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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叔即广西巡抚张联桂，翁同龢请托的这个人情，对于吕耀斗和严复都有帮助。年底，李鸿章安排严复总办天津水师学堂，派洪恩广接任学堂会办。而吕耀斗，转办绥巩支应局事务。应当说，李鸿章待严复不薄。此时，严复尚未满四十岁。后来陈宝琛在严复墓志铭中说：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这话我不敢苟同，严复当教习时，非要说他是总教习，实际上担负了总办的责任；而当上总办，又说他不预机要，严复在学堂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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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底，天津道一职出缺，李鸿章推荐吕耀斗署理。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3月22日），吕耀斗接替因病开缺的万培因，实授永定河道。[46]此时距他进士及第，已经度过悠悠四十五个寒暑。吕未及上任，就于七月初九日（8月28日）卒于老家苏州[47]，终年六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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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的一则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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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斗处于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他的坎坷经历，亦是当时一些半旧半新官员的缩影。过去，人们常把中进士比作跳龙门，为了跳过龙门，多少人悬梁刺股、皓首穷经。殊不知，即便跳过龙门，点了翰林，官场的道路依然崎岖难行，能跨入道员的人，历来寥寥可数。至于李鸿章，他属于洋务人物，却选一个不懂海军、“日暮途穷”的老翰林总办水师学堂，这是时代的悲剧，更是海军的悲剧。在这个悲剧中，吕耀斗是一个左右尴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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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影印吕耀斗履历文献出现拼贴错误，见画线处，上下文脱漏一段文字，极难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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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吕耀斗的史料极为稀少。他的词集《鹤缘词》，全系文人吟哦，风花雪月，与海军教育无关。十多年前，我在30大册影印文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4册第356页中，找到他1886年进京时所呈履历单，却觉得怎么读也有问题，语句不顺，年份颠倒。讲完同治“五年”，又出现“四年五月”如何如何。当时我不得不猜想，排印得严丝密缝的影印档案，会不会出现丢失段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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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这个猜想，我特地借出差北京的空隙，去故宫西华门内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很方便，不到半小时，我便坐在缩微胶卷阅读器前，从宫中履历档的胶片中，找到了吕耀斗履历，而我也切切实实地发现，《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竟然脱漏了8行127个字。漏字部分（见下文加着重点文字）和前后文字摘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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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二年壬子科散馆，授职编修，四月到院，十月请假回籍迎亲，四年七月在籍丁母忧。七年四月服满到院。八年六月充国史馆纂修。九年四月因前在本籍办理灾赈出力，经前两江总督等奏请奖励，奉旨赏加五品衔。六月充陕西副考官。同治元年二月请假回籍迎亲，十二月丁父忧。五年十月服满到院。六年九月，因病请假。八年十一月销假进署九年十月充功臣馆纂修，十年赴刘铭传军营，十一年六月回原衙门当差。于是年十一月充补功臣馆纂修，十二年京察一等。十三年四月告假回籍，十二月销假到院。光绪元年二月充文渊阁校理，二月请假回籍。三年十一月奉旨饬赴左宗棠军营差委。是年在湖南协黔捐局报捐道员，双月选用。四年五月因患疾医治未痊，未能就道。旋因历年防剿各匪出力，经陕甘总督前陕西巡抚谭钟麟奏请，以道员分省补用。六年四月因浙江晋豫赈捐请奖，请以道员指分直隶试用。七年七月，船政大臣黎兆棠奏，调派船政局提调。十年正月请赴部，是年六月因前内阁学士徐致祥奏保人才，奉旨交军机处存记。本年二月到京，由吏部带赴内阁，经钦派大臣验放，十一日复奏堪以发往，奉旨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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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再看《履历全编》，这段漏掉的“院。六年九月，因病请假……”等文字，没头没脑，又突兀地出现在第357页上。我猜想，这种脱文，是在制版前将复印的文件拼贴接排时出现的。大批量影印档案，是繁复而辛劳的工作，在浩若烟海的复印件连续制版过程中，依然会有手民之误，各种技术过失恐怕难以避免。但这段脱漏也提醒我，读其他人的履历，是否也会有同样情况？学术界使用影印档案时，仍要谨慎，留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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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吕耀斗履历脱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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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为何不被李鸿章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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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说严复怀才不遇，其实是以严复为中心的一种设定。官场中，大多数人都有怀才不遇之感，觉得自己的机会被别人挤占了。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严复满意？让他来主持国政吗？让他来领导海军吗？让他的官职超过道员吗？这确实还要看他本人的能力和机遇。但谁又以吕耀斗为中心来想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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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刚回国时，李鸿章对他期望很高，后来他们的关系没有更进一步深化，这个原因迄今无法解释。有人认为是他思想激进为李鸿章不喜所致，当年向李鸿章举荐严复的陈宝琛说：“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48]严复固然狂放，但上述言论从当时语境来研判，其实并不过分。也有人认为是他染有鸦片烟瘾，不可能有所作为。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严复曾在家信中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49]1915年，他的英文日记中仍记录有“Two pipes in the afternoon（午后吸烟两筒）”[50]。到了晚年，他在给熊育锡的信中说：“以老年之人，鸦片不可复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尚不能睡。嗟夫！可谓苦矣。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吾若言之，可作一本书也。”[51]民国学者费行简先生当年并没有读过这些书信，却也久闻这位英国“海归”的吃烟嗜好。他在《近现代名人小传》的严复传中写道：严复“为海军学生中前辈第一人，且湛深文学，冠其同侪。归国后，屡为船政及海军学堂教员。……然以嗜鸦片，弗便任军官”。又说：“其诗文皆清妙，不落恒谿。与人语，亦娓娓可听，或谓其害于鸦片，信然。”费行简还说，戊戌政变后，有人指严复为康党，赖荣禄、王文韶救，得免。“后应聘为大学教员，袁世凯虽重其学，而亦短其疏懒，弗能治事。”[52]当代学者汪荣祖先生也认为，“并不是李中堂敬他而远之，而是他自己的不争气也。”“他虽习海军，一度有雄心大志，奈平生为烟瘾所缠，难以解脱，虽欲做大事，实力不从心。将立功无成归罪于李鸿章，或腐败的满清政府，未必太便宜严复本人了。然而，反过来说，严复仕途失却也造就了他在翻译事业上的丰收。”[53]这是否也是对严复在北洋官场发展情况的又一种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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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阶段，是他思想和学术日臻成熟的时期。在搞清楚他的任职情况之后，进一步摸清他的工作状态和在北洋官场的处境，对于正确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发展轨迹具有积极意义。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化，需要发掘新鲜史料，开拓观察角度，把人物放回他当时生存的环境中去考察，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不能仅凭孤立的几条材料，就串缀概念，过度发挥。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洋文正教习、会办、总办三个职务，近百年来，却一直没有弄清楚，其中不少迷惑还是严复自己布下的，使得史学界研究严复的学者都走了弯路。戊戌前后，严复因翻译西学名著享誉天下，以此推论他先前在水师学堂的表现，推论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尤其需要谨慎。事实上，研究这一时期李严关系，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过硬的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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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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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当上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后，依然牢骚满腹。他在给四弟严传安的信中说：“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弟视此情形，兄之在此当差，乐乎？否耶？”[54]这段史料，被严复的研究者反复引用，但试问，如同前述吕耀斗一样，又有几人琢磨过洪翰香是谁呢？严复做老二，头上有个总办吕耀斗，他不愉快；李鸿章让严复做了老大，派洪翰香做会办，他依然不爽。问题是，后世的研究者，是否因为严复不愉快，就断定严复受到排挤了呢？你看到严复骂洪翰香，但是否想过，洪翰香为什么要骂“闽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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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不要偏执，不要狭隘，不要就事论事。治学要有更加宽广的眼光和冷静的思考。不仅琢磨研究的对象，还要琢磨这个对象周围的伙伴、同事和交往的人群，甚至要琢磨他们之间的前世今生。比方说，要费点心思，考证出洪翰香的名字叫洪恩广，洪恩广的父亲叫洪汝奎。光绪十二年，在委派吕耀斗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之前，李鸿章首先考虑的总办人选，其实竟是洪汝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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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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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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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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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璩：《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载《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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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姜鸣：《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史实再证》，《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64—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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