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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参议疏出，合肥忧愤，颇萌退志。弟正论婉留，旋沥陈感悚下忱，奉到温谕：“该督唯当慎益加慎，以副倚畀之重。至时势艰难，任事不易，朝廷自能曲谅苦衷也。钦此。”合肥感激涕零，矢以鞠躬尽瘁为报，亦足见其忠诚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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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这次帮了李鸿章一个大忙。这种二李幕后联手的事情以往从不被人所知，张佩纶与李鸿章、奎斌的沟通信件，就保存在这批信函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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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琉球归属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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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0年起，张佩纶积极为李鸿章谋划海防诸事，起始之作，是对琉球问题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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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是一个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国，明清两朝均向中国朝贡。1875年，日本逼迫琉球放弃对中国的臣属，将其改为冲绳县。琉球国王派人向中国求救，李鸿章和清政府均认为没有能力帮助琉球国王复国，但对日本并吞琉球，也拒绝承认。19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远东游历，允诺为中国调处琉球问题，拟订方案，将琉球北岛归日本，中岛还琉球，南岛归中国。次年，中俄因收回伊犁问题，两国关系急剧紧张。俄方宣称要派军舰袭击中国海岸和港口。同时，日本趁火打劫，再次建议中日两国分割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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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李鸿章致函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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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竹添（进一郎）三月十一日函内详言琉球北部诸岛久经割隶日本，兹其所并者乃中、南二部，若议将南部宫古、八重山二岛改属中国，已居琉球全部之半。其书曾抄呈台览，谅非杜撰。此事中国原非因以为利，如准所请，似应由中国仍将南部交还球王驻守，借存宗祀，庶两国体面稍得保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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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背景下，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开始谈判琉球问题。10月28日，恭亲王向朝廷报告，拟在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时，准日本人入中国内地通商，加入“一体均沾”条款。同时签订条约，自光绪七年（1881）正月起，将琉球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南部宫古、八重山诸岛归中国，中国如何存球，日本无从置喙。消息传出，清议立即反对。29日，陈宝琛奏《论球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改折》，如何解决球案，成为朝廷争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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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建言把延缓谈判琉球案作为发展海军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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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纶之见，欲留日本，生一波折，使内外不即解严，以开自强之基，而公得因间以行其志。闻公近有致译署书，深以与日本结案改约为非。译署惮更成议，仍以入告，置公书罔闻。……自粤捻削平，曾胡继逝，而吴江（沈桂芬）入柄大权，为阳极阴生之象。津案起而文正（曾国藩）损望，台案结而文肃（沈葆桢）亦少损威。滇案因不善维持，几成巨衅，致我公冒单骑见虏之险。使当日内无懦相，何致如此！十年以来，外侮纷起，无岁无之。自今以往，其有极乎？佩纶每私忧窃愤，谓中国大局，虽云中原无事，宵旰勤劳，而中外人才消乏，风气颓靡，已复尽道光季年之习。其流极或且过之，所恃者公及恪靖二人，湘淮各营，支柱于外耳。倘再不藉攘外以为修内计，宴安粉饰，如厝薪火上，自以为安，一星终后，不堪设想矣。如倭事不结，彼不足为边患，而我得藉之以理边防，因时制器，破格用人，凡所设施，或免掣肘。今年因俄事危迫，购铁舰、设电音，久不得请者一旦如愿以偿，是其明证。北洋防军散而无纪，谅难持久，公但慨然以倭事自任，则朝命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然后及是闲暇，立水师、储战舰，汰冗弱之防兵，罢无用之将吏，蒐军简器，与倭相持，……以公之才，左提右挈，效可立睹也。……佩纶妄意欲公全力经营，一当倭以取威定霸，可为海防洋务作一转捩，作一结束。地球上下，万国会同，开千古未有之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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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谋划留日本生一波折，将来朝廷“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信中他还直斥沈桂芬误国。此后，张佩纶连续致函李鸿章，继续出谋划策，而另一位“清流”宝廷，也上奏反对对日让步。清廷旋命李鸿章统筹全局，详议球案应否照总署所奏办理。李鸿章上《妥筹球案折》，提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主张速购铁甲，船械齐集，水师练成，纵不跨海远征，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至于琉球案，原定御笔批准，三月内换约，可探俄事消息。若俄事三月内已议结，则不予批准。[14]在中外矛盾交集、朝廷内部“清流”与沈桂芬一系激烈争论的复杂环境下，李、张联手，将争论焦点转移到发展海军的话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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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内部关于琉球案的争议，集中在能否保存琉球王位和是否允许日本进入中国内地通商两点。直至1881年2月，各方意见仍莫衷一是，而日使宍户玑已经拒绝谈判，返回日本，划分琉球的方案不了了之。事后张佩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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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北游塞上，略抒闷怀，秋杪欲归里一行，适合肥以书见招，到津小住数日，略陈药石，乃极为然。会译署与倭定约，结中山案，倭以南岛归我，我许其内地通商。（伯）潜、（孝）达上言极论，合肥亦龂龂称其不便。要津颇疑弟从中主持，可谓不虞之誉。经济素未讲求，洋务尤未涉历，而世忽以此归之，不得已则日日写黄山谷，混充名士。人则曰，此闭门种菜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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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鸿章与“清流”在官场中默契配合的一个案例。丁忧在籍的张佩纶，“闭门种菜”，“日日写黄山谷，混充名士”，居然能将总署决策推翻，后人从中也可感受到“清流”势力的不可一世。惟张、李设计用“延宕之法”，作为发展北洋水师的借口，但李鸿章并不主张对日用兵和强硬，甚至认为“琉球得失无甚关系，似不值遽兴大役”[16]，随着时间流逝，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继续讨论琉球归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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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追随李鸿章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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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4月19日，李鸿章母亲病故，清廷调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同时，以李鸿章久任疆畿，筹办一切事宜甚为繁重，“近复添练北洋水师，规模创始，未可遽易生手”，要他在穿孝百日之后，回任署理直隶总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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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官员逢父母去世，必须辞职守制二十七个月。个别高级官员，若朝廷不同意开缺，可以“夺情”，安排其以“署理”方式继续工作。作为官员，以侍奉朝廷为先，作为子女，又必须孝敬父母。所以，无论朝廷如何慰留，官员本人必须苦辞。如果坚不出山，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尊敬。丁忧守制是官员职业生涯的暂时中断，涉及本人的官位和升迁节奏，以及经济收入。由于高层官员的变动，还会牵动全国重要职务的结构调整，手下亲信、幕僚的前程，所以相关各方，必然产生复杂的内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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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函告张佩纶其母去世消息。又函张佩纶：“顷奉二十四五日手书，娓娓数千言，所以为鄙人谋者，不啻其自谋。非相爱之深，何能肫切至此？”信中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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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恐琅玡之来夺据此席，劝鄙许任通商，我躬不阅，遑恤其后，仍持初议，坚请婉谢，与尊恉正同。在京备访问一节，某老矣，不能再从诸大夫后俯仰淟涊，以自取咎辱。居乡久处固难，然葬事未毕，亦断不能出山。万不得已，似仍以丧葬毕后，察度时势，再行复奏为是。目前即求星使代为复命，承允拟稿寄交，祈速藻赐下，以便酌办，署督未必肯代陈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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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信中，透露出张树声父子恐怕王文韶觊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要李同意署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表示将再次陈情守制，请张佩纶代拟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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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王文韶奉旨到天津慰问李鸿章，并传达慈禧太后旨意，要求李办完丧事后复出。具体方案，太后意见是悬粤督以待张树声回任，悬直督以待李鸿章服阕。李鸿章由此获知了最高当局对其居丧安排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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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旋即函告张佩纶，已请王文韶代奏陈情。这封代奏，采用张佩纶所拟文稿为底稿，称“如百日假满后，海上或有警报，畿疆亟须保卫，鸿章累叨殊遇，具有天良，何忍以居丧守礼为名，遂其偷生避难之计，定即遵旨赴津，筹办一切。若托圣主洪福，海波不扬，中外无事，届期如营葬需时，再行续求赏假，稍遂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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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佩纶代李鸿章所拟此稿，见李鸿章1882年5月27日致张佩纶函：“初五奉初三日手示，敬承挚念……咨文就大稿点窜涂改，事非得已，日内计已代奏，照抄奉览。”李鸿章坦言：“好在‘海上有警’、‘中外无事’等虚活之笔尚在，届时或尚有词可展。惟直、粤两席虚悬，朝廷与鄙人实皆放心不下耳。”李鸿章在进退问题上忸怩作态，其实内心并不想离任，他避开幕僚，与张佩纶倾心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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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张佩纶信中，还询问了他与张树声父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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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青、琴生自春初屡请执事帮办海防，鄙人久在军中，阅历较多，踌躇未敢遽发，恐致它日进退两难。顷渠等又似怂恿振帅，颇为所动，又就鄙虑略陈一一，未知果行与否？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蔼青独谓尊处并无不愿，何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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