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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黄建笎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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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盛宣怀致外务部电》，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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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李经述、李经迈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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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一时耆旧尽凋零光绪十六年冬季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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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必须在这里再过一个冬天，我想请您前来北京住上半年，让您沾沾这里的尘埃，并且呼吸呼吸使馆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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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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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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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六年（1890）底，中国北方是一个暖冬。十月廿六日（12月7日），节气已入大雪，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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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尚暖。俗云小雪封地，大雪封河，今大雪地犹未冻，午忽雾塞，阳气不收之征也。未晴风起，仍不甚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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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申报》也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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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以后，四野天低。一轮日黯，朔风不竟，饶有望云思雪之意，而连朝欲雪不雪，似烟非烟，一片阴霾，弥漫空际。且天时奇暖，不特河道未见冰凌，即沟壑之中，冻者半，未冻者亦半，非天道自南而北，即寒暑之愆期。气候之不正也，或者恐酿冬瘟，不禁又切杞人之忧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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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瘟就是冬季传染病。清代医学术语与西医用语完全不同，当时人记载的“大疫”、“时疫”、“疠疫”、“冬瘟”、“疫气”，对应今天什么疾病，往往医史专家也难以解释。一般理解，天花、霍乱、白喉、猩红热、疟疾、伤寒，都可归于瘟疫之中，而流行性感冒、脑膜炎、甲乙型肝炎，当年叫做什么，就含混不清了。研究医学史的学者余新忠认为，准确判断历史上发生的疫病为现代医学所称谓的何种疾病，无疑是件令研究者和读者感到兴奋的事情，然而这种判断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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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十月廿六日（12月7日）傍晚，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忽觉疲不支，饭后漱洗即枕，后胃气郁勃，起于腹中，上振囟门，下窜腰际，五夜不能合目，急起静坐，始稍敛摄。终不得半晌眠也”。次日延医视之，“投以疏散之品，不效”。李鸿章建议他服用金鸡纳霜，张佩纶“自知病伏已久，而发之猛，非中医所能治也。且疫气方炽，停留长智，非速攻不可。午后肚热，时作谵语，困甚”[4]。几天里，张佩纶连续服药，至廿九日热退病清，身体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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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患的是疟疾吗？有点像，因为他是服用了进口的抗疟疾特效药金鸡纳霜痊愈的。李鸿章相信西医，他建议女婿服用金鸡纳霜并不令人意外。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他患病时，李鸿章“每日必陪医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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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纳霜是从原产于秘鲁的茜草科植物金鸡纳树树皮研磨出来的粉末，经传教士发现带往欧洲并流传世界各地。往前追溯两个世纪，康熙三十二年（1693），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即用金鸡纳霜治疗了康熙帝的疟疾，此药遂在清朝成为专供皇室使用的宝物。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因患疟疾无药可治，仗着皇帝的宠信，他直接向康熙皇帝索要金鸡纳霜。苏州织造李煦上奏云：“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康熙帝看信后亲笔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金鸡挐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两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5]这是金鸡纳霜在中国流传的早期逸事，从中也可看出康熙皇帝与曹家不同寻常的深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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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纳树是种奇特的植物，树皮中含有奎宁、奎尼丁、辛可尼丁等多种生物碱。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从药理学上讲，它是喹啉类衍生物，能与疟原虫的DNA结合，形成复合物，抑制DNA的复制和RNA的转录，从而抑制原虫的蛋白合成；另外，能降低疟原虫氧耗量，抑制疟原虫内的磷酸化酶而干扰其糖代谢。1820年，由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Pelletier）和卡芳杜（J．Caventou）首先制得纯品。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康熙、曹寅，还是张佩纶，他们服用的金鸡纳霜，都还不是用现代医学方法萃取的西药，而只是西方传统的植物类药物。19世纪，是传统西药向现代西药转变的年代，药物的原料，大多还是从植物中提取，比如作为缓释剂的颠茄、作为镇痛剂的罂粟、作为兴奋剂的洋地黄。纯化学合成的药物和抗生素，要到20世纪才大盛。但西药即便从植物中提取，他们对病理和药理的解释，与中国医学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体系，且金鸡纳霜唯有外国进口，当时将其当作西药，亦是天经地义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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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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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天津的张佩纶虽然痊愈，住在北京的工部尚书潘祖荫却在十月三十日（12月11日）突然病死。张佩纶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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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都中疫气亦盛，潘伯寅师病五日而卒。子授丈亦病亟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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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研究潘祖荫与大克鼎专题时，就注意到潘祖荫是得急症死的。查其年谱，本年春夏，直隶霪雨成灾，永定河两岸并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河堤多处决口，上下数百里一片泽国，京师周围，哀鸿遍野。潘祖荫奉派主持救灾，在城门之外添设多家粥厂，做赈济灾民的工作。十月十五日，他上奏请求再拨银米，奉旨赏京仓漕米五万石，以备冬抚，着潘祖荫等分拨各厂煮粥之用。廿三日，他忽感寒身，热汗不止，犹勉强起身入直。廿五日，查验火药局归即作喘。次日喘益甚，旋请假延医生诊治，服疏散之剂。廿七日，热解而喘如故，汗下如雨。假寐梦中，喃喃所言皆赈事。[7]按照叶昌炽记载，“凤石前辈”即同治十三年状元陆润庠为潘祖荫诊病。[8]陆润庠，江苏元和县（今苏州）人，与潘祖荫为同乡，出身于通晓医理的书香门第，父亲陆懋修（字九芝）为精研张仲景《伤寒论》的名医，本人也通医术。光绪三十二年的清宫脉案档案中，还记载有陆润庠为慈禧太后诊脉的两则脉案和处方。三十日上午，潘祖荫的老朋友翁同龢接到李鸿藻报信，赶去探望，见到擅治时疫的名医凌绂曾刚开完药方，而私下，凌绂曾告知探视者，病人已经不行了。凌绂曾为名医凌奂之子，字初平，一字别驾。浙江归安（今湖州）人。精于医，对霍乱，痧症、烂喉丹痧等颇有心得。后来官至山东肥城县、海阳县知县。翁同龢进入卧室，潘祖荫神志清晰，一把执住他的手说：“痰涌恐难治矣”，另一手执眼镜看药方。翁同龢注意到，病人“汗汪然也”。对于最后的抢救，翁同龢主张使用人参，另一位老友、内阁学士李文田则说，人参、附子断不可用，舌焦阴烁，须梨汁或可治。翁同龢争辩道：“梨汁能救命吗？”他们回到内室，看到潘祖荫出汗更多。[9]不久，叶昌炽去探望，潘祖荫已不能言，仅手书“痰声如锯不治也”，字迹模糊，不堪辨认。[10]申刻，病人痰涌，酉刻，以坐姿告终，不平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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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祖荫得了什么病？其症状是身寒、出汗、痰喘，中医治疗，使用“疏散之剂”，假如延请西医，使用奎宁，他能否起死回生？对此我均难以断言。梨汁能润肺止咳化痰，人参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但对付急性传染病，恐怕都不是灵药。李鸿章说：“潘文勤五日之疾，遽谢宾客”[11]，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即便是位极人臣的高官，得病后迅即去世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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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前面提到的“子授丈”，即户部左侍郎孙诒经。翁同龢十月廿八日早晨“出西长安门问孙子授疾”，他发现孙“痰喘甚重”。十一月初六日（12月17日）丑刻，孙诒经去世。翁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12]——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琦，后来做过清政府驻法国、德国公使，清末最后一任山东巡抚，民国年间任过北洋政府的外长、财长和代理国务总理。张佩纶与第三任太太鞠耦所生的小儿子张志沂，在与原配夫人黄素琼（湘军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离婚后，1934年与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结婚。这样，孙宝琦就成为张爱玲的继外祖父了。[13]当然，这是四十多年后的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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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日（12月24日）夜，前礼部右侍郎宝廷去世。宝廷儿子寿富编纂的《先考侍郎公年谱》谓：“是秋，京师瘟疫盛行，公以积弱，遂遘斯疠。”宝廷十一月初四日得病，初七日少痊，次日复重，遂昏如重醉，十二日少痊，元气已损，自知不起，交代儿辈“建树报国，戒以毋为无用之学”[14]。他从得病到去世，前后九天。宝廷、张之洞、张佩纶，在光绪十年前，是著名的“翰林四谏”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弹劾昏庸官吏，名震朝野上下。光绪八年，宝廷在出典福建乡试回京途中，纳船妓为妾，旋自劾罢官，隐居西山，过着贫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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