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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入学半年后，春秋冬三季按季小考，由总办先期禀请派员会同考校，并请派熟谙水师西学委员会同洋文正教习校阅试卷，统核分数，酌拟甲乙，由监考官会同总办呈送中堂鉴定，列榜晓示。其秋季西学汉文分期大考，由总办呈请中堂定期亲临阅试，以重作养而示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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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初入学堂，隔日傍晚由二三班洋文教习带赴学堂外，仿外国水师操法，排列整齐，训演步伐并令练习手足，藉壮筋力。三年后每日早晚仍由二三班教习训练枪炮。至第五年随同外国练船教习，早晚上学堂前样船学操帆帆缆诸事。五年期满后，洋文正教习会同各教习，将历年所授各学开列详4单，并各生所造浅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语，送由总办呈请中堂择期亲临，带同熟悉西学委员并外国水师官及所延外国练船教习详加考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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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天津水师学堂教职设置极为精简，洋文正教习实际上是第一班英语暨各项西学基础课的授课老师，并有“督课”的责任。副教习负责二班的学习情况。这种做法，出乎今人对西式学校分课程设置任课教师模式的意料，有点像传统私塾单一老师制的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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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成立后所担任的职务，是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这在《北洋纪事》所录公文中，存有大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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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四月十二日，吴仲翔向李鸿章建议，在水师学堂内增设管轮学堂，培养海军轮机军官。关于教员，吴仲翔的构想是“拟先选中国洋文教习课之，俟两年后语言文字及浅近算学如几何、代数之属均能通晓，再延洋师教以数学、重学、格致、化学并绘图等事，年余便可与驾驶学生同上练船，涉历风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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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三月，天津机器局总办潘骏德等人报告李鸿章，天津水雷学堂办学效果不很明显，实是教习未得其人。“水师学堂正教习严宗光精习西学，于测算格致具有根柢，应令该员就近赴水雷学堂会同原管各道逐加考校，认真遴选，将其中资质学业略可造就者，提归水师学堂照章分班肄习。”他们“拟请行知水师学堂吴道、正教习严宗光择日提选”[25]，吴仲翔也报告李鸿章，接到批札后，“职道即督同洋文正教习认真考选，拟拔其优者令充水师学堂，次者令备管轮之选，又其次者商酌位置，或遣归水雷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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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中，吴仲翔还提出，参将衔补用都司萨镇冰任管轮学堂洋文正教习[26]，该报告获李鸿章批准[27]。四月初三日，李鸿章在另一份报告上又批示：“萨镇冰充教习原非常局，两年后必须另延洋师。务饬严宗光、萨镇冰预为咨访，届时禀请延订为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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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史料表明，天津水师学堂驾驶学堂与管轮学堂洋文正教习，分别由严复和萨镇冰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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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吴仲翔、罗丰禄报告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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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一班学生堂课既毕，堪上练船，应及时大考……所有试卷，卑职丰禄会同洋文正教习严都司宗光详加校阅……卑职丰禄将此次所考驾驶一班学生试卷核定分数，酌拟甲乙及奖赏银数，并据洋文正教习严宗光照定章程，将各生所造浅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语，呈送前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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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中，吴仲翔、罗丰禄对严复的教学工作和伍光鉴等三十名学生的学习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所以李鸿章同年年底上奏《水师学堂请奖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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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将衔留闽尽先补用都司严宗光，由闽厂出洋肄业，学成回国，派充该学堂洋文正教习，参酌闽厂及英国格林书院课程，教导诸生，造诣精进，洵属异常出力，拟请以游击补用，并赏加副将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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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奖名单中，还提到以下教职员：洋文教习曹廉正、王凤喈、陈燕年，洋枪教习卞长胜，汉文教习董元度、郑筹、顾敦彝、陈埙、林学瑨、陈锡瓒，文牍甘联浩，司事顾衍贵，官医柳安庆等。同样可见，严复不是高于其他教习的“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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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奉旨：“严宗光等均著照所请奖励，该衙门知道，单并发，钦此。”[31]这道上谕，连同前引李鸿章请奖折，被《德宗实录》概括整理，记录为“以北洋水师学堂办学有成效，予教习都司严宗光、游击卞长胜……奖叙有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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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严复继续在天津水师学堂担任洋文正教习。《北洋纪事》中最后一个记录严复担任此职的文件，是题为“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87年12月13日）水师学堂吕耀斗会同沈保靖、罗丰禄详北洋大臣李”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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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二班学生堂课毕业，照章应行大考……十五日蒙宪节莅堂考校，诸生面聆启发，感奋逾恒。所有试卷复经职道丰禄会同洋文正教习严游击宗光、副教习麦赖斯等详加校阅……英国领事璧利南素轻中国水师学生，此次考后，经职道丰禄示以题纸，彼亦推为仅见。良由正教习严游击专讲水师算学二十余年，其奥窔曲折一一周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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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洋纪事》所收公文内容看，其对严复担任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的记录是连贯的，也是可靠的。尔后，他大约在光绪十五年担任学堂会办。[34]至于他是否担任过学堂的“总教习”，在正规的水师学堂文件及李鸿章的奏折公文中，我迄今尚未找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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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还要再说吕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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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斗是旧式文人，既不懂外语也不懂海军，跑到新式军校当领导，本来只是个位置的安排，但他在这里泡了七年。他能写文辞优雅的诗词，有时也把自己当成武人。朋友吹嘘他，说他“剑佩奋发，胸有甲兵，然亦用而不尽用，坦然处之……出入军中，逡巡有年”[35]。此处“用而不尽用”来形容，颇为精准传神。天津的英文报纸The Chinese Times（《中国时报》）曾说，吕耀斗是位翰林，“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在他管理下，当地人和外国人十分和谐融洽，没有摩擦”。外国人撰写的评论对他是夸奖的，认为水师学堂的“成功来自于诚恳的工作，不搞阴谋诡计。而这个国家很多有用的机构，正是被各种阴谋伎俩，搞得一塌糊涂”。[36]在现存严复的书翰中，偶尔也提到过吕耀斗，那是在光绪十五年初夏，严复已获会办的任命，他回家乡参加母亲葬礼后返回天津，在给四弟严传安的家信中说：“学堂公事山积，吕道皆推俟兄到津时措办。体怠事繁，然无可推委也。”[37]水师学堂应当任用熟悉专业的严复来主持，这无可置疑，吕耀斗挡住了严复的晋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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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细想，欲使吕耀斗让位给严复，其实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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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将吕放实缺，或者平调另外差使。吕耀斗这辈子，就巴望放实缺做个真道台，但这并不容易，需要等待机遇。李鸿章曾对向其请托某人安排事项的工部尚书潘祖荫解释：“此间道班需次者多至二十余人，其间资深劳多，久应委署者亦复不少，经年不见一缺，得之极难。”[38]对于吕耀斗这种资格老、交游广的官员来说，调动职位尤需谨慎考虑他本人的感受，和官场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其中道理，古今皆然。官场上的人，大多觉得自己升迁比别人缓慢，受了委屈。李鸿章是一个善于推荐自己亲信出任各种官职的封疆大吏，但也无法保证人人尽欢。他的主要助手周馥，光绪三年起署理永定河道，后来又筹建海防支应局、电报局，担任津海关道、会办天津营务处兼北洋行营翼长，一直参与北洋核心军务，包括北洋海军筹建的各项工作，但任职十年，也曾感叹自己下一步发展的前途。光绪十三年他入京觐见皇帝，归来作诗曰：“同时流辈飞腾尽，顾我疏慵隐退难。”周馥还注意到另一个北洋元老刘含芳，参与旅顺口基地建设和训练鱼雷营，却一直是道员而未能更上层楼，故在诗中还写道：“频年却愧刘公干，海峤孤羁耐岁寒。”并作一小注：“刘芗林观察含芳资劳亦二十余年尚未补署。”[39]这两人在北洋的地位都要比吕耀斗和严复更重要，但晋升也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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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天津水师学堂是个新设机构，总办是由候补道级官员担任的非正式官职。用当时的话说，是“差使”而非实缺；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相当于厅局级”。严复欲任总办，必须升至道员。回国时，严复走的是武官晋升路线，他想改变，四次参加乡试，每次都铩羽而归，考不上举人。所以在私信中，他有“北洋当差，味同嚼蜡”[40]的抱怨，在诗中，有“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牢骚。皋比即虎皮。宋代张载曾坐虎皮讲《易经》，后称任教为“坐拥皋比”。旁行书即横写的外文，此处指学西学。科举不顺，使他焦虑，心中颇有怨言。光绪十四年，他出资捐官同知，李鸿章旋即提携他任知府。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又奏保严复以道员遇缺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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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水师学堂规模其实并不宏大，前后共培养了六届120名驾驶专业学生，其中严复亲自授课的一至三届，计69人。此外还有六届85名管轮专业学生。[41]严复在校二十余年，先在吴赞诚、吴仲翔、吕耀斗领导下教学，后来全面主持校务。李鸿章对严复的使用上并不存在歧视，在个人生活上对他也很关心，比如劝他戒鸦片，允许他请假离职，参加科举考试。在官职上能够关照的，也都关照到了。以当年一同派往欧洲留学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三人来进行比较，马建忠早先随传教士学习外语，出国前已入李鸿章幕府。他以郎中资格，作为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的随员，在法国留学国际法。回国后仍留北洋办理洋务，担任过轮船招商局会办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官衔是道员。陈季同与罗丰禄均是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留学出国时，陈是李凤苞的文案（秘书）。在法国，他也入校攻读国际法，后随李凤苞转入驻德、驻法使馆，升为参赞。陈的官衔级别走武职，一路升至副将、总兵、提督之类虚职，但换成文职，同样不超过道员。更有可比性的是罗丰禄，光绪四年在英留学时，罗丰禄即捐主事，做过李凤苞的翻译。后被李鸿章调赴天津，派办北洋水师营务处，兼办洋务，并担任李的英文秘书，还在出洋学生学成回华保案内，以直隶州知州分省补用，并加四品衔。光绪十一年，他以知府分省补用，又以历年防务出力案内奏保以道员分省补用。十九年经李鸿章奏保以海关道记名简放。[42]罗丰禄出国前后的职务始终在严复之上，获候补道员时，严复为游击，赏加副将衔。同年严复捐监生，改走文职路线，用六年时间追成候补道，全部功绩是在水师学堂教书而已。严复没能如罗丰禄那样，“凡以调外交、策战守，……无所不咨”[43]，跨入北洋决策的核心圈子，他私下有不悦，声称“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44]但就海军教育本职而言，谁能说出来他受到李鸿章排挤的具体事例吗？在晋升的阶梯上，周馥、刘含芳、吕耀斗们需要漫长的等待，严复同样也需要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不会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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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九年三月廿三日（1893年5月8日），翁同龢为吕耀斗的晋升写信给李鸿章求情。他在日记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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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合肥函，为吕庭芷也，嘱以后或补或署。张丹叔携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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