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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邀请张佩纶来家聊天,请吃“素馅馒头”,也可看出京官生活的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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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前,我到华东师大参加茅海建教授的一个讲座,讲张之洞的节敬和礼物,茅海建提到当年士大夫逛琉璃厂,所收文物作假者甚多,今人千万不要以为大户人家流出的旧物即真品。我在张佩纶档案中找到一封张佩纶致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原信,可作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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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壶公游厂两年,所收皆赝本也。兹检出三卷一册,乃壶公去后所得。敬求鉴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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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说偕张之洞去逛了两年的琉璃厂,收的古书都是假的,这个细节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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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佩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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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有这样的感慨,往日的岁月犹如一面洒落在沙滩上的破碎镜子,历史学家犹如赶海者,不用太费力便能捡到一些残片,这些残片在不同的光线下,都能发射出光彩,问题是:当这些镜片和石英砂混杂的时候,赶海者能够收到多少镜片,并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那面镜子?我们看到一些史学论文,往往引用了五六条材料,就敢写一篇宏大的历史事件的论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结论是不靠谱的。要得到比较准确的结论,要靠广泛地收集史料。收集史料,包括研读历史人物的尺牍,这是必备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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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演讲,重点介绍张佩纶的尺牍,展现保存在张佩纶尺牍中不为人知的秘密。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张佩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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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字幼樵,号篑斋,河北丰润人。他少年得志,年纪很轻就考中进士,并且在北京官场上,发展得比较顺利。1883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1884年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在政治上属于“清流”,主要是追随军机大臣李鸿藻,但与此同时,他与洋务派的首领李鸿章关系密切。从1880年到1884年,他是北京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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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一生娶过三位太太,三个太太都很有来头。第一位老丈人叫朱学勤,这个朱学勤,从咸丰到同治年间,一直担任领班军机章京,相当于现在中央的秘书长,是一个非常接近核心圈的人物。他的第二任丈人边宝泉,曾经做过陕西巡抚。他的第三任丈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当然很多人更知道,张佩纶还有个非常有名的孙女叫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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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在以往历史著作中,常常被脸谱化,被说成是大言炎炎,却不能操作实务的书生,主要是指在中法马江之战爆发后,他作为清政府派去指挥福建海防的钦差大臣,竟狼狈而逃。这个说法经小说《孽海花》的流传放大,被相当一部分人当作是真实的情况,我看连张爱玲的记叙也是如此。其实,张佩纶在晚清官僚当中,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战略眼光的人,在甲申马江之战中的表现应当另作研究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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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后人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所存张佩纶函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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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8日,张氏后人张恭庆、张恭慈兄弟将张佩纶之子张志潜、孙张子美多年保存及收集的张氏函牍无偿捐赠上海图书馆,为学术研究作贡献。上图入藏的这批张氏函牍,总数达一百册之多,包括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琛、于式枚、王懿荣、边宝泉、奎斌的通信,以及与张氏家人、亲戚、子弟的家书,还有一批友朋致张佩纶的信札,和张家收藏的时人书信,初步统计,涉及39人,4780余封。信件保存完好,许多还精心装裱。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诸多方面,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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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函牍,尤其是张佩纶和李鸿章之间的往来书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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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是清末著名“清流”代表人物,由于他后来成为李鸿章女婿,使得张家能将李张之间的通信按照时间和往复顺序予以编排,精心裱装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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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鸿章和张佩纶分住在天津和北京,他们要交流信息,不得不直接在书信中商谈,这使得李张间的通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次张家捐赠的李张信函,起于光绪四年(1878)左右,直至八国联军侵华后李鸿章北上议和(1901)。李致张部分,计174封,经陈秉仁先生整理,2005年起,先披露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文献》第九、第十辑,后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中,收录了173封,漏刊1封。另有1封,不知何故,仅刊录半封。这些信件中的多数,在吴汝纶编辑的《李文忠公全书》中多未刊载。张致李部分,数量更多些,231封,有部分曾在张佩纶的文集《涧于集》中发表,但删去了日期,致使无法与新刊布的李致张信件产生对应关系,这是一个遗憾。我们在近代,从未看到如此漫长且完整的上层政治家通信记录,这是极为罕见的珍贵史料。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与上海图书馆签约,张佩纶的书牍将全部影印出版,这将是学术界翘首以待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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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清流与李鸿章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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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过去一直有个观点,认为光绪前期北京政坛上异常活跃的“清流”,是与洋务派为代表的“浊流”相对立的一股政治势力,研究李张通信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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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前期,清朝官场以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李鸿藻为首,形成南北两股势力,1881年沈桂芬去世后,李鸿藻实际上隐执了军机处的大权。李鸿藻在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这干“清流”的簇拥之下,有一个大局谋划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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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们迅速起用自己人,比如外放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在张佩纶丁忧释服后提拔他署理左副都御史和总理衙门大臣。另一方面,起用一批他们认为能干和廉洁的人,比如将赋闲在家的阎敬铭请出山做户部尚书。还有要拉拢的,就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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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起初对“清流”不以为然,他曾私下对丁日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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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周公(恭亲王奕䜣),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李鸿藻),吾宗素假理学为名,奉持正论。……鬼胎当视文定为大也。近日建言升官,大半高阳汲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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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联络李鸿章,主要依靠张佩纶,这是因为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在咸丰年间对抗太平军起义时,曾任安徽按察使,与回籍组织团练的李鸿章有过并肩作战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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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一个例子。1881年3月21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上奏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前在埃及,新闻纸称李优待外人,自视若为中国之王,假外援以窥窃神器。”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刘锡鸿曾经担任中国驻英使馆副使和驻德公使,观念保守。出使期间,因与公使郭嵩焘相互攻讦而被撤回国内,他认为李鸿章从中起了作用,一直怀恨在心。他攻击李鸿章的罪名,竟是李想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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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李鸿章,尚不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遭受千夫所指的李鸿章,朝廷正倚其为股肱。李鸿藻所控制的政治势力,需要与李鸿章结成战略联盟,所以当天发布上谕,对刘锡鸿予以严厉谴责,指出该奏“深文周内,已属支离,至谓其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并以荒诞不经之词登诸奏牍,肆意倾陷,尤属谬妄糊涂”[6],命将刘锡鸿交部严加议处。当日下朝后,张佩纶去李鸿藻家长谈多时。次日,张佩纶密函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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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金谬论,圣心盛怒,公论亦鄙为倾险之士。事下考功,所以眷注纯臣,保全勋旧者,已大白于天下。愿公勿畏谗,勿负气,益加敬恪,以副深恩,是则古大臣自处之道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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