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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疫病，住在北京的礼部尚书李鸿藻，曾有一函致张佩纶，函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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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至今无雪，每晨大雾迷漫，似有瘴气。伯寅、子授皆以感寒，为药所误。伯寅同年至交，一旦化去，感伤不能自已。此次振（赈）抚灾民，筹集巨款，心血尽矣。临终谵语仍以春赈无款为忧，令人可敬。鄙人公私交迫，日无片刻之暇。难题将出旦夕间耳，此事从隆从杀，难得一当，窒碍甚多，非面谈莫悉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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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笔下的北京天气情形，与前引《申报》的描述完全一致。他认为潘祖荫、孙诒经，皆以感寒为药所误，亦即不能如同平常那样，使用疏散之剂来泄热。此信后半段所讲某事需要面谈云云，不详，使用的是两人间心照不宣的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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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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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日子，名士李慈铭也在时疫中挣扎。十一月初三日，他早起后肚子痛，感觉是中寒了，但已经约了黄体芳、王仁堪、樊增祥、鲍临、吴讲、沈曾植、黄绍箕等朋友晚上饮酒，姨太太也约了一班女眷吃饭，一直闹到二更才散。客人走后，李慈铭因腹痛已不能行步了。此后身体天天不适，初八日日记记载：“身热益甚，已成伤寒热证。盖近日都中疫病大作，余以肝疾感寒，兼染时气也。”初十日，气喘不止，勺饮不进，身热作痛，咳不绝声，胃肾两穷，胃气上逆，自觉将要不治。次日又记，竟日的咳喘，使得喉舌枯竭，需要时时以龙井茶润口，且痰逆不思食。十五日记：“彻夜咳嗽，吐痰至数升，气弱而促口中枯臭，尚忧不济。”十八日记：“是日喘虽少而咳急如故，吐痰辄升许，胸中烦热，气惙如丝，不更衣者已十余日，昨又竟夕不寐，虑终不济。”他延请汪文枢看病。汪文枢，字冠中，号干廷，江西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时任吏部主事，善医。汪给李慈铭服疏导药物，后又改温散发汗之药、清解之药，礼部右侍郎李文田（他十一月十二日迁升此职）也给他下过几次药方。在众友人的关怀之下，李慈铭渐渐康复过来，有时也随着处方而翻阅《本草》。服食了人参、麋茸、人乳和各种药物。他是著名美食家，养着城里最好的厨子，读到日记中留下的“蜥蜴须雌雄一对用之，言与人参羊肉同功”。“蛤蚧、桑寄生等皆缺真者，意不如以血肉之物稍养胃阴，令庖人烹鸭汤及以羊肉作包子稍稍饮而下之，以防气脱坐化”之类有趣记载，令人不觉莞尔。他的病，大约至廿七日痊愈，算是到鬼门关上走了一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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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在病中和愈后写下了《病甚三首》《挽潘郑庵尚书四首》《病起柬敦夫弢夫云门子培仲弢五君子三首》《云门和予病起诗有促归之语作此答之》《黄再同编修日以所畜黑牛乳见饷赋此奉谢》《病中闻伯羲祭酒同年亦病甚近日皆起以诗柬之》《介唐宫庶今秋遘危疾甫愈余病大作屡承过视起后赋此酬之》《病起呈翁叔平尚书师》《病起柬瞿子玖学士同年并谢病中枉过》等诗篇。写了患病的痛苦，友朋的关怀和康复的喜悦。其中《病甚三首》是考虑到临终之际占授以作遗书，令后人知其志节的：尚有平生习，床头数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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嗒若枯枝卧，居然杜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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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亲成两负，生死总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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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熟中交战，呼謈力渐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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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惭执友，病榻日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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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平生习，床头数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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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日起，仍与此君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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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午犹开卷，先师早儆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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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无用殉，一册孝经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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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商量事，青山葬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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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南难自定，迟速称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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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壑三生旧，烟霞一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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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阳与秋月，终古伴闲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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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愈后，他感念李文田、汪文枢对自己的妙手救助，作《病起酬李侍郎汪吏部文枢枉诊惠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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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岳收魂又赐环，居然古井见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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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虀尚合饶贫士，树稼由来止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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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雪备尝诸狱苦，负暄消受一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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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桔梗弥山泽，自有回春至宝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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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汪文枢，在当了二十多年京官之后，光绪十七年正月廿八日，外放甘肃泾州灵台县知县，时年四十七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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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还在其诗歌的注释中分别写道：“近日疫疾大行，都中十室九病，投以寒散（之剂），无不毙者。侍郎及汪君皆以参茸治余疾云。”[20]“比来京师大疫，如怡亲王载敦、潘伯寅尚书、孙子授侍郎、恩侍郎棠、宝侍郎廷、冯大理尔昌及翰林台谏郎署诸君病殁者数十人。”[21]为后人了解这场疫病留下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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