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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茶会可能对郭嵩焘造成的名誉伤害，郭本人事后有很大的忧虑。1878年圣诞节，中国使馆内全无喜庆的气氛。郭嵩焘记载：他听说张佩纶上折引茶会为词，而“茶会实成于姚彦嘉、马格里，吾意甚不乐也。《申报》又添入多少议论，伦敦数十家新报皆无之，此语竟不知所自来。姚彦嘉谓出自刘锡鸿之诬造。刘锡鸿鬼蜮，何所不至，然其人劣材也，必尚有为效指嗾者。”郭嵩焘日记中的马格里，为中国使馆聘用的英籍参赞，姚彦嘉即姚岳望。从文字内容看，郭嵩焘已退缩自保，将举办茶会推诿给别人，似乎他本人并不乐意。自从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爆发后，他一直认为刘敢于捣鬼，是有人指使。这个幕后人物，是军机大臣李鸿藻。他曾写信告诉两江总督沈葆桢，刘锡鸿“在京师受命李兰生，令相攻揭。其出京一切皆未携备，惟携备折件，亦出李兰生之意”。“李兰生当国二十年，日思比附人言，以取重名于时。”[44]他在日记中抱怨：“其行为则直累及我家室，传之天下万世，使不能为人。刘锡鸿之酷毒惨烈，亦姚彦嘉之授之隙而资之以狂逞也。”[45]我们从前面引用的使馆随员张德彝日记中其实已经知悉，茶会是姚岳望与郭嵩焘共同筹划的，用郭夫人的名义发柬，则是郭本人的想法。这种正常的社交礼仪，在后世看来完全不是问题，但在当时，却成了政治攻讦的毒药，使得郭嵩焘备感压力。倘若不是张德彝事先劝阻，真的以郭夫人名义发柬邀请并主持茶会，事态还不知发展到何种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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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是顶着巨大压力出国的。在此之前，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国家通过《天津条约》，将他们的公使馆开进了北京，但中国始终没有向西方国家对等地派出使团。因为中国历来以天朝自居，从来不向周边纳贡小国派遣常驻使节。有时即便派出使者，也不是用以相互致意，而是高高在上，赏赐荣誉，或者是接到请求后去排解纠纷。总理衙门在同治朝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想出种种办法，拒绝和拖延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因为涉及外国人拒绝行跪拜礼的争执），也不在西方国家设立使馆。这次郭嵩焘出使，其首要的使命，是以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事件，向英女王当面赔礼谢罪。然后，按照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强加给中方，作为解决马案的条件之一，留在伦敦，建立使馆，代表中国，开展外交活动。这样的出使，本身含有巨大的屈辱性。但没人赴英道歉，就解不开中英外交危机的死结。出国之前，慈禧太后当面告诉他：“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需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46]明明是为国家忍辱负重，整个舆情偏偏对他毫不理解，他的老家湖南风气保守，尚未到杨度二十多年后豪情万丈地吼出《湖南少年歌》，大声疾呼“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的时代，对于出使西方全不理解，当作卖国行为，名士王闿运编诌了恶毒的对联谩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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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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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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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自己在奏折中也提道：“去年京师编造联语，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相诮责。家乡士子直诘臣以不修高洁之行，蒙耻受辱，周旋洋人，直欲毁其家室。”使得他“呕心沥血，时自伤哽”[47]。郭嵩焘行事风格上特立独行，对世界变化的大事有自己的先见之明，中国使团在伦敦，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还在他的带领下，很快融入当地的社交圈，广交朋友，扩大影响，但他还是预感到茶会事件不处理好，将会在国内引起更大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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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1月，郭嵩焘的继任者曾纪泽抵达巴黎，郭嵩焘开始作回国准备。14日，他接到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的邀请，女王将于17日与他话别，他立即决定带梁夫人一起参加。他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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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随行数万里，一被参于刘锡鸿，再被参于张佩纶，不能为荣而只为辱，乃决计令其一见君主，归为子孙言之，足证数万里之行，得与其君主相见，亦人生难得之际会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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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同意了他的请求，可见郭嵩焘是个极有主见也很会抓住机遇的人。17日，郭嵩焘夫妇在索尔兹伯里陪同下，乘英国政府安排的铁路包车，到达朴次茅斯，再换船渡过索伦特海峡，到怀特岛的奥斯本宫。女王先单独接见了梁氏，问候之后，还将女儿贝亚特丽斯公主介绍给她。[49]尔后，女王会见郭嵩焘，对他的离任表示惋惜。郭嵩焘说：“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礼，所有盛典概不敢与，今旦夕回国，以私接见，得蒙赏准，实是感悦。”会见后设宴，皇家宫廷官询问，公使夫人能否同席？马格里答复说，按中国礼节不同席。这样，英方为梁氏别设一席。[50]当时若是直接询问郭嵩焘本人，估计他必会欣然接受。这次会见，是19世纪中国妇女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获得的最高礼遇，也是郭嵩焘对于他出使活动受到保守势力批评的直接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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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参观过奥斯本宫，这里花园辽阔，宫殿主体是座四层楼的建筑，优雅精致，适合王室家族私密地居住，是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艾伯特亲王最最钟爱的一处行宫。1901年，女王亦是在这里与世长辞。我在奥斯本宫徜徉，底层的会客厅里，铺着厚厚的法国奥布松织花地毯。灰白色意大利大理石立柱顶端，双层毛茛叶雕塑的柯林斯柱头，托举着英国皇家的玫瑰图案。枝形水晶吊灯下，金色绸缎包裹着的沙发，和金色的落地窗帘帏幔相互呼应。温馨高雅的客厅，应当就是接见郭嵩焘的地方了。而在客厅隔壁，是粉红色的餐厅，这里确实也有两组餐桌。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有过无数次外事接待，与中国公使夫妇的离别会面和宴会，显然只是一场官式礼仪，但在郭嵩焘的私人记忆中，却是永远铭记的最高规格的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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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郭嵩焘结束了在英法的外交使命，离开伦敦，取道法国、意大利回国，3月27日抵达上海。次日，他便筹划委托英国律师担文（W．V．Drummond）、鼾林向《申报》交涉。在此之前，他已请英国驻沪领事达文波（Arthur Davenport）代向《申报》老板、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交涉。美查轻描淡写地表示：“此游戏之文而已，无足深论。”但达文波告诉他：此案一经法官审理，恐获罪非轻。在当年，租界实行领事裁判权，领事即为其本国公民司法诉讼的首席法官。所以达文波的警告，含义十分明确。达文波对于第一任中国驻英公使，是给足了面子的。郭嵩焘则认为，他的举措，不是与美查“校论得失，但欲穷知造谣之源”[51]。此次交涉，也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媒体与当事人之间的名誉侵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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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交涉，美查承认报道失实，将按西律课罪，遂于4月10日在《申报》发表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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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于去年夏秋间，叠登郭侍郎在外洋画照宴客等事，一时误听谣传，语多失实，在后访知颠末，歉仄莫名，爰即辩正在报，现在此事已闻于驻沪英达（文波）领事，故而请领事据情能达（郭）侍郎，以明本馆并非有意嘲谑。蒙侍郎俯鉴愚忱，不与计较，而本馆益深愧恧矣。按日报规例，凡记述事实，本以确访明查为第一要着，本馆总当以此为念，不再有误听谣言登报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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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申报》又以“纪郭侍郎出使英国事”为题，正面评论出使归来的郭嵩焘的外交活动，文中提到，“上年在英都特设茶叙，上自执政大臣，以及官绅士庶，来会者几千余人。侍郎一一接晤，睹者惟觉词和气蔼，如坐春风，伦敦人士无不仰其仪容，佩其言论，深望侍郎久驻京都，得以长亲教益，尤不禁遥领中朝皇上之知人善任也。”[53]这使郭嵩焘感到安慰，他因出使英国，受到守旧势力强烈攻击，回国后，不打算进京述职，以身体不佳为由，直接返回湖南老家，退隐林下。因此，看到《申报》的道歉，他就决定适可而止，鸣金收兵，不再追究“造谣之源”。用他自己的话说：“得其‘误听谣言’一语，亦可以不加苛论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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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招待会引出的风波，至此方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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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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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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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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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插图见彩版九至彩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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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 中国首任驻英副使、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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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宫廷舞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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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版九·社交季的新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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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波特兰大街45号，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第一个馆舍。第一场招待会即在这里进行。目前为肯尼亚驻英国高级专员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