斩候,秋后处决;改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赴俄谈判改约。同时左宗棠亦准备出嘉峪关,向伊犁挺进。曾纪泽到达莫斯科后与俄国展开积极的斡旋,俄国同意重开谈判,但要求中国赦免崇厚死罪。在此情况下,七月初七日(8月12日),病中的慈禧太后应枢臣要求,以事机急迫,请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共同临朝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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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记录本日医生对慈禧身体状况的描述:诸症减轻,惟腰热咽干,颃嗓仍津汁,痰中带血丝。枢臣在现场看到,慈禧“玉色甚清癯,眼圈发青,气极弱也”。但她的拍板却是明快的:“崇厚罪名原有俟曾纪泽到俄后再议之意,今俄既接待我使,并云条约尚可改,则崇厚杀不杀亦甚不要紧。不杀,伊能逃往何处?着即宽释。”[37]这样就为中俄进一步谈判创造了气氛。这些第一手的记载,栩栩如生详绘出病中慈禧的形象,也显示出她在重大事件决策时的见解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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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中,还有个重要而有趣的细节必须提及。光绪六年八月初十日(1880年9月14日),为马文植、汪守正、薛宝田值班,他们看到吉林将军进献人参二枝,“连根须长尺许,其色金黄,其纹多横,其质坚硬。尝其须,味微苦,渐回甘,噙之津液满口,须臾融化,真上品也”。次日,换薛福辰、仲学辂、马文植请脉时,决定给太后服吉林人参。十二日,又换薛宝田、薛福辰、汪守正、马文植值班。薛宝田在记录他参与为太后诊病的《北行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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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用人参一钱,精神顿健。皇太后甚喜,云:“吉林人参颇有效,仍照用。”出,照原方进御。皇太后命内监擎出苹婆果八十枚,并传皇太后懿旨云:“系长春宫院内树上结的,因食之甘,特命分给众人。”乃各谢赏,携归。[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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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值班,马文植都参加了,他本来就是“滋补派”,显然是服用人参的主要决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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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疾病缠身的慈禧太后,因服用人参而“精神顿健”,这天,她派太监李三顺给其妹妹,醇亲王福晋赠送中秋食物,太监未按规定报告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与午门的护军发生冲突,李三顺遂以被殴和遗失食物向慈禧太后告状。慈禧大怒,一定要严厉惩办护军。这一事件,在晚清历史上颇为著名,称作“庚辰午门案”,最后因左庶子张之洞、右庶子陈宝琛连上二折,方才得以化解,但以往从未有人注意,疾病缠身的慈禧太后忽然亢奋和发飙,竟与她服用了上品野山人参有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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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植进京之后,还遇到为慈禧太后“胞妹”治病一事。光绪六年八月十六日,马文植在日记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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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黎明进内,仲昴亭(仲学辂)、薛抚屏(薛福辰)、赵德舆(赵天向)请脉,公议立方,去益智仁,加霍石斛一味进呈。赐饭毕,太后旨下,命马文植至宝公府为福晋诊脉。福晋为慈禧皇太后同胞姊妹,故又命佟医士及内务府司员翁同往,着李总管先行知道。遵旨退出,前往宝公府,门卫森严,规模壮丽,文植进诊,审是颠病,已十年卧床不起,但食生米,不省人事。诊毕,辞不可治。公爷坚命立方,因拟泻心汤加琥珀、龙齿、麦冬、竹茹。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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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马文植入宫为慈禧太后诊病时,面奏宝公爷福晋病情不可治。[39]收藏马文植《纪恩录》的高伯雨先生考证说:“这个宝公爷福晋,据马文植说是慈禧的胞姊妹,当然不会有错的,但不知是姊还是妹。我们只知道慈禧有一胞妹,嫁醇亲王为福晋,不曾听说又有一姊妹嫁宝公爷为‘福晋’。这个宝公爷是什么人,在清廷当什么差,据浅陋所知,都未见有文字记载。《清史稿》皇子世系表中,也没有宝亲王的封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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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一直未搞清这个宝公爷福晋是不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但却查到同时代官员记载此事的两条史料。一条是翁同龢在九月初六日日记中写道:“巴公夫人,慈禧太后之妹也,患风疾,马文植治之,然竟不起。”[41]另一条是张佩纶九月二十一日给张寿曾、张人骏的信中提及:“马培之医运不佳,宝公夫人景枢爱女及堂郎中亲厚者二人,一月内均不效而死,名稍损,眷亦衰,幸保之者多,尚未遣去。浙江、湖北、湖南、江西所荐则已先后遣归矣。”[42]这里,宝公、巴公名称上略有不同,马文植、翁同龢记录时间的日期也有不相对应之处,但是,马文植为慈禧太后之妹治病的事情却显然是有的,治死了皇亲国戚也没有问责治罪,慈禧对待来自各地的医生是宽厚的和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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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植却心中害怕,想尽早离去。十月初五日,他在朝房待诊时忽然晕跌在地,此后不断请假,太后派人前去探望,回报均说马文植委实病重,延至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太后准其回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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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辰在北京待了一年光景,一方面以高超的医术为慈禧太后治病,另一方面,自己的妻儿老小却无法照顾。其间,全家曾染上时疫,一个女儿不幸夭折。他的弟弟薛福祁私下抱怨说:“抚兄以回天妙手,而眷属却皆不见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而不能自理者,非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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