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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商量事，青山葬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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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南难自定，迟速称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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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壑三生旧，烟霞一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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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阳与秋月，终古伴闲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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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愈后，他感念李文田、汪文枢对自己的妙手救助，作《病起酬李侍郎汪吏部文枢枉诊惠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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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岳收魂又赐环，居然古井见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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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虀尚合饶贫士，树稼由来止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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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雪备尝诸狱苦，负暄消受一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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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桔梗弥山泽，自有回春至宝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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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汪文枢，在当了二十多年京官之后，光绪十七年正月廿八日，外放甘肃泾州灵台县知县，时年四十七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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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还在其诗歌的注释中分别写道：“近日疫疾大行，都中十室九病，投以寒散（之剂），无不毙者。侍郎及汪君皆以参茸治余疾云。”[20]“比来京师大疫，如怡亲王载敦、潘伯寅尚书、孙子授侍郎、恩侍郎棠、宝侍郎廷、冯大理尔昌及翰林台谏郎署诸君病殁者数十人。”[21]为后人了解这场疫病留下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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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亲王载敦死于十一月十一日。《申报》报道说：“上月初染患时疫，触发痰喘旧疾，迭经医治，惟年老气衰，渐形沉重”而逝。[22]载敦是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爱新觉罗·载垣族弟。道光五年（1825），载垣袭封怡亲王，咸丰十一年，载垣在辛酉政变后被夺爵赐死，抄没其家。同治三年（1864），朝廷恢复被革之怡亲王世爵，由载敦继袭。载敦虽然担任过内大臣、都统、阅兵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赏戴三眼花翎[23]，但都是闲职，他在晚清政坛上并不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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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亲王染病，时疫也传入宫中。十一月十五日，丽皇贵太妃以“年届花甲，近染时疫，经御医请脉，进以清表良剂，终因年迈气衰，药饵不易起效”而薨逝。[24]在香港导演李翰祥1983年执导的电影《垂帘听政》中，丽妃千娇百媚，能歌善舞，深受咸丰帝宠爱，根本不把慈禧放在眼里。一心想要得宠、费尽心机往上爬的慈禧对她妒恨不已。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发动辛酉政变，肃清了敌对势力后，回过头来整治昔日与她争宠的丽妃。她效法汉代吕后迫害戚夫人的方法，将丽妃的手脚悉数砍去，装在一个坛子里，拉去她的宫殿观看，丽妃毫不示弱，照样奚落慈禧，还唱着：“艳阳天，艳阳天，桃花似火柳如烟……”这个情节，相信当年给所有观众留下了深刻而恐怖的印象。然而事实上，丽妃作为先帝遗孀，一直平静地生活在紫禁城的后宫里。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两宫太后颁旨，赐顾命大臣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首，初十日，即以丽妃“承侍宫闱，恪恭淑慎”，“诞育大公主”，晋封她为丽皇贵妃。[25]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又尊封丽皇贵妃为丽皇贵太妃。[26]丽皇贵太妃薨逝后第三天，光绪皇帝亲诣祭奠行礼，宗室以上王公文武官员素服一日，并从十七日起，辍朝五日。[27]这位早已淡出世人视野的老太太，此时犹如一张陈旧的照片被重新发现，唤起了许多人早已褪色的昔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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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理寺卿冯尔昌，我们所知甚少。他是同治二年的进士，字玉雯，号仲山，山东安邱人。曾经担任广东学政、光禄寺卿。不知为何，《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汇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两大文献总汇均无他的档案材料。我在李慈铭的诗歌注释中发现了他去世的蛛丝马迹。再从《申报》中检索，找到他九月十二日起，连续请假五十天的记录[28]，但确切死期不详。冯尔昌死后，张荫桓于十二月十二日接任了他的职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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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前国子监祭酒盛昱也在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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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日记详细记载了对潘祖荫之死的感受和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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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后闻潘伯寅尚书以酉刻卒，为之惊怛，走使问之，则凶仪已设矣。余与尚书交契三十余年，都门旧雨，无先之者。推襟送褒，冷热相关，比虽踪迹阔疏，至数年不相见，然彼此休戚，时通寤寐。尚书每见子培、弢夫，辄殷殷询余近状，乃里闬相望，邈若山河，至于病死，不相闻问，幽明遽隔，一见无期。不谓斯人，风流顿尽，追寻曩契，万绪纷然，孤灯荧荧，泫然欲绝。尚书生于道光庚寅十月，少余一岁。悲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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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奇特的是，李慈铭记录了王仁堪与冯煦对疫病的一段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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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可庄、梦花言，自今秋以来，米市胡同之南海馆中造一亭，巷中死丧相继。通政司参议胡隆洵、大理寺卿冯尔昌、礼部郎中周芳朴及尚书（潘祖荫）而四，皆比屋而居，百日之中，门皆白垩，此盖坊巷衰替凶气偶钟，若归咎区区一亭，不足信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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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未见有人关注光绪十六年北京流行的这场瘟疫——它的病因，它的规模。只是因为若干知名官员的患病和去世，才在他们友朋的日记中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庶民百姓的情况呢，则没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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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奇怪的是，虽然在这次瘟疫中不少人相继死亡，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恐慌，朝廷的政事处理，官员间的拜访、朋友间的酬酢，乃至婚嫁喜事，一如其旧地进行着。光绪皇帝三次去大高殿祈雪，经过与上天的反复“沟通”，空中也就淅淅沥沥地飘洒下雪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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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从光绪十五年底起，一场起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流感，到次年3月席卷了整个西欧，并传向世界上许多地方。流感中，至少25万欧洲人死去，全球的死亡数字据说高达100万人。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流感按它的发源地命名。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可能是一种甲型病毒（H2N2）。北京的“冬瘟”与“俄罗斯大流感”有什么联系？似乎从未引起医史专家的关注，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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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六年，岁在庚寅，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平淡的年份，但曾国荃、曾纪泽叔侄，湘军水军统帅彭玉麟、杨岳斌，河南巡抚倪文蔚、前山西巡抚卫荣光、前闽浙总督李鹤年等晚清重臣，均在这年作古。到了岁尾，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谢世，那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醇王身体一直不好，早已不理政事，但翁同龢十一月十七日（12月28日）去探望他时，除了太医，还看到了潘祖荫病危时也在现场的凌绂曾。脉案说，醇王“神识有时不清、谵语，小便频数，痰咯不出，手足痺痿，药用补气清痰”[32]。凌绂曾是本年九月奉电旨入京，参与抢救醇王的，此时他的到场，与醇王临终前感染了时疫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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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王死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1891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