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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同上，卷五十五，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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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惠顿：《万国公法》，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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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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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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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第1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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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49页；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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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陈炽：《陈炽集》，第251页，中华书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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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第2270页；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八），第5675页，岳麓书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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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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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陈炽：《陈炽集》，第251页；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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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中西交冲：晚清中国的传教与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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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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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国与美国立《五口贸易章程》，准予“合众国民人”在口岸设“礼拜堂”；同一年中国与法国立《五口贸易章程》，准予“佛兰西人亦一律可以建造礼拜堂”(1) 。于是，自康熙一朝开始的一百三十多年禁教之后，这两个后来分别被称作《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的章程使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稍后，主持夷务的耆英引“咈囒哂夷使”之“哓哓辩诉”入奏议，“请将学习天主教之人稍宽禁令，以示羁縻”(2) 。“稍宽禁令”和“以示羁縻”说的是西方人的基督教不仅可以在教堂之内存在，而且可以在教堂之外传播。当道光帝被这套道理说服之后，传教和习教也成了一件合法的事。继起的咸丰朝因英法联军之役的一败再败而先后与俄、美、英、法立《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间共有的“内地传教”(3) 一款已是明白地把基督教从口岸里面放出来，使之可以自由地进入一个没有范围的地域之中，与之对应的不仅是更广的空间，而且是更多的人口以及他们聚合而成的社会。而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文本里尤多添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4) 一段文字，为基督教入华挣得了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利权。由于这种多添出自私添，因此基督教虽以欺诈为教义中的大戒，而其进入中国的过程，则一开始就使用欺诈在引路。然则比之《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之尚有界限，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之后，入华之基督教已漫无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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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当日实际的历史过程说先后情节，则传教士的脚头其实比条约走得更快。他们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之前已经来到中国，并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之前已经进入了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安徽、河南、陕西、贵州、四川、蒙古、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等口岸之外的地方(5) 。用世间的规矩来度量，这些人潜入中国，做的都是不合法的事。然而他们是一种“只听从上帝不听从人”的群类，其说服自己和说服别人的道理都是从天国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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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教士奉天主赐予的任务：“你们往普天下去传布福音给万民听。”（《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一神圣的使命之下，必须以忠实和仰慕的心把这一使命象传送到世界上每一个天涯海角一样传送到中国内地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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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自以为是在“传布福音”的人来说，世间的规矩和法度都是视野之外和意念之外的东西。但一入世间，则规矩和法度都依然存在并始终存在，因此不合法地“传布福音”，召来的常常是一种险阻。一则记载说咸丰初年法国传教士凯里克（Krick）和鲍里（Boury）借道印度入西藏，在中途双双死于非命。另一则记载说咸丰中期法国传教士罗启祯（Charles Rene Renon）由四川入藏，半路上被官兵截获，转手遣回广东，而一挫之后犹不回头，又从云南入藏，并终于到达藏边定居传教(7) 。在这些外国传教士的身上，为上帝传播福音的使命意识都化作了一意孤行的不折不挠。更极端一点的，则极信“殉教是传播基督教的种子”，并视之为“神谕”和感召。“殉教”可以成为“种子”，则赴死已同超凡入圣。因此这种感召造就了这一代入华教士品格中多见的愍不畏死(8) 。而后才会有《传信年鉴》里“一路上屡遭抢劫，并多次遭受死亡的威胁”那一类引为光荣的传教历程和心路历程(9) 。这种由宗教精神灌溉出来的不折不挠和愍不畏死说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福音的过程，从一开始便与传教士群体的和个人的执拗、坚韧、持续不绝的强入和没有止境的进取在互相支撑中连成了一体。而作为“只听从上帝不听从人”的事业，又决定了这个过程一定会是不可劝退的和常常是没有理性的。所以，比之中外通商犹以买和卖的可以讨价还价为常态，基督教带来的上帝的福音显然更少一点商量的余地。然则当《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前所未有地为基督教提供了一种暴力取得的特权之后，其间原本已有的执拗、坚韧、持续不绝地强入和没有止境的进取与这种特权深相缠结，都非常容易肆其恣睢而径情直遂，变作中国人眼里的悍悖和鸱张，并因其知行合一的深入和远走，又会化悍悖和鸱张为直接的搅动与冲击，为上帝传布福音的过程便因之而先成了在人间传布仇恨和敌视的过程。由此造成的震荡和紧张起于中国社会，则不能不催生中国社会激烈的回应与长久的排抵。于是随条约利权而来的，是西方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急切地伸展和扩张，又是西方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连续不断地演化为中西之间一次接着一次的冲突和对抗。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起，久在禁止之中的基督教借中西约章而脱出了禁网，但不过三年多一点，脱出了禁网的基督教便因民教“争殴”而触发了青浦教案(10) 。随后，次第而起的还有道光三十年（1850）的福州教案，咸丰二年（1852）的定海教案，咸丰六年（1856）的西林教案，咸丰十一年（1861）的贵阳教案、海门教案，同治元年（1862）的南昌教案、湘潭教案、衡州教案，同治二年（1863）的平山教案、重庆教案、福安教案，同治三年（1864）的酆都教案，同治四年（1865）的酉阳教案，同治五年（1866）的贵溪教案、凤山教案，同治七年（1868）的秀山教案、扬州教案、彭水教案，同治八年（1869）的庐陵教案、遵义教案、罗源教案、安庆教案、天门教案，等等(11) 。而一年以后，则在距离北京很近的地方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天津教案。这个过程描绘教案因条约而起的路迹，若以60年代比40年代和50年代，显见得《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为入华的基督教凿开了一个更大的浸灌而入的门洞，因此《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之后教案一路剧增。但就其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的各有因果和自起自落而言，这种由传教士带来的冲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犹是有限的。与之相比，则同治九年（1870）发生于天津的聚众反洋教却一开始便已越出了地方范围而牵动朝廷，并因牵动了朝廷而牵动四面八方，使一场地方教案演变为中国人与西方世界之间笼罩全局的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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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起于疑虑弥漫而积之已久的“民情汹汹”，随后因事而起，一触即发，便成了群相感染和此呼彼应的闾阎骚动。当日身在场景之中又周旋于中外之间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事后奏报朝廷，说是“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传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义塚内有幼孩尸骨暴露者，有谓暴露之尸均系教堂所弃者，遂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之后地方官“拿获迷拐幼孩之匪徒”，又于民人“拿送”的“迷拐”人犯身上“讯出”了“牵涉”教堂的人物和情节。在当日的天津，这些人物和情节都与法国人的传教事业直接相关联，于是而有官府同法国领事的交涉和官府到法国教堂的查询。但事情还没有弄得十分明白，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Fontanier Henri Victor）已“神气凶悍”地寻到崇厚的官署，并“一见即口出不逊”，骂了之后怒气未息，又“取洋枪当面施放”，复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他在最需要论理的时候不肯论理，而更喜欢动手动枪，其没有理路的暴怒已经先为这场风波用暴力作了示范。而与这种没有理路的暴怒相对峙的，则是已经在“街市”上聚集起来的“数千人”之众，以及同时聚集起来的“民情汹涌”。就彼时的天津而言，“民情汹涌”也是一种暴怒。因此，当“盛气”出门的丰大业路遇天津知县，而“盛气”化作杀气，“又向其放枪”并致后者的跟班被伤之后，西人的暴力便触发了中国人的暴力，“民情汹涌”便立时成为一种倾泻而出的宣泄，致“众百姓瞥见，忿怒已极，遂将丰大业殴毙命”(12) 。同时被打死的，还有持刀跟随丰大业的秘书西蒙（Simon，M）。这种致人于死的众殴都是对丰大业开枪射击的回应，从而是丰大业开枪射击的结果。但同法国领事的暴怒相比，“众百姓”的“忿怒”是一种多数的暴怒。暴怒而化为群集，则一旦产生便会成为一种随情绪游走的席卷之势，同时又会因其自发性而成其无序性。之后，是因“忿怒”而聚集的人群又在“忿怒”的导引下一路拆毁并焚烧了法国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以及英国人的教堂和美国人的教堂，这是一种连类而及。其间“忿怒”演为收束不住的戾气和杀气，与拆毁与焚烧连在一起而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个一个的外国教士、修女、翻译官、商人被殴杀，若加上丰大业和西蒙，合而计之，则由此致死的外国人已达二十个，这也是一种连类而及，在西人的笔下，便是“空前的大屠杀”(13) 。而就国籍论，这二十个人分属法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14) ，其间既有天主教，又有耶稣教，还有东正教。于是天津教案虽以中国人与天主教的冲突和中国人与法国人的冲突为起因，由此惊动和波及的却是当日那个已经进入了中国的西方世界。三天后，德国公使李福斯（Rehfues，Guido von）、美国公使镂斐迪、比利时公使金德（T’Kint de Roodenbeke，Auguste）、西班牙公使巴周德（Paxot，Adolfo）、法国公使罗淑亚、俄国公使步策（Butzow，Eugeně de）、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七个国家的名义联衔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迫使“中国政府对其臣民采取断然的方针”。而在公使联衔照会的背后，还有“各口岸的大多数洋人”和他们所办报纸的纷纷然群起鼓噪，以至于“形形色色的报复措施都提出来了，各种建议的最低要求是使用武力迫使整个中华帝国开放对外交往，从要求较高的将所有中国官吏一律处斩，推翻现政府，乃至将全国置于外国保护之下等等，应有尽有”(15) 。就其所表达的意愿来说，西人所要的报复，落脚点仍在利权的扩张，因此一派鼓噪之中，大半都是血腥气与贪欲心的交织。而与这种纸面上的鼓噪同时发生的，则是由英国和法国的“炮舰”、“护卫舰”、“旗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已至天津附近，德国和俄国的军舰正在移向烟台，与之连横的美国公使心同此理，也在调度兵船进入“华北水域”(16) 。从40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算起，这是西方人的舰队第三次屯集于天津和华北的海面了。西方人选定这个地方炫武以切近地震动朝廷和压迫朝廷，是积三十年中西交冲之阅历和两次民族战争之经验。而比之道光年间的英国舰队和咸丰年间的英法联军舰队，此日的炮船屯集显然是更多的西方国家在用聚拢起来的肃杀兵气共同向中国人显示自己的意志。而对于经历过十年之前“庚申之变”的那一代中国人来说，这些兵舰都会在旧日记忆的反照之下直捷地被看成是逼近的“边衅”而“尤为可虞”(17) 。他们已经知道了中西之间的强弱之比，但对西方那个世界里既合而谋利，又各谋其利的种种情由，以及其间正在发生的彼此忿争犹在半通不通之际，于是突发而起于天津的这一场民教冲突遂成了“关系重大，非寻常各省教案办法所能了”的事了(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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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津教案“变起仓猝”而法国首当其冲，因此，在西方使节的联衔照会和外国海军的“庞大舰队”筑成的情景里，法国公使始终是一个中心人物。自中国人看去，便是夷人群里“志在寻衅”的“狡悍异常者”(19) 。以三十年中西交冲为具体的背景，则天津教案应当是一个产生于历史因果之中的事件。但西人截去半段，立论都归结于“中国暴民”和“流氓”的“骚乱”以及地方官对“暴民”和“流氓”的怂恿(20) 。以事理而论，无异于是把这一场发生于天津的民教冲突当成了没有原因的结果和没有因果的狂暴。由于截去半段而不讲因果，法国公使罗淑亚不仅向中国人要赔偿，要惩凶，尤一意要打破中国人的情理国法，把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和已经赋闲而居留于天津的提督陈国瑞同“暴民”圈在一起“即行抵命”(21) 。把这些并不在场的人拖到漩涡里来，不是因为他们与教案中“民情汹涌”有直接的勾连，而是因为他们身属官界，在西人心目中，便是管制力之所在，号召力之所在和影响力之所在，从而不能不先作穷究和执着地穷究。而罪与罚之应该相当和是否相当，则已是次一等的问题了。与之相对而且相持的另一头，则是朝野清议的勃勃然起于一时，从天津教案追溯中西交冲，皆归结于“传教之说”的“包藏祸心”和“伤风败俗”，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十年之久，流毒天下”。由此说因果，则是“和议既成，各夷馆分设中国，到处激变居民，近而淮扬，远而黔蜀”，之后遂有“津民护官毙夷一案”。以是非而论，这个过程曲在洋人，因此“津民谊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同时是“地方官勿轻更动，以洽民望”(22) 。这一类议论出自士大夫的多数，所以这一类议论代表了那个时候的普遍性。于是当曾国藩拖着病躯奉旨办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他便成了一个身在西国公使和中国士大夫当中而夹处于两头之间的人物，并因之而既没有办法对西方人说中国人的道理，也没有办法对中国人说西方人的道理。作为一个做过圣贤功夫的士大夫，曾国藩并不喜欢天主教，并深知其既“滥”且“横”而“屡滋事端”，已久使“百姓积不能平”(23) ；但作为当日中国政府的代表，他又在事理之曲直以外，还直面着西方人不以事理论曲直的“边衅”和“兵端”，并成了这一场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的直接承当者。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深深的历史矛盾和个人困境。以两面相权衡，他引以为深忧的尤其在于“中国目前之力”不能逮“外国之穷年累世与讲战事者”，而致身在弱势之中，“断难遽起兵端”。在他的深忧里，“兵端”无疑是与去此不远的庚申之变和“车驾北狩”之祸连在一起的。一场起于反洋教的民间骚动召来了多国兵船，而当召来的兵船已经全部泊于海口之日，这个过程里的起因、曲折、是非、情理虽然构成了这个过程的真相，并导致了这个过程的结果，却为中西之间“力”的不可匹比所遮蔽，成了无从沟通和无须沟通的东西。而后是这种“力”的不可匹比便成为中西交涉的实际主导，事理之曲直遂不得不屈于“边衅”和“兵端”，而中国政府办理天津教案便只剩下“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24) 。自中国人而言，显见得“委曲求全”是与委屈不平相表里的，所以不肯委屈的清议垢詈四起，皆指目于办理教案的曾国藩。然而自西方外交官看去，则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始终“情重刑轻”，远不合乎他们心中的“持平之理”(25) 。力主“将府、县并陈国瑞正法”的法国公使罗淑亚尤深恨曾国藩之坚执不从，并曾因之而专门以“天津滋事论”为题目撰作文字散发中外，直指曾国藩为放纵地方官和“护庇”地方官的顽梗者(26) 。以这一面为事实，则显见得“委曲求全”虽是忍让，而身在局中犹不能甘心于一味忍让。与之相伴随的是其连绵不断的“眼蒙”、“脾泻”、“眩晕”、和“寸心如负大疚”(27) 。对于一个学孔孟的士大夫来说，其中的困苦犹过于内战中屡战屡败的“绕室彷徨”。当天津教案最终了结的时候，三个月的时间已经在这种艰难搓磨里过去了。法国、俄国、英国和美国的教堂与教士分别得到了赔偿和抚恤；随后是中国政府派崇厚为特使赴法国，以“代达衷曲”并“昭久远和好之美意”(28) ；而“本无大过”的天津地方官虽然留得性命，却先被革职，之后“发往军台效力”(29) ；其间最直接地震动了津郡人心的，是在已经缉捕而指为“凶犯”的中国人里“正法者”16名，“军徒者”二十九名(30) ，曾国藩称为“办理不为不重”(31) 。中国政府以自己的“办理不为不重”化解了这一场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然而内含于反洋教过程里的起因、曲折、是非、情理虽被置之度外，但作为中西之间和民教之间的真实存在，这些东西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从而促成了中西冲突和民教冲突的矛盾也不会因此而化解，它们依然固结于人心之中。当日代理法国驻津领事的英国人李蔚海（Lay，William Hyde）曾专门报告“十六名罪犯行刑经过”，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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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刑场的途中，尽管是凌晨，群众早已云集。犯人们向一批批群众高声叫喊，问：“我们面可改色？”大伙立刻齐声回答：“没有！没有！”他们控诉当官的把他们的头出卖给洋人，叫人们用“好汉”的称呼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人们当即同声高呼。被判死刑的这些人的亲友一路跟随前进，放声恸哭，泪流如注。到达西门外刑场时，罪犯们开始拉长了噪音高唱，听到这歌唱声，执法官协台下令将他们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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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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