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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凤苞的批评，首先是怀疑他在订购军舰时，可能存在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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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月3日，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李凤苞误公侵职据实纠弹折，称李凤苞订购铁甲舰，数百万巨款一人开支，难保无收受花红等弊。[2]1884年7月8日，内阁学士尚贤奏，李凤苞购买铁甲船，“价三百万两，以二成折扣，侵吞六十万金以肥己囊。又闻包修船屋，糜费巨款数十万两，将来船之好坏不可知，而该员已盈箱充橐”[3]。在野史中，更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说李凤苞将订购“定”、“镇”号铁甲舰的回扣四千英镑存入伦敦某银行，并与银行约定了取款密码，可是后来忘记将密码告诉儿子，以致其子竟取不出存款本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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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军火有回扣是一个商业潜规则，关键是拿不拿。拿不拿谁知道呢？当事人矢口否认又有谁相信呢？要探究其中秘密，一般来说极为困难，因为可靠的材料几乎无从获得。我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金登干（James D．Campbell）的秘密通信中，曾经看到过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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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赫德通过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为清政府订购炮艇，他们曾在信件中讨论过佣金。金登干是英国人，也是赫德的头号亲信，他告诉赫德，希望得到通过商业代理人卖给中国政府时所付的“通常的佣金”。阿姆斯特朗公司股东伦道尔（Stuart Rendel）答应，佣金按照订货合同价的2.5％支付。然后他将建立一个秘密工作的“S”账户，用于支付办事处的咨询费、修缮费和日用开支。在信中，金登干活像今天常见的小公司经理，获得一笔意外横财，又不敢赤裸裸地装进自己口袋，就想建立小金库改善待遇。他迫不及待地建议赫德，要为办事处买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因为“地下火车我受不了，公共马车又太慢，而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他还提到“在银行和一些其他企事业中，领班雇员是免费供应午餐的”，这种午餐一般是一块羊排和少许奶酪。“我想这种费用可以从这笔钱中开支”。[5]经过七个月的考虑，赫德回应说：“我的直觉是反对你提出的花掉这笔钱的一切办法。”[6]金登干旋即回信，表示理解赫德反对佣金的态度，但他本人认为，有义务努力获得一个商务代理人在业务中应得的佣金，然后把它用于一般的公务开支。他申辩说：“回扣是从承包商给政府购买品的价格中减下来的，而佣金是承包商，请注意，在已经打了各种可能的折扣并得到他应得的纯利之后，从他的利润中拿出来作为好处赠给有关代理人的。”并且，由于赫德的答复较迟，他已当成同意，并支付了某些款项。金登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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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做法，我只能采取其中之一——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接受任何佣金，以免损害个人体面，或者按照商业惯例秘密地接受佣金——向您报告事实，并按照我的判断，将钱用于支付一般开支。如我把这笔钱存入我的公务帐户，那我对承包商这一方就不诚实了；而另一方面，假如我没有通知您并得到您的批准就接受佣金，那又对您不诚实了。——假如您不赞同我接受佣金，我只好把这笔钱退回去，这次是退给阿公司，而后从我的公务帐上开支我已从“S”帐上支付的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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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这是个微妙的问题——而现在确实是这样。首先，只具有深知我的人才会相信，假如命令不许收这种佣金，我是不会收的；其次，假如授权我接受佣金，承包商会认为那是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代理人个人应得的好处，——同时，（商界的）人们会说：“作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金先生该靠他收到的定单发大财了；而要是他不设法从承包商手里弄到百分之五或十的佣金的话，他便是一个傻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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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史料看，赫德对金登干的表态是断断续续的。又隔一年多，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说：阿姆斯特朗公司可以同任何人做生意，但佣金还是不要为好。金登干在回信中，则附上一份关于S字账上一两个地方的解释性备忘录。显然，小金库依然存在着。到了1877年底，赫德致函金登干，表示“你搞到了一笔钱并提出了如何用公事方式把它花费掉的办法，逼我对这件事采取行动。因而，我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打算过一些时日再处理，想清楚了，再正式指示你要这样办还是那样办。”[8]1878年春，赫德前往巴黎参加世博会，处理由海关承办的中国馆事务并回英国休假，他将金登干所收的佣金带回中国。1879年5月26日，赫德返回北京。不久，就将规平银17460两交给李鸿章，“饬局存备公用”。李鸿章称赞金登干“深明大义，廉介可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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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金登干谈论佣金问题是非常机密的，也异常坦率，彼此间没有遮遮掩掩。这些谈论，尘封在他们两人浩如烟海的私人文件中，直至1990年以《中国海关密档》的名义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才使后人得以了解。但找到这种案例，在史料中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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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李凤苞与德国人签订的“合同之函”呈现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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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商业贿赂条款通常是现代企业合同样本中固定的格式条款，用以约束雇员的行贿或受贿行为。作为企业管理和规范运作的一项具体措施，反商业贿赂条款近些年来才逐渐被中国企业了解和使用，这样的条款对于一百多年前从未经历过国际商务谈判的李凤苞来说，很可能是无法想象的。按照我对德国法律规范和德国人的性格来审慎推测，这种反商业贿赂条款，应当是外方的要求，不太像是为了向李凤苞行贿而设置的伪装物。而有了这种约定后，伏耳铿船厂似不会再给予中方人员好处费或佣金。并且，“定远”舰合同中的反商业贿赂条款，也应被写入“镇远”舰和“济远”舰的采购合同中。李凤苞签署的反商业贿赂约定，为他保留清白提供了重要证据。在清末的跨国采购或者借款活动中，经办人普遍存在以权谋私，为自己捞取好处的情况，其中尤以胡雪岩为左宗棠筹措西征外债借款时，将月息浮动到一分三厘，从中获取巨额回扣，极受时人诟病，而李凤苞与伏耳铿船厂的这份合同，就显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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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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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直是李凤苞的坚强后台。1883年初，御史陈启泰参奏出他出身负贩小夫，略通西语，钻营保荐。出使以来，不遵定制，私带武弁，挟妓出游。李鸿章奉旨调查，复奏称李凤苞以诸生襄办局务，留心经世之学，即非出身微贱负贩小夫可比。光绪元年总署奏报出使人员，即有李凤苞在内。经向出洋学生了解，皆称其谨守礼法，德国外部、兵部、海部皆因引重之，无夷装、挟妓、佻等情事。又驳斥私带武弁的说法，指出李凤苞监督出洋生徒内多水师武弁，又购办铁舰军火，随时派弁往从学习，并非违例私带。该大臣驻德四年，于泰西新法探讨入微，一时罕有其匹。[10]年底，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参奏，说李凤苞为李鸿章订购铁甲二号，数百万巨款一人开支，难保无收受花红等弊。总理衙门查复，亦援李鸿章的意见，称该员“讲求武备，条理精微，为不易得之员”[11]。此外，李鸿章认为对德造军舰的批评，包含了驻英公使曾纪泽在英国人影响下产生的偏见，和驻德使馆参赞徐建寅散布的流言。比如李鸿章告诉恭亲王，“英人知敝处在德厂购船，忌嫉实深，赫德亦颇恨丹崖之洞察其弊”[12]。徐建寅本来是李凤苞的朋友和助手，后来两人出现了矛盾，李鸿章支持李凤苞，他说“丹崖用人或未尽当，若谓借端图利，尚不致此。颉刚（曾纪泽）俯视一切，积不相能，徐建寅心术太坏，又从而媒孽之，此谣咏所由来，不可不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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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0年代，德国还是个新兴国家。军事工业上，克虏伯大炮经过普法战争的洗礼已经名扬世界，造船业却还在成长之中。光绪初年，李鸿章在赫德等人的鼓动下，在英国购买了一批中小型军舰，但使用效果差强人意，他遂将目光转向德国。先是定购铁甲舰，而后又买巡洋舰。由于“济远”舰其实是德国人首次建造的穹甲巡洋舰，设计中存在不够完善之处，由此引来诸多批评。此外，“定远”“镇远”制成后，恰逢中法越南冲突，两国可能爆发战争，法国扬言要在公海劫夺中国铁甲舰。这使得负责运送军舰来华的德国产生犹豫，“定远”“镇远”是在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才运回中国的。“定”“镇”晚归，也是国内不了解情况的官员批评李凤苞的一个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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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远”舰引起争议的，是其装甲防护的设计问题。具体来说，蒸汽军舰的发展进程中，首先是在重型军舰舰体敷设装甲，称作铁甲舰。巡洋舰为了保持高度航速，只将木质舰体改换成金属舰体，但船舷没有装甲防护。后来考虑到战场上的生存问题，英、意、德等国开始研发装甲甲板，即用一层装甲像龟壳一样，从上部将军舰的核心部分覆盖住。甲板中间隆起，两侧斜伸到船侧舷的水线下面，像一个龟壳，覆盖住主机舱，敌弹即使穿透侧舷，也无法穿透这层装甲。同时，在装甲甲板之上的侧舷部分，安置煤舱，以延阻敌弹的破坏力。这种装甲甲板巡洋舰（Armour Deck Cruiser），当时被形象地译作“穹甲快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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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英国人设计的防护甲板。顶端低于水线，后来发现这种设计，一旦船侧舷被击穿，海水涌入，穹甲下方的水密体积无法保证军舰浮力，最终会造成军舰沉没。此外，随着对巡洋舰航速的要求越来越高，锅炉的体积也越造越大，机舱受到水线下甲板高度的限制，空间逼仄，无法扩大锅炉，也不利于空气流通和作业。所以，英国设计师将装甲甲板改为中间为平顶，两侧为斜板，且将中间平顶升出水线。“济远”系德国人仿英舰“赫士本”号制作，其穹甲以1英寸厚钢，2英寸厚铁的钢面铁甲，制成斜坡深入水线下4英尺，穹甲的顶部也略低于水线。英国人认为这种设计过时，且订购军舰的单子被德国人拿走，也令其极为不爽，所以通过各种途径散布了“济远”舰有严重问题的言论。这些意见，先是通过徐建寅回国后反映给李鸿章。李鸿章对李凤苞深信不疑，反而对徐的人品产生看法。但国内反对花巨资进口军舰的官员，却将回扣的传言与他们本身搞不明白的技术问题搅和在一起，变成弹劾李凤苞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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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李凤苞出使任满，清政府派许景澄继任。许景澄是翰林出身的文官，他在国内留心洋务，但毕竟不懂西方海军。在正式拜会李凤苞的次日，接到国内发来的电旨，命他仔细勘验军舰，如不坚固，据实参奏。[14]许景澄不敢怠慢，立即调集购舰合同详加研究。递交国书后，他偕同参赞朱宗祥、翻译赓音泰等人，乘火车前往基尔，正式勘验停泊港中的“定远”和“镇远”号铁甲舰，然后转赴司旦丁（今波兰什切青），验收“济远”舰。此时，他听到了关于这艘军舰的各种议论，写信告诉总理衙门章京钱应溥和袁昶：“十八子（李凤苞）偏执，致‘济远’误。”“‘济远’穹甲太低，致英议其人。”[15]李凤苞“所办公事与自诩‘济远’之长，不能附和。尚无一言达（总）署，以尽前后任交谊”[16]。在许景澄的主持下，向伏耳铿船厂提出了交涉，对“济远”进行局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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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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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秋天，李凤苞回国。数月之中，他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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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0月，李鸿章奉旨进京商议筹备海军，李凤苞也在京中，他们应当多次见面。12日，懿旨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北洋练军伊始，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同日，清廷根据李鸿章的请求，安排李凤苞到北洋襄办海军事务。[17]14日，李鸿章向新管海军的醇亲王奕赠送李凤苞翻译的《海战新义》《各国水师操练法》《艇雷纪要》各十部。[18]15日，奕收到奕劻转交驻德使馆参赞舒文、王咏霓的两封关于“济远”舰质量问题的来信，再次重复了英人对“济远”的批评。王咏霓的信还提到“镇远”工料不及“定远”，而价格增加十万。[19]醇王随即致函军机处，谓“李凤苞承办不力之咎，亦应俟船到时设法查勘，不使有所诿卸”。[20]16日，舒文、王咏霓的来信被呈递给了慈禧太后御览，懿旨命醇亲王、庆郡王和李鸿章俟“济远”回国后详细查勘。[21]太仆寺少卿延茂则据此上奏，称近闻李凤苞自德国购买“定远”一船质坚而价廉，“镇远”一船质稍次而价稍涨，至“济远”一船质极坏而价极昂。又说此事“自海上喧传，直抵都下，人人骇异，咸谓苟非李凤苞勾串洋人侵蚀肥己，必不至船质与船价颠倒悬殊至于此极”。还称“李凤苞之为人，小有才而性极贪”，应请饬惩办。[22]国子监祭酒盛昱也上奏：“近闻已革道员李凤苞所购‘济远’铁船，一切皆不如式，浮开价值，尽入私橐。闻其数目足敷十数营一年之饷。”盛昱请求派大臣严密查抄，勿使寄顿。或将该员查拿监禁，勒令缴出船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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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后来在李凤苞的墓志铭中说：“既至京师，廷议以君才望出一时右，又久劳于外，周知情伪，皆以为旦夕必大用，使君委蛇其间，稍自贬屈，或用汉代陈太邱周旋侯览、张让故事，则龙旌霓节，指顾问也。君毅然不屈，有丹不夺赤、石不夺坚之志。”[24]这里，他用了《后汉书·陈寔传》的典故。汉末宦官侯览走后门，托太守高伦任命某人，高伦很为难。这时陈寔表示愿意替高伦品评保举此人，背舆论黑锅。果然清议就此对陈寔不利。不久，高伦被提拔，进京前，他称赞陈寔“善则称君，过则称己”，“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另一位宦官张让丧父，灵柩回到颍川故里，清流高士相约不参加葬礼，张让非常没有面子，而陈寔前往吊唁。所以后来张让残酷迫害清流，唯独对陈网开一面。陈寔与宦官虚与委蛇，还称呼来家偷盗者为“梁上君子”，赠以礼物，当时以道德家出名，被归入清流一类。有趣的是，俞樾却拿他作对比，反衬李凤苞不随波逐流，才得罪本朝清议。俞樾的墓志铭是李家委托所写，反映的是家属后人的想法。李凤苞是洋务人士，他与朝中这帮“清议”其实从无过节，但却分属格格不入的两个官僚群落。而对他下石的，其实应当是许景澄。许本来也是传统士大夫，到德国后，先接收了“定远”等军舰，又主持订购“经远”“来远”号铁甲巡洋舰，还编辑出版《外国师船图表》等著作，成为难得的海军专家，但他刚到任时，并不具备海军知识，却立马就对李凤苞看不过眼，各种弹劾的资料，都通过他本人和幕僚写给国内的书信，源源不断地传向北京，绝非“尚无一言达署，以尽前后任交谊”。这种似是而非的内幕揭发，表面上看，是对军舰设计施工的不同看法，但也可以理解成要撇清对李凤苞购舰质量所承担的责任。在经济问题上，许景澄并没有举证出过硬的材料，但他的运作，客观上具有相当巨大的杀伤力量。不过私下，许景澄在给朋友朱采的信中也承认，“李丹崖前使承办铁舰二号，因制成稍迟，法衅猝作，阻于开驶，颇滋物议。……然两铁舰甲厚炮巨，订制颇为妥善，不得以迟而没其实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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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1月17日，“定远”“镇远”“济远”三舰抵达大沽。李鸿章率海军提督丁汝昌和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各项指标均与合同相符。18日登舟试航，前往旅顺口，视察东西岸炮台，20日回返天津。21日，醇亲王、庆郡王致电李鸿章：勘船公牍备悉，“济远”屡遭指摘，阁下既亲阅，自极切实，希再咨来署并入奏。[26]22日，清廷却颁布上谕：“二品顶戴三品卿衔记名海关道李凤苞，品行卑污，巧于钻营，屡次被人参劾，着革职，永不叙用。”这个决定，距离李凤苞的上一个任命，仅仅相差四十天。12月1日，李鸿章正式致函醇亲王奕：“‘济远’快船经鸿章出海驶验，知舒文、王咏霓等所指各弊未尽确实。”[27]在后来“定远”和“镇远”的造价报销中也可以看到，“镇远”的造价比“定远”高出九万七千五百马克，折合白银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四两三钱六厘五毫三丝[28]，李鸿章解释说，这是当时外洋钢价陡长造成的，在购船合同中也已载明。李鸿章强调，“定远”“镇远”价格“减而又减，并按外国通例，扣除五厘”，即总价上在打了百分之五的折扣。[29]这个造价，比其仿制的德国原型舰“萨克森”号，总价要便宜五万余镑，确实已经压得很低。至于说“二成折扣，侵吞六十万金以肥己囊”云云，更是想当然的猜测。“济远”，是用六十八万两银子买来的，德国人能因为中国公使定购了两艘铁甲舰，就送他相当于一艘巡洋舰造价的回扣吗？不过这些道理当时无人理会，朝野流言所引起对李凤苞的激愤和弹劾与李鸿章为李凤苞所作的解释沟通犹如两条平行发展却又互相追赶的蒙太奇线索，一天一天你推我进，高潮却是李凤苞的革职下野，这种结局，反映了当轴者对于洋务派官员毫不信任。俞樾感叹，“闻其事者咸为君惜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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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苞在欧洲生活了八年，我最近才看到他和夫人、儿子的照片。崇明县博物馆中，存有他从德国带回的大理石雕像。这尊雕像，为德国雕塑家吕涡生所作，“文革”中被砸成三截，现已修复。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刊布了李凤苞1886年5月5日写给天津海关道周馥的信件，是我第一次看到李凤苞的手迹。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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