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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北京的英国人赫德说：“大部分人都不舒服，今冬气候险恶，目前我有幸身体颇佳。”[33]他评价这场瘟疫后果时写道：“七爷（醇亲王奕譞）的逝世和老人员的消失，使朝廷今后能放手发展新的局面。未来的世纪中国将是令人感兴趣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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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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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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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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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2013年3月17日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后，宗亮先生在4月7日发表《光绪十六年冬季传染病补说》，依据《那桐日记》，介绍时任户部主事的那桐和他母亲，在光绪十五年十一月感染时疫。十六日，那桐突患急病：“感冒甚重，头痛、身冷、咳嗽、流涕，终夜不眠。”这些症状，与潘祖荫、李慈铭等人的情况十分相似。当晚，他延医长沈生诊视并服药一帖，到第二天，病情并未好转：“身冷、咳嗽较甚，仍服沈生之药，未敢出门。”十八日，他请赵理臣诊视。结果次日“病未愈，口渴益甚”，又请医士李少轩来，李开出的药方是“柴胡汤加减”。服药之后，“夜大作渴，病甚”。二十日，他不得已又请来陆竹君，陆的办法是“投以凉剂”，数天之后，那桐的病情有所缓解。到了二十四日，病情更见好转。这天，给李慈铭看过病的吏部主事汪文枢来诊，服药后那桐“病益好”，且“始得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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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的病有没有可能只是偶然情况，与时疫无关？宗亮先生认为，他感染时疫的可能性更大，我也同意这个看法。在同一时期，那桐的母亲也病了，“母亲与余病同，尚未见好，万分焦灼”。二十三日，与那桐均服陆竹君药，先是“病见轻”，次日“大见好”。然后改服汪文枢药，至二十六日，母子大愈。经此一“疫”，那桐颇有“劫后余生”之叹，他在日记中感慨“幸甚幸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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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亮先生还找到“俄罗斯大流感”的报道。1890年第14期《万国公报》有一篇《大俄国：时疫甚盛》：“据十二月六日伦敦报，述及俄京疫气极盛，尽人皆病，得免者绝无仅有。记三四十年前曾有过一次，特无若此传染之广。”这可能是“大流感”在中国的最早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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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第15期《万国公报》又有报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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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疫气自俄而西，流行于欧洲各国。又由俄而东传染于日本、中华。环一地球，几无一国之境，一种之民，不触是气而成病者。计正月七日疫盛时，伦敦总书信局一万三千人中病者一千八百零六人，内分送电信之幼童一千九百人中，病者一百三十二人。又培明罕一城病者共五万人，可谓多矣。此后势渐轻减，盖如风在地，由渐吹来，亦由渐吹去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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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时人已注意到北京瘟疫与“俄罗斯大流感”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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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一个细节。1891年，喜欢业余文创的英国青年医生柯南·道尔也患上横扫英伦的大流感，整整一周的病痛折磨，几乎使他撒手人寰。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后他突然感悟，他说：“我该剪断系船绳，破釜沉舟，投身创作。我记得当时一阵狂喜。然后拿起放在床罩上的手绢，抛向天花板。我应该让自己做主，不必再穿白大褂，看病人的脸色。我要过上自由的生活，一种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喜欢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的生活。”[37]从此，柯南·道尔关掉诊所，专门从事侦探小说写作。病前，他刚发表过《血字的研究》《四签名》，转为专业作家后，各色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源源而出。我们由此读到《波希米亚丑闻》《红发会》《银色马》，读到《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大流感传染到英国后，竟促使柯南·道尔改变了人生轨迹，这也是读者未曾想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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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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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六日，第5册，第2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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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丁沽霜信》，载《申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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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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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涧于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六日至卅日，庚寅，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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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苏州织造李煦奏曹寅病重代请赐药折》，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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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涧于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庚寅，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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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潘祖年编：《潘祖荫年谱》，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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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督缘庐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八、廿九日，第3册，第1834—1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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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第5册，第2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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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督缘庐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第3册，第1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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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鸿章：《复通永道杨》，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5册，第140—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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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八日、十一月初六日，第5册，第2409、2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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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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