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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余复力言之,相国嗟叹而已。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余起病召见,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掯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力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在户部竟如此!”[19]某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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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清廷命庆郡王奕劻总理海军事务,正白旗汉军都统定安、两江总督刘坤一帮办海军事务。这是在上年年底醇亲王奕病逝之后,清廷再次任命满族亲贵总理海军,只是奕劻在影响力和品行上,距醇亲王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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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挽回户部的决定做了什么努力,我们不得而知。从周馥的回忆来看,他最终消极地接受了户部的建议。9月10日,李鸿章正式奏复户部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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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详阅部臣所议,既曰自相商定,又令察酌情形,固已深知外间事势各殊,断难一律。现经再三筹度,目前饷力极绌,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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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海军的发展中,上年春天还发生了琅威理“撤旗事件”。李鸿章虽然坚持海军的控制权不容外人干预,但英籍顾问、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愤而辞职。作为报复,英国本年起停止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撤回在华担任教习的其他英员,中英海军合作陷于低潮。同时,随着琅威理的离去,北洋海军的纪律和训练也迅速松懈,对其未来的战斗力,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李鸿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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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北洋海军访日,虽然日方表面上保持着友好的气氛,内心却深受刺激。参观“定远”舰的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曾记述说:“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看法。深受刺激的日本,随之掀起了超常规加速扩充海军军备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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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更早的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就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主张要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亚的实力之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设想日本要吞并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以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同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竞相捐款,至9月底,捐款数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90年到1893年4年间,日本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平均比重为29.4%,其中1893年达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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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军扩张案。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以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发展海军为由,指出日本必须迅速发展海军,要求以中国舰队和在未来战争中可能支持中国的英国远东海军为假设敌。1890年,新任海军大臣桦山资纪进一步推算,认为中国军舰总吨位已达64702吨,在造的新军舰、鱼雷艇、通报舰总计约达2万吨;英国在远东的军舰吨位为33467吨,中英海军共计达12万吨。而日本海军仅5万吨,亟须弥补7万吨差距。据此又提出海军第八次扩张案。在两次扩张案中,共购买或建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号、4160吨的“吉野”号、3172吨的“秋津洲”号巡洋舰、1584吨的“八重山”号通报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加上专以对付“定远”“镇远”而设计建造的“松岛”“严岛”“桥立”,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近6万吨。由于日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超过中国军舰。中日海军的力量对比,在1891年,中国还略占上风。但由于停止购舰,使得日本后来居上,短短三年,形势逆转。中国在前些年里所积成的海军发展优势,基本上被从后边穷追不舍的日本海军拉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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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幕府末期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政界曾有“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潮。主战“中日连横”以抗西洋,1878年,经由曾根俊虎等人的活动,成立振亚社。1880年11月,兴亚会成立,其宗旨云,亚洲已成“碧眼人掠夺之地”,“白人无道”,亚洲人“同文同种”、“辅车相依”,理当同心同德共振亚洲。何如璋、黎庶昌等中国驻日外交官皆为其会员。1883年1月,兴亚会改名为“亚细亚协会”。1891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亚细亚协会认为是“亚细亚之一大盛事,把臂开襟,不可无联欢之契”,积极参加了接待工作,李经方还担任了该协会的副会长。丁汝昌在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举办的宴会上说:东洋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中日海军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他说,何况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舰只,它使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外来的威胁。这些外交辞令,和早期亚洲主义的观点是很相似的。然而在当时,中日能否真的共同携手发展呢?如前所述,日本内部,更多的部门和人员一直在酝酿着“大陆政策”“征台论”“征韩论”,乃至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他的对外政策意见书中,还提出在防守日本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必须保卫“利益线”,并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琉球、越南、缅甸,标志着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形成。在这种气氛下,日本内部出现了“后期亚洲主义”,主张“日本膨胀论”乃至“大东亚共荣圈”,提出觊觎中国领土的“保全支那”论;并与玄洋社、黑龙会合作,继承日本浪人集团的侵略传统,开展对中国实地调查,为日后侵略中国积累情报资源。有学者认为,“后期亚洲主义”出现的标志,是1891年7月7日东邦协会的成立,从此日本亚洲主义向着侵略亚洲方向大步前进。[21]而这天,恰是北洋海军访日,日本天皇接见丁汝昌的日子。当然,日本内部的战略思潮嬗变并非在一天中完成,中国在保持军事实力领先的前提下,维持两国间和平的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运用各种外交谋略和把控机遇,也可延缓两国间爆发战争的时间。但是,如若中方在军事平衡上出现偏颇,就会给日本创造时机。所谓国运相搏、所谓把握战略机遇期,其实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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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十七孔桥畔的木船。划船人,是昆明湖水操学堂的学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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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内的石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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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停止进口军舰,却为颐和园建造游艇。9月15日,天津机器局为颐和园建造“恒春”小轮船,经海军衙门验收,共用工料运费库平银9038两。三年之后,1894年4月7日,李鸿章致函海军衙门帮总办章京傅云龙,提到前奉懿旨,新制小轮船,五月内可造成,届时由通州陆运至昆明湖。[22]北洋为颐和园建造的游湖小火轮还包括“安澜”“翔云”“捧日”,这些轮船,现在均已不存。今天,游人在颐和园还能看到两艘轮船的遗迹,一艘是大理石雕凿而成的石舫,如果细看,能够发现石舫舷侧,还带有西式蒸汽船的明轮。而另一艘,是日本赠送的小火轮“永和”号。甲午战争后又过十年,因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暗助日本1万吨食盐,日本向慈禧太后赠送豪华游艇以作感谢。斗换星移,世事变迁,昏庸无能的满清朝廷,居然满心欢喜地收下且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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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再说回到1891年。风起于青萍之末。歌舞升平之中,中国失去了短暂而宝贵的三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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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易过。1894年,再逢北洋海军三年校阅之期,也是慈禧太后正式庆祝六旬大寿的年份。5月29日,李鸿章上奏巡阅海口情形,称西洋各国船式日新月异,“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恐后难为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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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警告,几个月后,不幸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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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后,周馥赋《感愤五首》,其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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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经营瞥眼空,敢言掣肘怨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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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支大厦谈何易,未和阳春曲已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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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固藩篱留北道,深防雀鼠启西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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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王远略心如见,雪涕陪陵墓木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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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借怀念醇亲王,说出自己的怨恨。周馥是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者,他目击了海军的勃兴和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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