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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海军学院位于伦敦东区的格林尼治小镇，镇上最出名的，是学院南面小山坡上的天文台（通常亦译作格林威治天文台）。这是我们从中学地理教科书上早就耳熟能详的地方，从天文台外的平台往北俯视，皇家海军学院的校舍和著名的“皇后之屋”，顺着一片宽广的草坪，呈现在游人的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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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初，英国王室将格林尼治作为防守伦敦的要塞，在这里设置炮台和瞭望塔，用来监视泰晤士河上的舰船。1425年，亨利五世的兄弟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看中了格林尼治这个依山傍水的要地，开始建造宫殿。此后，亨利七世、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等国王都对此地喜爱有加，不断进行扩建。周围的山林草地，则是王室养鹿、放鹰和打猎的御苑。由于格林尼治近海的地理特点，亨利八世在这里建造船只、组建舰队，逐渐形成了格林尼治海事建筑群。1558年，格林尼治正式成为皇室的夏季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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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之屋（Queen’s House）是詹姆斯一世邀请著名建筑师琼斯（Inigo Jones）为安妮皇后设计的宫殿，1618年，工程因皇后生病而停工。不久皇后去世，詹姆斯一世旋将这座房子赠给了儿子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又于1629年将格林尼治赠给了妻子玛丽亚皇后。玛丽亚皇后继续委托琼斯施工，并于1637年完工。此后，这里成为查理一世和玛丽亚皇后钟爱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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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5年，英王查理二世决定在格林尼治山顶瞭望塔处建立英国皇家天文台。那时大英帝国正在跨越大洋，扩张势力，但海上航行只能凭借日月星辰来判断船只所处的纬度，而无法确定其经度。英王相信研究星象能为远洋航海提供保障，规定皇家天文台的任务是寻求确定经度的办法，改善航海与天文学。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到1767年，天文学家们摸清了主要天体的准确位置和运行规律，制成世界上第一张海图。英国海员可以根据星辰的位置确定船的方位。1884年6月26日，国际经度会议通过决议，以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经线，以此计算地球上的经度；以格林尼治为世界时区的起点，以格林尼治天文台的计时仪器来校准时间。本初子午线从天文台小小的院子里穿过，把地球虚拟地划分为东西两半。从此，格林尼治因这座天文台而闻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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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年，查理二世下令在伦敦城内切尔西为伤残退伍军人建造一所医院，这所皇家医院（Chelsea Royal Hospital）迄今尚在运作，居住着四百多位退伍军人。医院旁边的莲罗花园，是每年5月举行久负盛名的切尔西花展的地方。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承继王位。詹姆斯二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竭力恢复天主教会的权威。为了防止天主教会势力复辟，1688年，英国议会宣布詹姆斯二世自行退位，迎立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荷兰国王威廉为英国女王和国王，共同统治英国，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这次政变，史称“光荣革命”。1692年，英国海军在巴夫勒尔海战中击败了法国海军，使得梦想依靠法王路易十四支持复辟王位的詹姆斯二世计划落空。玛丽女王感念海军将士的功勋，希望像切尔西医院一样，为受伤和残疾的水手们提供一个疗养的场所，这便是建造皇家海军医院之由来。海军历史学家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在海军战舰下层甲板拼搏的海员来说，再没有比这个决定更好的礼物了。”“这家医院是一个感恩的民族对其海上战士最好的献礼。”[1]当年，英国正逐渐崛起，成为海上霸主，航海和海战都是极冒风险的行当，所以这个礼物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医院工程由著名建筑师莱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1696年到1704年设计建造，他同时也是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切尔西医院的设计者。全院共分四个回形院落，包括两座带有高耸的穹隆圆顶和塔司干式双柱长廊的巴洛克宫殿。据说这里是英国巴洛克风格公共建筑最为集中的景点之一，也是唯一一处为公共福利事业而非宣扬个人崇拜目的而修建的华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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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海军医院建筑宏伟。1708年，曾经承担圣保罗大教堂穹顶装潢的艺术家詹姆斯·索恩希尔爵士（Sir James Thornhill）接受指派，为医院的水手餐厅绘制壁画。他的创作持续了十九年，直至1727年才完工，整个餐厅被称作“油画大厅”。建成之后，有人觉得拿如此奢华的地方给伤病员吃饭实在可惜，这里一度成为对外收费参观的旅游景点。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海军司令纳尔逊中将（Vice Admiral Horatio Nelson）率英国舰队以弱胜强，打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把英国从拿破仑登陆入侵的威胁中解脱了出来，但纳尔逊在海战中阵亡。他的灵柩被运回伦敦，在这里接受民众三天的吊唁，再运往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国葬。1824年，油画大厅成为海军艺术国家画廊，里面布置着各个时代的海军和海洋题材作品，这些作品，现在都陈列在“皇后之屋”西面的国家海事博物馆。1873年，英国创办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age，Greenwich），海军医院的院舍，从那年起，划拨归海军学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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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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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5月11日，清政府向英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十二人，在留学生监督李凤苞、日意格率领下抵达英国伦敦。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旋即与英国外交部联系，安排他们的学习和实训。这批学生，是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入学的中国第一批院校培养的职业军人，也是南北洋大臣沈葆桢、李鸿章积极推动的中国海军发展规划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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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洋务运动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西洋的坚船利炮、工业化制造业和铁路运输是中华帝国未来生存必须仿效的主要内容。他们克服保守势力的种种阻扰和诘难，按照这几个方向开始了探索。从60年代起，兴办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兴办船政学堂，培养海军军官和造船工程师。这个务实而大胆的计划实施到第十一个年头，终于，中国年轻的海军军官，漂洋过海，来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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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步蟾、林泰曾来说，这已是第二次到英国接受培训了，1875年，他俩曾被派往戈斯波特（Gosport，清末译高士堡）海军学校学习，次年回国。8月，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分别被派上英国地中海舰队“马那杜”（H．M．S．Minotaur）、“勃来克珀林”（H．M．S．Black Prince）、“狄芬思”（H．M．S．Defence）号铁甲舰实习，享受军官伙食和床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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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英方通知郭嵩焘，同意中国学生参加皇家海军学院入学考试。27日，九名留着辫子、戴着瓜皮小帽的青年军官参加了考试。30日，结果揭晓，严宗光（后改名严复）、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等六人顺利通过，他们踏进了泰晤士河畔的这所新设军校。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提道：李凤苞带闽厂学生在伦敦与威妥玛联系留学事项，守候五旬之久，英国方准三人上军舰，六人进学堂，“意颇吝教”。[2]从实际操作来看，英方对于这次海军合作，采取的态度是开放的。黄建勋、林颖启、江懋祉没有考取，经请求，由英国海军部分别派往西印度舰队“爱勤考特”（H．M．S．Agincourt）号和大西洋舰队“伯利洛芬”号（H．M．S．Bellerophon）军舰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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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英国教育的首次结缘，是在海军院校。中国派往英国的第一批正式留学生，是海军留学生。我们从他们在英国留下的照片看到，当初他们何等年轻，何等的英姿勃勃。而对比1867年他们在福建船政学堂读书时代合影，我们又切切实实地感到他们长大了。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为他们创造了极为优渥的条件。李鸿章在与郭嵩焘、李凤苞等人的通信中，讲起他们，个个如同自己的子侄，优点、缺点都看得清清楚楚。将来回国后的安排使用，也都早已反复谋划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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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留学生在皇家海军学院的学习和生活，资料保存极少，《郭嵩焘日记》中略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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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2月2日是中国的光绪四年正月初一，留学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六位中国学生给郭嵩焘拜年。严宗光谈话最畅，他们介绍了学院课程：星期一上午力学、化学；下午画炮台图。星期二上午，数学、物理、电学；下午画海道图。星期三上午，力学及普法战争、俄土战争；下午无课。星期四课程同星期一，星期五课程同星期三。星期六上午讲授铁甲舰、炮弹等知识，下午无课。中国留学生在皇家海军学院的学习时间是一个学期（9个月），从这个课表看，他们所学均是基础课程，难度并不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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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宗光还谈到中英军人身体素质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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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则锄锹数十具并列，人执一锄，排列以进，掘土尺许，堆积土面又尺许。先为之程，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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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我想起1876年春天英国军官寿尔（H．N．Shore）在严复的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参观后写下的观感。他说，从智力来说，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这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4]寿尔对于新旧交替时代中国第一批新式学生的观察颇为精细，中国旧式武人粗鄙，而文人，喜欢四体不勤地待在书斋里，以为这就是劳心者的风度。这同西方贵族恰好相反，西方贵族，除了玩文学、绘画、园艺之外，同时崇尚武艺、狩猎、体育。读军校、服兵役，都是贵族必须履行的职责。投身海军者，除了在驾驶室指挥行船之外，还要学会在暴风雨中爬上桅杆装卸帆缆。同样，李鸿章也曾对船政大臣黎兆棠说过，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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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5月30日，郭嵩焘与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一起，参观学院。他先到严宗光、方伯谦、叶祖珪等人宿舍，又在海军大臣舍得威尔陪同下游览校区，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此次参观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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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馆凡分四区。左上一区学堂，右上一区画像。历朝水师将领并悬像于此。最著名者义尔生（纳尔逊），与西班牙、法兰西前后百二十馀战，卒以伤殒。绘其战绩至十馀图。其下为饭堂，前通客厅及击球厅数所。右前为教堂，其下即击球厅也，中有甬道，伏地通行。左前为妙西因（博物馆），数百年所造船式皆在其中。由夹板而铁皮，而轮船，而暗轮，由四五炮眼而炮平面炮台，由拦炮墙而用活板，其船式具备。始为铁甲大船，驾炮百八十门，名“魁音”，则开长池蓄水，置船其中，实为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也。又诸积学深思，谋所以避炮弹及水雷之险，而又坚利足以冲敌船，铸铁为长蚌形，上为圆平顶而不受炮，下浅而不及水雷，其式亦多种，而并未制造。凡屋数重，皆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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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故为王宫。若尔治第二（乔治二世）时与法人战，士卒受伤者多，乃置以为留养伤病将弁院。维多里亚即位数十年，无甚兵事。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改为教习水师学馆，岁费国用二万五千馀镑。所历学堂，仅数学及炮台、机器、格致四处而已。严又陵等所受学者六处，余皆不能详。如炮台学堂凡二处，其一处以教数学之深入者，又陵等亦尚未能入也。又有意大里及德国语言文字学堂。曾一过德国学堂，受学者亦十余人。舍得威尔邀至其家，瀹茗相款。行一二里，送至外栅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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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还记录，严复在接待他的过程中讲述的牛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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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又陵语西洋学术之精深，而苦穷年莫能殚其业。近习音明对数表，意大里人洛布尔为对数之学，英人音明立表以明之，近言对数者皆用之为程式。所谓对数者，以加对乘，以减对除，以折半对开平方，以加倍对自乘，所谓算法捷诀也。因论洋人推测，尤莫精于重学。英人纽登偶坐苹果树下，见苹果坠。初离树，坠稍迟，已而渐疾，距地五尺许，益疾。因悟地之吸力。自是言天文之学者尤主吸力。物愈大，吸力亦大。地中之吸力，推测家皆知之而终不能言其理之所由。纽登常言：“吾人学问，如拾螺蚌海滨，各就所见拾取之，满抱盈筐，尽吾力之所取携，而海中之螺蚌终无有尽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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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6月，皇家海军学院举行期末考试，严宗光等六人成绩优异。郭嵩焘致函英国外交部，请求安排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林永升、萨镇冰到皇家海军舰艇上实习。而严宗光，被认为擅长教学，需要加强基础理论方面的深造。遂为他申请在海军学院再学9个月，使其胜任中国政府已为其安排的职位。不久，林永升、萨镇冰、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被分别派上“马那杜”、“莫纳克”（H．M．S．Monarch）、“恩延甫”（H．M．S．Euryalus）、“菩提西阿”（H．M．S．Boadicea）、“勃来克珀林”号军舰实习。一年后，严宗光毕业，英方拟安排他上纽尔卡斯号（H．M．S．New Castle）实习，中国新任公使曾纪泽致函英国外交部，告知“严宗光已奉电召立即回国”，取消其上舰实习计划。严宗光是第一批中国留英学生中唯一在皇家学院读书两年，却未上军舰实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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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皇家海军学院的校园生活和贵族气派，我未见严复或其他留学生留下记载，但六十多年之后，中国军官依然得以领教。1945年，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与民国海军再次结缘，为中国培养接收英国捐赠的“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的军官。那时，二次大战尚未结束，英国物资极度匮乏，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实行配给制，例如在服装方面，每人每年只有40个点券，但做套西服就耗费24个点券，剩下16个点券，只够买内衣裤和袜子，否则一件衬衫要16个点，一双皮鞋9—10个点，不敷之数，只好分年做。许多人就干脆穿旧衣而不做新衣。在食物方面，每周配1个鸡蛋，肉品则每周4两。但海军学院保持着它高贵的传统，以培养具有绅士风度的军官。中尉留学生池孟彬（池后来官至台湾海军副总司令）晚年回忆说：宿舍是一人一间的套房，非常讲究。晚上就寝前，学员将换洗的内衣裤、衬衫、袜子和皮鞋摆在门口。次日晨起，女兵即来敲门，问候“Good Morning，Sir．”，端上一杯咖啡和两块饼干，学员坐在床上饮咖啡，女兵将待洗的衣物及皮鞋拿走，送来洗好的衣服及擦亮的皮鞋。甚至袜子破洞，也由她们补缀。学员喝完咖啡，才下床漱洗更衣，准备一天的开始。海军学院的学生，每天供应1只鸡蛋，也能天天吃到肉。池孟彬说，这种贵族化的作风是皇家海军学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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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孟彬还一直记得他在油画大厅里吃饭的场景：餐厅分二层，上层为教职官及贵宾用膳之所，下层则是学员用餐处，中间仅以几级阶梯区隔，可以相互观望。下层共有三排餐桌，中国学员坐在右边靠窗的一排。用餐时，每五六个学生后面派有一名女兵服务。每餐有三四道菜，每上一道菜前，女兵即拿菜单给学员点，再分别送来。用餐时，全体学生着正式军服，有时女王也会来学院巡视并用膳。池孟彬的回忆录里还有当年餐厅的照片，极有气派的餐桌使我震撼，并使我联想起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那个令人着迷的餐厅，取景于牛津大学基督学院，显然，英式学校餐厅在布局上有着类似之处。只是我本人参观油画大厅时，发现餐桌已不直排，而是横过来，朝着窗口方向，排成一列列短行。这样一来，就将原来的气氛，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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