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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后人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所存张佩纶函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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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8日，张氏后人张恭庆、张恭慈兄弟将张佩纶之子张志潜、孙张子美多年保存及收集的张氏函牍无偿捐赠上海图书馆，为学术研究作贡献。上图入藏的这批张氏函牍，总数达一百册之多，包括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琛、于式枚、王懿荣、边宝泉、奎斌的通信，以及与张氏家人、亲戚、子弟的家书，还有一批友朋致张佩纶的信札，和张家收藏的时人书信，初步统计，涉及39人，4780余封。信件保存完好，许多还精心装裱。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诸多方面，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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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函牍，尤其是张佩纶和李鸿章之间的往来书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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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是清末著名“清流”代表人物，由于他后来成为李鸿章女婿，使得张家能将李张之间的通信按照时间和往复顺序予以编排，精心裱装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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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鸿章和张佩纶分住在天津和北京，他们要交流信息，不得不直接在书信中商谈，这使得李张间的通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次张家捐赠的李张信函，起于光绪四年（1878）左右，直至八国联军侵华后李鸿章北上议和（1901）。李致张部分，计174封，经陈秉仁先生整理，2005年起，先披露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文献》第九、第十辑，后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中，收录了173封，漏刊1封。另有1封，不知何故，仅刊录半封。这些信件中的多数，在吴汝纶编辑的《李文忠公全书》中多未刊载。张致李部分，数量更多些，231封，有部分曾在张佩纶的文集《涧于集》中发表，但删去了日期，致使无法与新刊布的李致张信件产生对应关系，这是一个遗憾。我们在近代，从未看到如此漫长且完整的上层政治家通信记录，这是极为罕见的珍贵史料。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与上海图书馆签约，张佩纶的书牍将全部影印出版，这将是学术界翘首以待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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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清流与李鸿章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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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过去一直有个观点，认为光绪前期北京政坛上异常活跃的“清流”，是与洋务派为代表的“浊流”相对立的一股政治势力，研究李张通信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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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前期，清朝官场以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李鸿藻为首，形成南北两股势力，1881年沈桂芬去世后，李鸿藻实际上隐执了军机处的大权。李鸿藻在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这干“清流”的簇拥之下，有一个大局谋划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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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们迅速起用自己人，比如外放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在张佩纶丁忧释服后提拔他署理左副都御史和总理衙门大臣。另一方面，起用一批他们认为能干和廉洁的人，比如将赋闲在家的阎敬铭请出山做户部尚书。还有要拉拢的，就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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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起初对“清流”不以为然，他曾私下对丁日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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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周公（恭亲王奕䜣），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李鸿藻），吾宗素假理学为名，奉持正论。……鬼胎当视文定为大也。近日建言升官，大半高阳汲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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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联络李鸿章，主要依靠张佩纶，这是因为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在咸丰年间对抗太平军起义时，曾任安徽按察使，与回籍组织团练的李鸿章有过并肩作战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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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一个例子。1881年3月21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上奏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前在埃及，新闻纸称李优待外人，自视若为中国之王，假外援以窥窃神器。”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刘锡鸿曾经担任中国驻英使馆副使和驻德公使，观念保守。出使期间，因与公使郭嵩焘相互攻讦而被撤回国内，他认为李鸿章从中起了作用，一直怀恨在心。他攻击李鸿章的罪名，竟是李想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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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李鸿章，尚不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遭受千夫所指的李鸿章，朝廷正倚其为股肱。李鸿藻所控制的政治势力，需要与李鸿章结成战略联盟，所以当天发布上谕，对刘锡鸿予以严厉谴责，指出该奏“深文周内，已属支离，至谓其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并以荒诞不经之词登诸奏牍，肆意倾陷，尤属谬妄糊涂”[6]，命将刘锡鸿交部严加议处。当日下朝后，张佩纶去李鸿藻家长谈多时。次日，张佩纶密函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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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金谬论，圣心盛怒，公论亦鄙为倾险之士。事下考功，所以眷注纯臣，保全勋旧者，已大白于天下。愿公勿畏谗，勿负气，益加敬恪，以副深恩，是则古大臣自处之道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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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佩纶尚在丁忧，正受到李鸿章邀请，准备前往天津讲学。28日，张佩纶到津，李鸿章将刘锡鸿弹劾奏折的抄件、上谕以及幕僚代拟的复奏稿件一并转交给张佩纶，请其代为修改。张佩纶阅后认为，原稿使用苏东坡《代滕甫辨谤》所言“积毁销骨，巧言铄金，市虎成于三人，投杼起于屡至”的句子，“语虽切至，然非大臣止谤自修意也。拙见主于自省，未肯袭用其词，未知我公意有当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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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立即给张佩纶送去一张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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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拟疏稿以省諐为主，佩服莫名。日来适有冗务，未及细校，顷始将鄙意略加孱入，点窜《尧典》、《舜典》字，非得已也，然大段袭用高文，岂胜铭感。今晚业经缮发，抄稿奉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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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李鸿章全集》所收录的《沥陈感悚下陈折》之由来。所谓“省諐”，意谓反省过错，是从自己这方面寻找原因，与李鸿章原拟辩解流言杀人的讲法恰好相反。从策略上说，既然朝廷和慈禧太后已经对刘锡鸿的胡言乱语十分生气，李鸿章就应该把身段放得更低更软，多做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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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李鸿章奏折递达北京。军机大臣李鸿藻在日记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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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自陈感悚一折，拟批：“览奏已悉，该督惟当慎益加慎，用副倚畀之重。至时势艰难，任事不易，朝廷自能曲谅苦衷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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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李鸿章致函张佩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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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折回，奉旨：“览奏已悉，该督惟当慎益加慎，用副倚畀之重。至时势艰难，任事不易，朝廷自能曲谅苦衷也。钦此。”仰蒙温谕拊循，训勉如家人父子，实令感激涕零，何敢遽萌退志？执事关爱倍至，高文巨笔，上动天听，谨以奉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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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发的上谕看，全部文字与李鸿藻所拟一字不差。刘锡鸿掀起的扳倒李鸿章的政坛风波，在张佩纶与李鸿藻的联手之下，被悄悄消弭了。慈禧太后固然不喜欢刘锡鸿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但她知道表面上水火不容的“清流”和洋务大佬，私下竟有如此的勾兑和默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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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张佩纶在给朋友奎斌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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