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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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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天津的张佩纶虽然痊愈，住在北京的工部尚书潘祖荫却在十月三十日（12月11日）突然病死。张佩纶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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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都中疫气亦盛，潘伯寅师病五日而卒。子授丈亦病亟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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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研究潘祖荫与大克鼎专题时，就注意到潘祖荫是得急症死的。查其年谱，本年春夏，直隶霪雨成灾，永定河两岸并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河堤多处决口，上下数百里一片泽国，京师周围，哀鸿遍野。潘祖荫奉派主持救灾，在城门之外添设多家粥厂，做赈济灾民的工作。十月十五日，他上奏请求再拨银米，奉旨赏京仓漕米五万石，以备冬抚，着潘祖荫等分拨各厂煮粥之用。廿三日，他忽感寒身，热汗不止，犹勉强起身入直。廿五日，查验火药局归即作喘。次日喘益甚，旋请假延医生诊治，服疏散之剂。廿七日，热解而喘如故，汗下如雨。假寐梦中，喃喃所言皆赈事。[7]按照叶昌炽记载，“凤石前辈”即同治十三年状元陆润庠为潘祖荫诊病。[8]陆润庠，江苏元和县（今苏州）人，与潘祖荫为同乡，出身于通晓医理的书香门第，父亲陆懋修（字九芝）为精研张仲景《伤寒论》的名医，本人也通医术。光绪三十二年的清宫脉案档案中，还记载有陆润庠为慈禧太后诊脉的两则脉案和处方。三十日上午，潘祖荫的老朋友翁同龢接到李鸿藻报信，赶去探望，见到擅治时疫的名医凌绂曾刚开完药方，而私下，凌绂曾告知探视者，病人已经不行了。凌绂曾为名医凌奂之子，字初平，一字别驾。浙江归安（今湖州）人。精于医，对霍乱，痧症、烂喉丹痧等颇有心得。后来官至山东肥城县、海阳县知县。翁同龢进入卧室，潘祖荫神志清晰，一把执住他的手说：“痰涌恐难治矣”，另一手执眼镜看药方。翁同龢注意到，病人“汗汪然也”。对于最后的抢救，翁同龢主张使用人参，另一位老友、内阁学士李文田则说，人参、附子断不可用，舌焦阴烁，须梨汁或可治。翁同龢争辩道：“梨汁能救命吗？”他们回到内室，看到潘祖荫出汗更多。[9]不久，叶昌炽去探望，潘祖荫已不能言，仅手书“痰声如锯不治也”，字迹模糊，不堪辨认。[10]申刻，病人痰涌，酉刻，以坐姿告终，不平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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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祖荫得了什么病？其症状是身寒、出汗、痰喘，中医治疗，使用“疏散之剂”，假如延请西医，使用奎宁，他能否起死回生？对此我均难以断言。梨汁能润肺止咳化痰，人参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但对付急性传染病，恐怕都不是灵药。李鸿章说：“潘文勤五日之疾，遽谢宾客”[11]，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即便是位极人臣的高官，得病后迅即去世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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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前面提到的“子授丈”，即户部左侍郎孙诒经。翁同龢十月廿八日早晨“出西长安门问孙子授疾”，他发现孙“痰喘甚重”。十一月初六日（12月17日）丑刻，孙诒经去世。翁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12]——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琦，后来做过清政府驻法国、德国公使，清末最后一任山东巡抚，民国年间任过北洋政府的外长、财长和代理国务总理。张佩纶与第三任太太鞠耦所生的小儿子张志沂，在与原配夫人黄素琼（湘军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离婚后，1934年与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结婚。这样，孙宝琦就成为张爱玲的继外祖父了。[13]当然，这是四十多年后的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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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日（12月24日）夜，前礼部右侍郎宝廷去世。宝廷儿子寿富编纂的《先考侍郎公年谱》谓：“是秋，京师瘟疫盛行，公以积弱，遂遘斯疠。”宝廷十一月初四日得病，初七日少痊，次日复重，遂昏如重醉，十二日少痊，元气已损，自知不起，交代儿辈“建树报国，戒以毋为无用之学”[14]。他从得病到去世，前后九天。宝廷、张之洞、张佩纶，在光绪十年前，是著名的“翰林四谏”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弹劾昏庸官吏，名震朝野上下。光绪八年，宝廷在出典福建乡试回京途中，纳船妓为妾，旋自劾罢官，隐居西山，过着贫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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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疫病，住在北京的礼部尚书李鸿藻，曾有一函致张佩纶，函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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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至今无雪，每晨大雾迷漫，似有瘴气。伯寅、子授皆以感寒，为药所误。伯寅同年至交，一旦化去，感伤不能自已。此次振（赈）抚灾民，筹集巨款，心血尽矣。临终谵语仍以春赈无款为忧，令人可敬。鄙人公私交迫，日无片刻之暇。难题将出旦夕间耳，此事从隆从杀，难得一当，窒碍甚多，非面谈莫悉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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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笔下的北京天气情形，与前引《申报》的描述完全一致。他认为潘祖荫、孙诒经，皆以感寒为药所误，亦即不能如同平常那样，使用疏散之剂来泄热。此信后半段所讲某事需要面谈云云，不详，使用的是两人间心照不宣的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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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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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日子，名士李慈铭也在时疫中挣扎。十一月初三日，他早起后肚子痛，感觉是中寒了，但已经约了黄体芳、王仁堪、樊增祥、鲍临、吴讲、沈曾植、黄绍箕等朋友晚上饮酒，姨太太也约了一班女眷吃饭，一直闹到二更才散。客人走后，李慈铭因腹痛已不能行步了。此后身体天天不适，初八日日记记载：“身热益甚，已成伤寒热证。盖近日都中疫病大作，余以肝疾感寒，兼染时气也。”初十日，气喘不止，勺饮不进，身热作痛，咳不绝声，胃肾两穷，胃气上逆，自觉将要不治。次日又记，竟日的咳喘，使得喉舌枯竭，需要时时以龙井茶润口，且痰逆不思食。十五日记：“彻夜咳嗽，吐痰至数升，气弱而促口中枯臭，尚忧不济。”十八日记：“是日喘虽少而咳急如故，吐痰辄升许，胸中烦热，气惙如丝，不更衣者已十余日，昨又竟夕不寐，虑终不济。”他延请汪文枢看病。汪文枢，字冠中，号干廷，江西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时任吏部主事，善医。汪给李慈铭服疏导药物，后又改温散发汗之药、清解之药，礼部右侍郎李文田（他十一月十二日迁升此职）也给他下过几次药方。在众友人的关怀之下，李慈铭渐渐康复过来，有时也随着处方而翻阅《本草》。服食了人参、麋茸、人乳和各种药物。他是著名美食家，养着城里最好的厨子，读到日记中留下的“蜥蜴须雌雄一对用之，言与人参羊肉同功”。“蛤蚧、桑寄生等皆缺真者，意不如以血肉之物稍养胃阴，令庖人烹鸭汤及以羊肉作包子稍稍饮而下之，以防气脱坐化”之类有趣记载，令人不觉莞尔。他的病，大约至廿七日痊愈，算是到鬼门关上走了一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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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在病中和愈后写下了《病甚三首》《挽潘郑庵尚书四首》《病起柬敦夫弢夫云门子培仲弢五君子三首》《云门和予病起诗有促归之语作此答之》《黄再同编修日以所畜黑牛乳见饷赋此奉谢》《病中闻伯羲祭酒同年亦病甚近日皆起以诗柬之》《介唐宫庶今秋遘危疾甫愈余病大作屡承过视起后赋此酬之》《病起呈翁叔平尚书师》《病起柬瞿子玖学士同年并谢病中枉过》等诗篇。写了患病的痛苦，友朋的关怀和康复的喜悦。其中《病甚三首》是考虑到临终之际占授以作遗书，令后人知其志节的：尚有平生习，床头数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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嗒若枯枝卧，居然杜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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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亲成两负，生死总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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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熟中交战，呼謈力渐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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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惭执友，病榻日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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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平生习，床头数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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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日起，仍与此君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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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午犹开卷，先师早儆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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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无用殉，一册孝经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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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商量事，青山葬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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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南难自定，迟速称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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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壑三生旧，烟霞一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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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阳与秋月，终古伴闲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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