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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请酉初大茶会，预备茶酒小食，皆在大饭厅：横置长筵，上铺白布，罗列加非、茶、糖、糕点、牛乳、鲜果，及舍利、克拉利与三鞭等酒。此会专用女仆四五名，立于桌后，着黑绸衫、白布织花帽、白布围裙。客有用地椹与牛乳汁者，以五寸花碟、小银叉匙及擦指帕给之。更有用冰乳者，则盛以三寸玻璃碟，上插小银匙给之。按冰乳之色不一：红者造以地椹，粉红者造以樱桃，黄者造以桔子或鸡卵与牛乳，白者造以柠檬水或葡萄。糕点皆客自取。其他虽经女仆奉进，男客多为女客代取。其撤已用杯盘，皆男仆之职。而盛满酒尊，又进爵仆之事，用一男仆者。若请小茶会，则以上各节皆为女仆之职。盖使男仆司门以报也。饭厅三面，临墙设位，其他桌椅陈设，一概撤去，以便宽敞。凡设茶酒小食，一切规模与跳舞会、听乐会、看戏会无殊。至拋球会、园会，或幄中，或树下，备果尤多。如蕉子、甜瓜、桃橘、葡萄、樱桃、地椹、梨、杏、苹果等。天暖，另放一几于筵旁，上列咸水、红酒及布兰的酒（白兰地）等，专备男客自取，而男仆为之伺候开瓶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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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季的茶会邀请极为频繁。张德彝谓，6月20日，“随郭星使（郭嵩焘）乘车，昼赴世爵贺拉斯、赵力士、布拉奚、葛里扉夫人四家茶会，夜赴精工会、医学馆二处茶会。”次日又记：“随郭星使昼赴前任上海税务司、已故费士来之族弟费自赖，及奥兰兜与胡克尔夫人三家茶会，夜赴林池及蒲达呢夫人二家茶会、跳舞会。”两天之中，他们赶了十一个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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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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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以此为酬酢常仪，而吾实心苦之。诸邀请者盛意勤勤，又不欲却也，率常竟夕不能就寝，于病躯尤不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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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78年，郭嵩焘在伦敦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各种社交应酬的邀请纷至沓来。有的活动他必须参加，有的他派部下代劳。按张德彝日记统计，这年5月15日到7月22日六十九天之中，他随郭或代郭参加的社交活动，包括五十七场茶会，六场音乐会，十二场舞会，一场名犬秀，一场园艺会，一场烟火晚会，一场谈话会，外加一场慈善拍卖和若干次晚宴，并观摩了一次划船比赛。名犬秀（Dog Show）会场设在曾经举办过伦敦世博会的水晶宫旁，“罗列骏犬各种，盛以木笼。内铺五彩缎垫，细瓷水盆食碗，前后铁网排列成行。凡猎犬、田犬、山犬、野犬、南方犬、北地犬，长毛短毛，大耳小耳，以及腿尾之短长、眼嘴之大小、毛色之黑白黄紫，共计一千零五十九笼。前挂一木牌，上书犬名与价，由六七镑至一千镑，盖欲出售者书实价，其不欲出售而令人观赏者则以千镑号之，知人必不买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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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如此频繁，样式如此丰富，而中国使团还仅是伦敦外交界的新鲜人，他们受邀参加的派对，显然也只是伦敦繁忙的社交季活动的一个局部，“社交季”果然名不虚传。闭目遐想，拖着长辫，身着袍褂的中国人，穿梭在金发碧眼、红男绿女的老外堆中，且淑女们还是“肉袒”（刘锡鸿的描述语），那场景，必定令人感到十分怪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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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茶会就是三五知己品茗清谈、吃些糕饼的下午茶，张德彝笔下，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茶会，“男女数千，拥挤颇热”[13]。“葛尔呢夫人家茶会，楼阁崇宏，男女杂遝，肘并肩摩者，以千数百计。”[14]道模存夫人家茶会，“男女纷集，有千数百人。广厦长筵，酒肴罗列，鲜花四壁，香艳怡人，洵胜会也”[15]。意大利公使茶会，“男女有千余人，有各国公使夫妇及本国官神，冠裳相望，盛会也”[16]。饮茶本是源自中国的雅习，但此时的英国茶会，已经超越了一般生活习惯，成为社交的重要形式。茶叶1658年首次出现在伦敦的历史记录中，很快，饮茶就成了上流社会迷恋的时髦。起初，茶叶和茶具都来自遥远古老的东方国度，价格昂贵，品种数量也很稀少，淑女名媛以茶待客，大约有点儿像当下中国姑娘显摆她的路易威登手包。后来，英国人将饮茶进一步精致化，发展出独特的茶具器皿、蕾丝桌布、复杂的拼配茶叶、佐茶点心和饮茶程序，以展示优雅的生活方式。郭嵩焘的继任者，中国第二位驻英公使曾纪泽记载过他参加的某场茶会，主人毕拉西，“英之富绅，自制轮船绕行地球者也，本日以英金一百二十镑招一法国名优，演剧一折以娱宾”。曾纪泽私下评论说，“英之富绅巨室，往往作此等豪举，中国俗谚所谓‘冤大头’也。”[17]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上流社会的奢侈豪华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和农业文明的国家，在财富的来源结构上完全不同，因此富人炫富的规格也不可同日而语。又过十余年，李鸿章给儿子李经方写家信，指导其在北京的社交安排：“都中酬应虽多，亦可量体裁衣。尔自家尚能省俭，勿学劼刚常唱戏请客恶习，酬应亦可多可省。我在位，略接济，自能敷衍。”[18]信中直率批评曾纪泽家中堂会，不知曾氏的这种社交习惯，和他在英国的外交官生涯是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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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彝这样描述伦敦社交季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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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茶会、跳舞会之盛，每年由三月至六月中旬（按：此为阴历）止。此俗由来最古，欧罗巴、阿美里加二洲各国，率皆为之。凡人家店肆，平时大厅截为数室，欲请会则开门下槅，通为一大间。收陈设，移桌凳，位置跳场乐所，虽大小公署亦莫不有大厅敞房，以备盛会。……西人性好奢华，凡富贵喜交结者皆乐为之。一人子女待其长成，虽无力亦必勉强支应，设法结交，以便子女得友，相与往来，则男可访女，女可觅男，嫁娶咸赖于此。因男女细心访察，各得所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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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使得郭嵩焘萌动了举办答谢茶会的心思。从常理上说，来而不往，也不礼貌。他咨询成本，听说办一场起码须五百英镑，合银一千七百五十两，“此数无可再减”[20]。5月28日傍晚，他告诉张德彝，今天早上他与使馆随员姚岳望（彦嘉）商定，要在下月办一场茶会。他还想仿照英式习惯，以郭夫人（即随他出国的姨太太梁氏）的名义印发请柬，张德彝婉转地反对，说：“按西俗，凡请茶会、跳舞会，固皆女主出名，然此次中国钦差请茶会，可以稍为变通，不必拘定。”郭嵩焘说：“我自作主。你何必插嘴？且英人皆知我携眷驻此，未为不可。”张德彝替他分析说：“在西国，若如夫人出名，自然体制无伤。苟此信传至中华，恐人啧有烦言，不免生议。”郭嵩焘仰思良久，只得收回了这个主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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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茶会，中国使馆上下都动员起来，酌定邀请名单，制作请柬，忙得不可开交。1878年6月19日（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清政府驻英使馆成功举办了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茶会。使馆将馆舍中的公共空间连同外交官的宿舍全部腾了出来。由大门至二层楼，左右列灯烛、置鲜花、铺红地毯。楼梯扶手上装饰白纱，挂上红穗，分插玫瑰、芍药及茶花。客厅、饭厅皆悬鲜花灯彩，横设长筵，一置茶、酒、咖啡、冰奶、小食，一置热汤、冷荤、干鲜果品。刀叉杯盘，罗列整齐，玻璃银瓷，光华耀目。客厅对面，安排乐队。悬花结彩，鼓乐喧天。还布置了临时衣帽间。门外支棚帐，雇用六名警察维持秩序。出席嘉宾达七百九十余人，“凡客至皆以为欣幸”。整个茶会的实际开支，大约在一千四五百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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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报道：“昨晚中国郭公使与夫人在波特兰大街45号使署有一茶会，此为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郭公使与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主人服饰按其本国品级。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众场合之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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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不是社交明星，时年也已六十岁了。作为中国第一位派驻欧洲的公使，他对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展开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他在陌生的国度里广交朋友，对于英国社交礼仪的态度也是开放和通达的。李鸿章曾说，郭嵩焘生平廉洁自矢，出使三年，开报公款仅薪水、房租两项，其余皆自费支销。[24]由此推断，这场价格昂贵的茶会，恐怕也是郭自掏腰包。1887年7月，李鸿章在给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张荫桓的信中提道：茶会酬酢，“于邦交国体极有关涉。倘事事撙节，无论应办之件沮格不行，其悉索情形亦将为彼方所窃笑。从前遣使之举，原欲以讲信修睦，联万国之欢。彼国风气艳重体面，寒陋过甚，非所以壮观瞻，故百事皆可言省费，惟使事不可。”[25]可见外事招待费用正式列支进入清政府的财务预算，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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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8月6日，上海《申报》在头版发表了标题为《钦使宴客》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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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阅英国邮来新闻，知驻扎英京之郭侍郎星使于华五月十九日在公廨内设席宴客，此乃抵英后初次之盛举也。公廨中一切布置，悉照西式，焕然一新。由穿堂以至楼阶俱铺红氍毹，台上排列盆景，大厅二间，爇以明灯，照耀如白昼，侍郎与其如夫人暨英参赞官马君（马格里）出至厅室，接见男女诸尊客。计来者皆外务衙门各官及世爵□员并著名之学士多人，席上珍馐罗列，并有乐工鼓吹以助清兴，由是主宾酬酢极欢而散。按此本驻扎他国钦差交接之成例，今郭侍郎亦仿行之，亦未始非共敦辑睦之道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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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面向国内读者的报道，除了介绍郭嵩焘的外事活动外，新闻眼在于“侍郎与其如夫人暨英参赞官马君出至厅室，接见男女诸尊客”。所谓“如夫人”，就是妾的别称，或曰姨太太、小老婆。在英国人看来，东方人往往妻妾成群，一位高官拥有多位妻子并不怪异，但在讲究传统礼法的中国人眼里，姨娘与正房夫人的地位，则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男人都有自己的社交活动，但夫人并不对外露面，而小妾出面四处应酬，更为习俗不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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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钦使宴客》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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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申报》又以“论礼别男女”为题，发表文章，谈论中西妇女在礼仪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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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称秉礼，……礼之最重者，为男女之节，古人制礼，有《内则》一篇，论女子事殳父母妇事姑舅之仪极详，盖先王虑人不能尽知其本，特严其末节，以防后世之放纵淫佚耳。非谓内言不出夜行以烛诸节，竟为防闲男女之定则，苟或逾焉，即肇淫纵之祸也，此又读礼而当观其通，玩其旨者也。泰西人于男女交际之间似属不甚讲究，而其防闲之法若又有胜于中国。跬步不出，外亲罕睹，而惟薄不修者，往往秽德彰闻，此中国拘于礼之过也。落落大方，士女宴会而私奔苟合者，则反不有其人，此泰西略于礼之效也。催其能略乃所以成其严耳。昨报述郭钦使驻英，仿行西礼，大宴英国绅商士女，令如夫人同出接见，尽欢而散，英人以钦使能行是礼，津津道之。此一会也，假在中国官衙宴客之所，则传为笑柄，而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矣。盖中国谓礼以别男女，若此则男女混杂，不能正其身，如齐家何？不能齐其家，如治国何？宜呼骇怪也。顾以此为礼，礼之末也。苟务其本，则皇英治内职并九男，邑姜称臣协力望散，并不以相见不相见为礼也。而且礼仪聘夫人，使臣往见，夕则还劳，且以相见为礼也。春秋贤妇，有德有才，何尝韬晦深闺，足迹不出哉？先王之礼，本属如此，后人徒沿其末，于是以男女不相见为礼，相习成风，日甚一日，盖由轻女子之才，徒使议酒食工针黹可以匿迹屏影，遂沿为女子之常态耳。而女子亦退然自处，不惯揖让之文、应对之节，姻娅相逢一敛衽而已，趋屏后中表相觌，甫对面而双颊通红，若语言高响，谈吐蕴藉不避。男子雅好周旋，则亲串中方且讥诮，并疑其不贞矣。夫人情催罕见之物，最注重念，因女子有不轻见人之态，当见之时，自必仔细端详，由头而及于足，苟遗世之貌，能无动心，设有私邪，彼此相诱，其弊遂不可问。何如与男子相等同在晋接应酬之间，反觉熟视无睹哉！且女子惟不轻见人，则深处闺中，除酒食针黹二事，毫无用心，一旦见客，其意似觉我今见人，固以色身相示也，羞愧之念参其半，粉饰之念亦据其半，故奉亲朋庆吊，内眷往来，必屏挡衣饰，务极华丽，而后可为观美。至有十日半月以前先行筹备者，即游春之时，亦必若是。于是狎邪之子，轻薄之儿，乃有品题妍媸、心口月旦者，甚而雉媒鸨户，辗转勾致，陷人不义，坏人名节。则因不轻见人而酿为风俗人心之患矣。统计中国，最拘此礼者，惟江以南，若北直人与满蒙人，则稍觉大方，师生之谊，无不请见，朋友之妻，皆可坐谈。苟中表至亲，更在不论。以告南人，鲜不诧异，谓其无家教也，越礼法也。然试问北人，暧昧之情曾多于南人否？也而亦并不多也。则可知男女本有相见之礼，岂寂处深闺即可谓妇德乎？但如钦使者，亦止于英国行之，异日持节归来，同朝劳贺，强其如夫人入席欢宴，则马融绛帐之前，未必许门生请见；汾阳锦屏之后，或转因虑杞而藏矣。甚矣，礼之所以别男女也。泰西人未尝泥之而能合礼之本，中人则无不知之而徒存礼之末，此礼之所以难言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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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用西方妇女参与社交活动，比照中国妇女所受旧式礼法的禁锢，所谈观点，可谓女权解放的先锋言论。但在当时封建保守的社会氛围下，将一位初次出使的副部级外交官连同姨太太，拖进案例，放在媒体头条品头论足，还出现郭钦使“大宴英国绅商士女，令如夫人同出接见，尽欢而散，……假在中国官衙宴客之所，则传为笑柄，而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矣”的字眼，无疑强烈地冒犯了郭嵩焘。郭嵩焘出使英国，一直受到国内保守势力的严厉攻击，他对于各种明枪暗箭，也很敏感。10月14日，他在巴黎读到国内寄去的《申报》[28]，加上半月之前，他看到《申报》歪曲报道他在英国定制私人油画肖像时，对画家所谈论的一些观点，认定报社“意取讪侮”，而幕后策划并提供材料的，是他的同事，出使英国副使刘锡鸿[29]，由此引发郭对《申报》展开调查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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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家庭生活颇多周折。他的原配夫人陈隆瑞，是湘阴同乡陈兴塏先生的女儿。他们于1835年结婚，男方17岁，女方16岁。1861年6月13日，陈夫人因病去世，享年仅42岁。[30]1863年10月，郭嵩焘前往广州署理广东巡抚，路过上海，经冯桂芬、钱恩棨做媒，娶原湖南巡抚钱宝琛的女儿、李鸿章幕僚钱鼎铭之妹为继室。新婚之夜，郭嵩焘即觉得其“貌陋，而一切举动似非纯良，岂吾命应然耶？”[31]然而另有传说，称婚礼上郭氏让其宠妾邹氏坐绿呢大轿，使钱夫人极为不满。此后，两人完全无法共同生活，10月15日，他在日记中说：“钱氏喧哄逾甚，终日不倦，真劣妇也。不可教训，如何如何？渠意在回家，惜船已开行，不及遣之。”16日记：“钱氏喧哄类疯癫。”20日，他忍无可忍，写信给冯桂芬，表示钱氏求归娘家，已经允许，话中带有休妻之意。29日记：“钱夫人终日喧哄，并痛詈鄙人，秽恶万状，知其意在回沪。”11月3日，郭嵩焘遣人送钱氏回沪。[32]可谓当机立断，与其分居。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个月时间，在当时属于闪电速度，却闹得“通国所知”。[33]不过直至1870年7月1日，湖南布政使王文韶仍在为钱家斡旋。[34]1872年，郭的朋友王闿运还策划将钱夫人接来湖南，使郭嵩焘“闻之骇异”，[35]两人其实并未正式离婚。史家认为，郭嵩焘“中岁纳妾有宠，夫妻竟反目，故家居亦鲜乐事也”[36]。其之侍妾，有邹氏（邹氏为1856年所纳，钱夫人大归之后，郭嵩焘将她视为正室，感情甚笃，1870年6月24日去世[37]）、冯氏（冯氏为1865年8月31日由郭嵩焘之弟仑焘为他所选的一个婢女，“貌中人而已，留备使唤”。1869年4月15日收房。[38]）和凤氏[39]。梁氏是郭嵩焘1871年9月2日所纳之妾，据说原先是前广西巡抚苏凤文家的婢女。[40]这样一位出身低微的女子，因随郭嵩焘出国而对外称作“郭夫人”，郭显然很在乎别人对她的评价，不容媒体用暧昧的曲笔来开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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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记录刘锡鸿秘密向国内参奏他的罪名，提到“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语、听戏”。“尤奇者，姚彦嘉竭力营办一茶会，其中相识妇女，亦令侍人在楼后迎迓。”[41]12月18日，郭嵩焘写信对上海道台刘瑞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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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会，西洋礼也，居此两年，赴茶会太多，稍一报之。侍人相随西洋，甫至，而外部德尔比夫人首先就见，嗣是求见者日众，有专设茶会邀所亲妇女就见者。凡茶会大者万人，小者亦数百千人，主人惟立门首一迎，至是亦令侍人立楼门后迎所妇女，均见之新报。《申报》乃增入“入座欢宴”等语，久乃闻刘锡鸿见此等新报，译送总署而加函载入“握手为礼”、“入座欢宴”，肆意丑诋，《申报》直承刘锡鸿信语而为之词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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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刘锡鸿和郭嵩焘均提及郭让“侍人”即姨太太梁氏仿效西礼，站立门后迎接女宾。想想，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位三寸金莲的小脚妇女，袅袅婷婷，轻移碎步，能在使馆直接与外国贵妇们应酬周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能力啊。但郭嵩焘否认“入座欢宴”，因为几百人参加的大型茶会更像鸡尾酒会，宾主都是立谈的。《申报》资讯有误，将茶会报道为“钦使宴客”，“席上珍馐罗列”“主宾酬酢极欢”，各种失实的描写由此想象而来，给了郭嵩焘反击的充分理由。顺便提一句，这年3月21日，梁氏刚在使馆为郭嵩焘生下一子[43]，她此时参加茶会，距离生产期，仅仅过了九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