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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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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太后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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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究竟得什么病，野史中有许多不堪的说法，有人说是小产。我用百度搜索“薛福辰”，页面上跳出的就是“薛福辰给慈禧太后打胎是真的吗？”这样的标题。慈禧是寡妇，怀孕当然衍生出偷情。我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但从《翁同龢日记》《王文韶日记》以及为慈禧太后治病的医生留下的日记和信件中，我读到许多关于病况及治疗的记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更是保存着完整的诊治档案。由于不同的医生在当年对病理就有不同的解释，加之我不懂医学，对慈禧的治病，我只是照录史料，希望学医的朋友参与研究和探究。直接的感受，应当同小产无关。在慈禧生病治病期间，清宫倒是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即慈安太后忽然薨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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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传说，慈安太后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追根溯源，此说最早见于晚清遗老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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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贞皇后崩。时慈禧病甚剧，慈安固健康无恙。凶信出，百官皆以为西圣也。既而知为东后，乃大惊诧。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偶话咸丰末旧事。慈安忽语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在箧中取卷纸出，乃显庙（咸丰帝）手敕也。略谓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唯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姐妹相处久，无间言，何必留此诏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发赤，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十一日，慈安闲立庭中，倚缸玩金鱼，西宫太监捧盒至，跪陈曰：“外舍顷进克食（满洲语，牛奶饼之类），西佛爷食之甚美，不肯独用，特分呈东佛爷。”慈安甚喜，启盒拈一饼，对使者尝之，以示感意。旋即传太医，谓东圣骤痰厥。医未入宫，而凤驭上升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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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是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去世的。这天以前所有史料，都仅有慈禧患病的记载。比如正月初七日，慈禧病势陡然沉重，昏晕半时。二月初六日，李鸿章写信告诉潘鼎新：“闻西圣病棘，恐一月内出事也。”[45]初九日又告诉张佩纶：太后“起居反复无常，脾胃太亏，恐非药饵所能起，可忧孰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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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八日，翁同龢日记记录慈禧“精神渐长，脉亦和缓，惟食多则杂倒饱，足趾微肿”。九日，翁同龢记录慈禧“溏泻而胸转舒”。[47]王文韶日记记录慈安太后身体欠安，撤销了两起预定的接见。但他并未感到异常。散直后，与军机、总署两处同人出德胜门，诣恭王园寓上祭，旋汇于善缘庵便饭。[48]十日，王文韶记录“东圣欠安未愈（外感触动痰饮旧疾），未叫起办事递奏片，韶入直后第一次也”。[49]十一日凌晨，王文韶得到报告，慈安太后病危，他立马赶到宫里。寅初，乾清门打开，较往日迟来半个钟头。太监说，慈安太后已于昨日戌刻去世。王文韶“回忆自入直至今三年有余，只昨日未能见面耳”。[50]一日未见，已是天人永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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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的记录更为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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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正驰入，东华门不拦，月色凄然。入景运门，门者亦无言。徘徊乾清门下，遇一老公一侍卫，皆言微有所闻而不的。诸门下锁，寂无人声。出坐朝房，燮臣（孙家鼐）来，景秋翁（景廉）来，云知会但云病势甚危。须臾诸公陆续来，入座内务府板房，枢廷在彼，伯寅（潘祖荫）、绍彭（广寿）皆来，犹冀门不开或无事也。待至丑正三刻开乾清门，急入，到奏事处，则昨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医生）始则庄守和，继者有周之桢，又某共三人。呜呼奇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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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慈安去世的大致过程。深宫后院，风波诡异，事起突然，任何人都会感到蹊跷，但要说谋杀，却没有过硬证据。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患一两天急病就死人，亦是常有之事。问题在于，过去写这段历史的学者，从未把慈安之死放在慈禧患重病的背景下考量，他们是否想过，慈禧在自身病疴深入膏肓之时，能否有足够的心智体力和毅力去策划谋杀慈安？当时慈安是正宫，位置在慈禧太后之上，久病难愈的慈禧就不惧怕冥冥中的因果报应？当然，遗诏废后和下毒谋杀带有传奇色彩，宫闱秘密也难以查清，既然恽毓鼎说了，后人便顺着这个思路发挥想象，附会蛛丝马迹。反过来，谁要讲没有遗诏、没有投毒，反倒变得难以举证了。只是恽毓鼎说慈安死于三月十一日，又说服毒后立即传太医，医生未至而人已死亡，这与事实均不相符。再有，在慈禧生病的一年里，她几乎不再上朝，因此“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偶话咸丰末旧事”，恐怕也很难得。即便宫中有见面，这种交谈只能是两人间的，恽毓鼎又从何处获此绝顶机密？所以恽的说法很早就有人质疑。民国学者金梁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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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恽氏曾事东朝，横造影响无稽之言，后之览者，宜深辟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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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类钞》中还另有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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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贞后（慈安）崩之前一夕，以稍感风寒，微不适。翌晨召薛福辰请脉（医士为帝后诊脉称请脉）。福辰奏微疾不须服药，侍者强之，不得已为疏一方，略用清热发表之品而出。是日午后，福辰往谒阎敬铭，阎留与谭。日向夕，一户部司员满人某，持稿诣请画诺。阎召之入，画稿毕，某司员乃言：“出城时，城中宣传东后上宾，已传吉祥版矣”（宫中谓棺曰吉祥版）。福辰大惊曰：“今晨尚请脉，不过小感风寒，肺气略不舒畅耳，何至是？或西边病有反复。外间讹传，以东西互易耶？”有顷，内府中人至，则噩耗果确矣。福辰乃大戚，曰“天地间乃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乎？”[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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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桥段，更是栩栩如生，却依然是假的。因为薛福辰早在第一时间向李鸿章密报了慈安死因，所以远在天津的李鸿章，十三日给张佩纶的信中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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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得薛抚屏书，谓东圣是日小有感冒，服太医庄守和大黄、芒硝一剂，大泻，覆壅而崩，并未招诸医合方，痛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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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三月十二日得薛福辰的京中急信，属于第一手内幕消息。李鸿章这封信，也是近年方才披露。薛福辰对于慈安之病死并没有质疑。我读到同时代官员的公私文件，对慈安之死也没人提出疑问。当时的宫廷风波诡谲，也不是谁都敢随便提出怀疑的。恽毓鼎三十三年之后撰写的前朝掌故，是否可信呢？恽氏虽然做过史官，但慈安死时他才十九岁，住在湖北，尚未入仕，他的种种描述，其实均系传说。我这里留一个存疑，东太后之死，还是可以继续挖掘史料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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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康复颁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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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发丧。各种祭奠一一尊礼仪施行。在忙碌中，夏天姗姗地来到了。经过薛福辰、汪守正等人的精心治疗和调理，病恹恹的慈禧圣体也终于痊愈。六月二十五日，清廷颁布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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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自上年春间圣体违和，多方调摄，现已大安，朕心实深庆幸。惟念慈躬甫就绥和，仍宜随时静摄，昕宵训政，未可过涉焦劳。朕惟有于定省之余，吁恳圣慈遇事节劳宽怀，颐养日益强康，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年宝廷奏请饬各省保荐医士，当经寄谕各省督抚，详细延访，保送来京。旋据李鸿章、李瀚章、彭祖贤保送道员薛福辰，曾国荃保送知县汪守正，吴元炳、谭钧培保送职员马文植等到京，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带领各该员，同太医院院判等，每日进内请脉。所拟方剂，均能敬慎商榷，悉臻妥协允宜，特沛恩施。前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着记名以道员遇缺题奏，并赏加布政使衔。知府用候补直隶州知州，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着记名以知府遇缺题奏，并赏加盐运使衔。署右院判庄守和，着补授左院判，赏给三品顶戴，并赏还花翎。四品衔御医李德昌，着补授右院判，赏给三品顶戴，并赏戴花翎。医士栾富庆、佟文斌，均着以御医遇缺即补，并赏加五品顶戴。前署右院判李德立之子、兵部主事李廷瑞，着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补。并钦奉懿旨，薛福辰、汪守正、庄守和、李德昌、马文植，各赏给扁额一方，以示优异。钦此。总管内务府大臣恩承、广寿、志和、师曾、广顺，内阁学士宝廷，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陕甘总督曾国荃，湖北巡抚彭祖贤，前江苏巡抚吴元炳，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谭钧培，均着交部从优议叙。钦此！[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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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道上谕看到，民间进京医生得到褒奖的，仅薛福辰、汪守正、马文植三位。除了马文植外，所有受到褒奖的医生（包括太医）都在京师，故军机处另有一道咨文发给江苏巡抚黎培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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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军机处为咨行事，本日钦奉懿旨，赏给马文植扁额一方，贵抚于接奉后，即发交该职员袛领，相应知照贵抚钦尊办理可也。须至咨者。[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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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辰不久调补直隶通永道，后来担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宗人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诸位医生中晋升官位最高者。汪守正以后担任过扬州知府、天津知府和候补道员。两人的任职均在京津，是否为了地迩宫禁，今后太后有需，诊治方便呢？马文植未得官职，继续在家乡行医，成为“孟城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慈禧太后为了感谢为她治病的大夫，还向他们赐赠了亲书的匾额和“福”字。薛福辰获得的匾额题“职业修明”，汪守正获得的匾额题“业奏桐雷”（桐君、雷公，都是传说中的古代医家），马文植获得的匾额题“务存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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