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76561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1706873092]

1706876562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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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64 儒学用“慎终追远”维系宗族，而其执义于“慎终追远”可以致“民德归厚”，又明白表达了儒学对人性和人心的判断。对于倾力以为仁为义提撕普天之下的儒学来说，这种判断不仅是其义理起端之所在，而且与其义理常在相互扶翼之中。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孟、荀之间因之而各立异同。然而说性恶的荀子又相信“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49) 其旨归已与孟子说性善的本义相去不远。所以吕思勉说：“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之言性善，初不相背也。”(50) 而由此推导出来的“塗之人可以为禹”(51) 则与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52) 和孔子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53) 已是理路全同，旨义也全同。比之辨析人性，“为禹”、“为尧舜”和“我欲仁”所看重的都是人心中追求德性的自觉和愿力，然则荀子与孟子之各立异同而又“初不相背”，正说明人性和人心在儒学中其实是难分难解而常在互为诠释之中的。是以儒学张扬“人能弘道”(54) ，两千年来影响后世深而且广的便是信任人性的孟子那一路。积之既久，遂使“人之初，性本善”成为描述人性光明的通论和通识。有此光明，而后有宋代以后一千多年里的主敬主静和良知良能。然而《大学》说“修身在正其心”(55)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56)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57) ，则又非常清楚地说明，儒学信任人性，但又切知人性之善并不等同于已成之善。由于“几希”，所以从人性之善到已成之善便不能不“修身”，不能不“克己”。“修身”和“克己”都是了无穷期的漫长过程，而其间的努力皆旨在使身心与“禽兽”的距离日趋日远，以实现一己的人之所以为人。这种了无穷期造成精神苦累，也产出君子人格。若以同一个题目对比基督教世界，则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之中，人由伊甸园初入尘世便已与原罪连在一起，从而与救赎连在一起。之后是出自宗教的观念成为思想视野，使西方人能够更直入地看到人性中的阴暗一面，并惯性地警惕人性中的阴暗一面。曾经深入地参预了为美国造宪法的汉密尔顿说过：“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58) 以其一身之阅历而言，这种对于人性的不信任所折射的正是用法度管制人性的意思。而一百八十年之后，文学家卡内蒂引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众“抛弃”宗教教义的过程来写照历史变迁，然后说：“这使我们更容易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生物学状态，其中没有了人们谆谆教诲的超越性理论和目标。”(59) 他以人的“生物学状态”比人的“本来面目”，同样是在刻画人性的黑暗一面和人性的不可信任。这种相隔了二个世纪而前后连贯的表述出自同一个渊源，由此显示的则是中西之间的不能一样。就人性本身的深度复杂而难以通论而言，基督教世界尤多发抉其阴暗一面，和儒学世界尤多发抉其光明一面都各有其合理性和深刻性。而后是合理性和深刻性都会影响各自的社会历史，因果所及，遂使不信任人性的西方人更重法律契约，而使信任人性的中国人更重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0) 其意中的“德”和“礼”当然都是教化之所托。而德、礼与政、刑相对举，又说明教化虽以德性为感召，而着眼处全在治理天下和安顿天下。孔子做过鲁国的司空和司寇，从事的便是“政”和“刑”，身在此中，他不会不知道立国与治国不能没有政和刑，但以“免而无耻”对照“有耻且格”，显然是政与刑只能立一种外在秩序，而德与礼可以立一种内在的秩序。两头的区别在于前者使人畏惧力，后者使人向往善。所以，比之政和刑施为管制，孔子更着意于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教化(61) ，孟子更着意于用“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说教化(62) ，其要旨都在人对人的影响和人对人的提撕。潘光旦后来说：“人的本性中最可以鼓励我们的一点是他在好榜样的前面，能够受到感动”，并举孟子所说的“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相比方。然后总括而言之曰：“好榜样的由来不出三条路，一是过去的贤人哲士”，二是“在权位而从政的人”，三是人间之“师道”。持此作评判，则“中国已往的教育，无论怎样的不孚人意，至少在好榜样的授受上，它是无懈可击的”(63) 。以两千多年历史为比照，这些话所阐发的道理言之质直，却最能切近地说出儒学尚教化的用意和本义。他所列举的“三条路”里，“过去的贤人哲士”属于历史，他们既是不朽的，也是远在尘世之上和尘世之外的。因此儒学重德和礼，在其愿想和关注之中，更应当承担一世之教化，从而更应当为众生立榜样的始终是“在权位而从政的人”。王国维论周代制度，曾特举其“以贤贤之义治官”为要目，并与“尊尊”和“亲亲”合而为三，一同列作周人“治天下之通义”(64) 。而后“贤贤”之理一脉相承，孟子称为“尊贤”，荀子称为“尚贤”，又因共此一源而理一分殊，复有墨家之力申举贤。三代君师合一，人间之君同时又能成为天下德性之师，逐能期想内圣外王集于一身。所以，“以贤贤之义治官”，本旨尤重官与师的合一，从而尤重选官之不能不以德行为先。在儒学的理想里，治人同时又是教人。其间的要义，潘光旦直白地演绎为官之为官的两重责任：“狭义的是政务的处理，广义的是社会生活的领袖与引导，而所由领袖的途径便是一己的好榜样的树立”，由此深而论之，则中国文字里“官师两字的字根所以部分相同是极有意义的”(65) 。显然，相比于狭义的责任，“贤贤”、“尊贤”和“尚贤”更着意的全都在“领袖与引导”一面。《后汉书》说许荆作太守，郡人“有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致“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称叹”；童恢作县令，“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净”；刘矩作县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刘宠作县令，“以仁惠为民所爱。母疾，弃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66) 。这些人以各自的力行教化而进入了历史记述之中，作为地方官，他们“前后相望”(67) 地出现和存在，正非常具体地显示了儒学理想对儒学中人的塑造和成全。在当日的士议和后来的士议里，这种以“劝励”催化“感悟”的地方官被称作“循吏”，而后是两千多年历史里的官僚政治中便有了一种循吏的传统。以至成书于20世纪初期的《清史稿》仍然在为循吏立传。其中王仁堪一节，说他由清流出守地方积劳而死，“士民列政绩，吁请大吏上闻，谓其视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类、培养元气为己任，卓然有古循吏风”(68) 。以时势而论，此日的中国已在中西交冲的近代化剧变之中，然而由循吏所代表的文化则依然在不止不息地传延于此日的中国，计其时日，不能不算是源远流长。然则就其本义而言，潘光旦所分立而标举之的“师道”，其实不仅存在于乡塾、书院、国子监的庠序之中，而且存在于绵长的循吏传统之中。就事实而论历史，循吏之外，两千多年里也常有酷吏和污吏。但在“尊贤”、“尚贤”和“以贤治官”的儒学理想一路播染而深入人心之日，酷和污都因其不贤而共属官常的反面，并成为人心中的祸端。因此真肯自居反面而直露狞厉，甘心作官场之异类的人不会很多，即使像雍正年间的河南巡抚田文镜以施政严酷而有“苛刻”、“剥削”之名(69) ，其生前辑集梓行自己治理地方的各类文书，犹特意用“抚豫宣化录”为名目，以期自归于力行教化一类。这种名实之间的不相对称，既说明了一代一代地方官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说明了一代一代地方官身在儒学的笼罩之下，便是身在精神的重压之下。而后，笼罩和重压都成了校正物之不齐的内在束缚和外在规范，使其中的多数人瞻顾于名实之间，自觉自愿地承担起官常所属的道德责任和不自觉不自愿地承担地官常所属的道德责任。这个过程会产出君子，也会产出伪君子。而相比于小人之悍悖恣睢罔知畏惧，则伪君子犹知人世间还有不能不畏惧的东西，从而犹知自己收敛自己和自己约束自己。若其中的一部分能够一辈子收敛和约束，就外观而言，亦已迹近真君子了。儒学的涵育造就了自觉自愿的勉力以行；儒学的推挽造就了不自觉不自愿的驱策以行。而中国历史里以教化为治理和以教化助治理的千年传统得以一线不绝于涨落起伏之中，正是半实现于勉力以行，半实现于驱策以行之中的。十九世纪来华通商的西人曾“盛称华民之商德，尝谓在西国所契约而不可持者，于吾民一诺而有余，期至负清，未尝稍后”(70) 。这种被用来与契约作比对的德性，大半都是在教化的累积中养成的。以此比彼，则教化之立人初未逊于法律契约之律人也。因此，后来梁启超论学术与德性相嬗蜕，说是“有清二百年间，民德之变迁，在朱学时代有伪善者，犹知行恶之为可耻也；汉学时代并伪焉而无之，则以行恶为无可耻也；及今不救，恐后此欧学时代，必将有以行恶为荣者，今已萌芽于一小部分之青年矣”(71) 。他所指划的由朱学而汉学，由汉学而欧学的层层演变，其走向都是儒学义理越来越少。而与之相对应，由恶之可耻而恶之无可耻，由恶之无可耻而恶之为荣，则都是人间的教化越来越少。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梁启超曾是倾力召唤“欧学”的人。而在义理和教化随“欧学”之来而日去日远之后，他的这些话又显然地表达了一种对于义理和教化的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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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66 教化所重的是以德安民。同一个意思，对帝王而言便是“正君”。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72) ；又说事君之道“勿欺也，而犯之”(73) 。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又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谏之而不听，则易位”(74) 。“犯”和“谏”都是对人主的逆向而行，则这种以忠君为“臣道”，而又以“犯”之“谏”之为臣道之大节的对立同一，正非常明白地说明：就天下的秩序而言，儒学深信社稷不可无君；但就一人一身而言，儒学又深信时君都会出错犯过。而后抉错纠过便成为以臣事君的一种要目，所以孟森曾总括而通论之曰“圣经贤传，孰非警戒人君之语”(75) 。与之相对称，二十四史叙述大是大非的记录里，遂常常有这种“犯”和“谏”演为人物和故事，使后人读史，可以见到两千年岁月里的点点精光。君主之应“犯”应“谏”和可“犯”可“谏”所以能够进入历史记述，并被尊为典范，就一端而言之，是自周代开始君位传子而立嫡立长，则居嫡居长皆得自天生，论其人物，未必都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王国维解释殷周制度嬗递，于此一节说：“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是以“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其“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蔽将不可胜穷”(76) 。这是一种不能圆满而害取其轻的选择，但由此形成的士大夫必须尚贤和君主无法尚贤，则使君臣之间以威权分高低的等序和以德行分高低的等序常在不相匹配和不相对等之中。因此作为个体的帝王都需要造就。这种造就从太子（储君）时代的教育开始，又在后来的“犯”之和“谏”之里延续。其间的立足点便是被称作“大学之道”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77) 。就另一端言之，是三代以后君师不复再能合一，则君权和师道已经分为二路。帝王拥有君权，但世既尊儒，已使师道始终在孔子一面。而后是尊儒的帝王不能不在孔子面前自置于受教之列，因之而君权不能不自置于儒学道理的笼罩之下。所以，在中国文化以道、学、政序先后的理想和传统里，学之于政犹驾乎上之。由于师道归孔子，从而师道归儒学，因此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传承儒学的士大夫群体便成了与师道最近，并可以为师道所寄托的人。有此切近和寄托，遂使孔子所说的“犯”和孟子所说的“谏”常常会唤出后世士大夫中的自觉者以规范君权自任的师道意识。所以汉代的奏疏有直言帝王“违道纵欲，轻身妄行，积失君道，不合天意”者，唐代的奏疏有直言“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者(78) 。皆比类峻刻而言词锐利。身为人臣，而能够以这种峻刻锐利与帝王直面相见于殿陛之间的人，当然不会是一代士大夫中的多数，但在当时和后来的记述和评说里，他们又始终是士大夫中的多数所推崇的人和景仰的人，并因这种推崇和景仰而获得了一种多数的共鸣。这种多数的共鸣所反照的，正是读圣贤之书的人大半都心同此理。所以，在汉唐之后，宋人程颐又上疏论经筵，专门讲君心君德，而立言尤其肃穆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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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68 臣窃以为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古今同患，治乱所系也。故周公告成王，称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惧为首。从古以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能成其圣者也。(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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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72 这些话虽由“臣窃以为”发端，但作为受众的皇帝实际上所面对的显然是一种耳提面命和居高临下。而末了一段引周公为既圣且哲，在一个臣下以“畏惧”人主为常态的时代里，直白地向九五之尊索要人主对臣下的“尊”而且“惧”，则其言之侃侃，又比汉唐人物更进一层地表达了面对君权而力争师道的自觉意识。帝王之应当“尊”臣下和“惧”臣下，皆在于“尊”和“惧”所面对的，都是常在臣下一边并常由臣下表达出来的圣人之教。因此明人吕坤说：“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持以为存亡者也。”就前后之间的理路而言，他承接了程颐之所想，但他把“帝王之权”和“圣人之权”用“势”与“理”分为两截，并把后者归为“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80) ，则又显然比程颐多了一重以“圣人之权”颉颃“帝王之权”的意思。有此汉唐宋明一路过来的时起时伏和一脉不绝，而后有明清之际黄宗羲援古比今，发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之论(81) 。他身经天崩地坼之变，对君权的黑暗一面言之既激且切，而引为理据的则犹是尧、舜、禹、汤、文、武，从而激切之源头犹在儒学。两千年来读圣贤之书的士人以“臣事君以忠”为伦理，并在君臣伦理之下长久地维持了一种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臣下在这个过程里常常居于屈己的一方，于是而有君威化出的雷霆雨露和“雷霆雨露皆天恩”的顺受。然而存在和延续于同一个过程里的这种规范君权的意识又始终是不肯屈己和不能顺受的东西。因此，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千年长路里，又会有东汉末年起于“清议益峻”和“处士横议”的“党锢”；宋代南渡之后起于和战之争的借“谤讪”立罪，“以倾陷善类”而“流毒天下”(82) ；以及明代起于伏阙争谏的廷杖严酷和清代起于说史论经的文祸蔓延，等等。这一类事实所彰现的是君权和士大夫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紧张之不能不演化为冲突。而究其底里，紧张和冲突都出自程颐所说的“威福之柄”与“知道畏义”和吕坤所说的“帝王之权”与“圣人之权”在实际上的难于同一。所以，“锢”、“陷”、杖、祸都反照了儒学规范君权的师道意识所能达到的程度及其实际上的有限性。然而“锢”、“陷”、杖、祸在两千多年里以其不断挫跌而成其前后相继，又反照了儒学规范君权的师道意识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不绝不灭，从而反照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过程里，君权常常不合理想，而儒学不得不坚守理想。这是一种与两千年君权始终相伴随的矛盾。而其间所内含的不得不然，则是在两千年君权过去之后，民初学人处乱世抢攘之日返视历史而感知尤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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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74 畴昔读史，见夫古大臣莫大之事业，不外格君王之非而引之当道，师保疑丞，工师瞽史，皆以为君主夹辅补助，重规迭矩而未有已也。窃疑国政民事亦多端矣，其直接受成君主者有几，而言政者惟集注精力于君主一身，毋乃病迂。及深求其故，乃知在独裁政治之国，必有良君主，乃能有良政府，必有良政府，乃能有良政治。所谓一正君而国家定，实为不可磨灭之大原则。前哲所以龂龂仅是者，其于政本之义盖有所真知灼见，非苟焉已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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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78 以其时的政象而论，民国初年犹在大“独裁政治”和小“独裁政治”之下，但共和之名既立，则两千年来曾经以“格君心之非”来规范君权的人物、制度和“圣人之权”俱已日去日远。而后是民初的“独裁政治”便成了一种不受规范的独裁政治。所以民国成立十三年之后，章太炎曾主张“若夫监督政府，则当规复给事中，监督官吏，则当规复监察御史”。在已经过去的历史里，给事中和御史同属为朝廷和人君纠错的言官，其来路和职守俱以“夹辅补助，重规迭矩”为源头。然则他深恶彼时强人之恣睢而发为议论，但以“规复”旧日言路和言官为重立制约的路径，其构想所表达的大半又都是对于历史的追怀。而远去的历史之能够被追怀，亦已见其中自有耐得住深思久想的人情物理。因此同一年孙中山讲演“五权宪法”，盛赞“中国君主时代有专管弹劾的官，像唐朝谏议大夫和清朝御史之类，就是遇到君主有过，也可冒死直谏”，明白地称之为“一种很好的制度”。并以此为渊源，在西人以三权相分相维立宪政的成说之外，又引“弹劾权”为中国之必须和应有(84) 。与章太炎相比，俱见当日的一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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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80 由“正君”更入一层，遂及《礼记》所说的：“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85) 前者指的是禅让以转移君权，后者指的是革命以转移君权。而皆归之于“时也”，则明示两者各属势有必至而理所当然，因此两者都足以为后世之典范。比之以臣事君的“勿欺也，而犯之”，这种立尧舜禹汤为榜样，以说明君权之可以转移和应当转移的概括之论，显然是由君臣关系之内走到了君臣关系之外。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而“大人世及以为礼”(86) 。前一面说的是古，后一面说的是今，两者相比，显然是今不如古。因此在儒学的理想中，“天下为公”便是君权不相“世及”的禅让。作为一种遥远的回响，后来首创共和的孙中山常喜捉笔题词，其翰墨中遂独多“天下为公”。就命意而论，盖大半取义于此，以比附民国元首的不可“世及”。与孙中山的借用相比，儒学中的这一面在战国和秦汉之间的思想历史里则曾是一种久被认真思索的东西和各自引申阐发的东西。汉儒尤其用心于此，并往往持此以论世论政。其间之富有代表性者，是“董仲舒言，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宜为天下求贤人，传以帝位”(87) 。之后，又有眭弘劝汉昭帝禅位和盖宽饶劝汉宣帝禅位(88) 。虽说这两个人最终皆因言获罪，但臣下直面君主而口舌滔滔地以禅让为道理，亦已见这种道理在当日之深入人心。所以王莽移前汉之祚和曹丕移后汉之祚，曾先后同辙地藉禅让以为外观。但他们既做得太假，又做得太悖，而后是名实不符演为名实相混淆，遂使汉代以后，禅让之说日趋淡褪而归于沉寂。然而以天命无常，惟德是辅为通则，显见得君权会转移本自于天命会转移。在儒学的观念里，天道之化为人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实现的。因此由“尧授舜，舜授禹”立为榜样的禅让不能行世，则处“大道既隐”之日，被称作“汤武革命”的“汤放桀，武王伐纣”便成了天命转移和君权转移的范式。在这个范式的背后和深处，是出自儒学源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89) 。其要义既在于用民命诠释天命，也在于以民命为君主立天职，儒学中的民本和儒学中的“革命”因之而内在地联结到了一起。是以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追溯中国政治思想史，曾于此一段深作阐述，说是“君主不能践其责任则如之何？人民例得起而易置之，是即体现天意而‘改厥元子’也。此种理想，《尚书》‘汤誓’、‘大诰’、‘多士’、‘多方’等篇言之最详。此后孔孟之徒主张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其思想实渊源于此”(90) 。他用两千年后的词汇解说两千年前的观念，固不能铢两悉称丝丝入扣，但以司马迁所说的孔子八世孙孔鲋在秦末自愿跟从造反，“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91) 的史事相比照，则作为一种观念，“汤武革命”之影响“孔孟之徒”的程度已可实证而见。孔鲋因跟从造反致死，而身死于造反之中的孔鲋同时又为天下的读书人开启了一种取向与走向。因此，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与旧朝崩塌的过程相伴随，便常会有成群读孔孟之书的士人以“武王伐纣”为榜样，站到“伐”的一面来共造新朝。而后是刘邦周围有读书人，李世民周围有读书人，朱元璋周围有读书人，李自成周围也有读书人。《明史》说杞县举人李信投李自成，之后着力进言“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僇为减。又散所掠财物以振饥民”(92) 。《明季北略》说李自成登基之后下诏，由“上帝监观，实惟求莫，下民往归，祇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93) 起讲，以陈述前朝的天命已去和自己的天命所归。就其起家驿卒的识字程度而言，诏书里的话头接源《尚书》而言之厘然，显然是大半皆出自附从的士人。这两则记叙都写照了儒学作育的读书人直接影响和助成了君权转移的事实，前一则说的是读书人提供了方略，后一则说的是读书人提供了理路。《周易》曾以“顺乎天而应乎人”总论“汤武革命”(94) 。董仲舒引申而言之曰：“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95) 然则两千年里佐君权以治天下的士大夫，又在辅佐君权之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入“汤武革命”一路，他们的行事既显示了“臣事君以忠”，也显示了君臣关系在“天”和“人”面前的有限性。但他们带入君权转移过程之中的方略和理路则又说明，贯穿于两者之间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一种由儒学灌入人心而使天下能够安定的东西。旧朝之崩塌，是旧朝已经丧失了这种东西；新朝之继起，是新朝能再造这种东西。因此儒学说革命和儒生入革命，本义都是在君权已经不能维持人间应有的秩序之后，不得不为人间重立一个能够维持应有秩序的君权。以此观照，则比之旧朝和新朝一个一个在起落代谢中来来去去的君主和君权，作为群体的士大夫前后延续而长存于旧朝和新朝之间，始终更富深度地代表了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的稳定。然则秦汉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一面是儒学为君权的转移提供了道理，一面是君权周而复始的转移又在以其直观可见的事实证成儒学的道理。由此形成的两者之交互印证和交互影响，都决定了秦汉之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里不会有万世一系的观念。与二十世纪初年柳亚子所说的“东邻三岛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之故，立宪之易为天下最，此其明效大验者”(96) 相对比，尤能见其本源的不同和因果的不同。而这种以交互印证和交互影响一遍一遍地在历史中演示“顺乎天和应乎人”的过程，又会于掀动天下的同时将儒学的道理层层远播到士人群体以外的民间社会和底层社会，并在那里沉积下来。而后，出自儒学元典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97) 和“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类成说，又会在民间和底层派生出种种庶民的天道观念、天命观念和革命观念。有此积淀派生而时逢世路颠簸愁苦，则积淀派生皆会喷薄而出，发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为“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发为“红阳劫尽，白阳当兴”；发为“王者大均之义”；发为“天补平均”；发为“当有圣人出为民主”，等等(98) 。其间的理路，显然都在以天道安排人间，以天命弘扬革命。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99) 的“替天行道”和屡仆屡起于草泽山林之间的“替天行道”。两千年熟见熟闻之后，遂使后人读史感受最深的便是“中国人不论为官兵草寇，皆好标榜‘替天行道’四字”(100) 。官兵草寇虽名目各异，以其同属社会底层并在乱世里常常互相转换而论，相去实不过一间而已。因此，官兵草寇之“皆好标榜”，正写照了民间社会和底层社会共有之而共信之的普遍意识。作为一个命题，“替天行道”是对天命无常和“改厥元子”(101) 的推导演绎，由此获得的是儒学的一种简化和俗化。但梁启超所说的“孔孟之徒主张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的那一层意思，则千年之间大半都是以“替天行道”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以“替天行道”的方式存在和流传于民间社会和底层社会。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以历史旧义为本义的革命传统。由于这种传统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二十世纪初年《民报》倡革命，其间的持论，便要常常从这种传统开始而藉之为助，用“历史所示，昭昭然矣”，以阐发“中国未有于一朝之内，自能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尽去，民困克苏。不革命而能行改革，乌头可白，马角可生，此事断无有也”(102) 。引此“昭昭然矣”作反衬，则旧时的革命为天下之通则，正在到来的革命也为天下之通则：“夫今日之中国，其弊坏固已达于极点，而毁屋而重构，轮换一新，未尝无及焉，则革命之谓也。”(103) 虽说20世纪的时论同时也在频频移来“民权”、“人权”、“自由”、“专制”一类古所未有的西洋学理和东洋学理广作诠释(104) ，使革命一词在历史旧义之外别开生面，又更多了一重以彼邦之学理为源头的新义，然而为众生说法而能够动人之情而入人之心，则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旧义仍然是阐扬革命和支撑革命的东西。因此其时革命论者与“非革命论”龂龂相争，而引为颠扑不破的犹是人所熟知的事和人所熟知的理。汪兆铭驳梁启超，一则说“中国自尧舜以来，已知国以民为本，三代之书莫不勗王者以敬天，而又以为天意在于安民，王者当体天之意以安其民者，不然，则降之大罚”；再则说“吾国之历史，易姓改号，复辙相寻”；于是而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别”，盖“古以中国为天下，所谓亡天下，即亡中国之谓，而所谓亡国，即易朝之谓耳”(105) 。戴季陶呼唤革命，一则说“揭竿之陈涉不起，横秦之暴政不灭。神州健儿昔何勇越今何愚”；再则说“苍天死，黄天立，白帝死，赤帝立。此皆穷之故也，此皆穷而变者也。吾民乎，曷祝也”(106) 。前者重在借用儒学中民为邦本的义理以陈说20世纪的革命；后者重在借用“替天行道”的传统以陈说20世纪的革命，申论的都是古今之间的相承和相接。同属一个理路的，又有宋教仁指当日“草泽社会中，求刘、项、朱、洪不能也，即求胜、广、闯、献亦不可得”(107) 的感慨系之。他从事革命多年而耐不得革命之久候不至，心中的焦灼发为愤懑，而落脚处则仍然是在用历史比照当下和用历史召唤当下。比宋教仁更言之侃侃的，还有章太炎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他把“现在”和“以前”分开来，已说明了世间的人事有代谢，然而相比于“强盗结义”，其意中的“秀才造反”虽然后起，却并不能算是一种进化，是以继之又引“颇有人说：学界中人不如会党；会党中人不如强盗”作褒贬，抉示的都是“造反”的“秀才”容易显露其“志气的下劣和自信力的薄弱”(108) 。以时序而论，“强盗结义”源出老传统，而由知识人作主体的“秀才造反”本属新面目，但章太炎之以此比彼和扬此抑彼，显然是在勉勖新面目向老传统作见贤思齐。因此，他虽从“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革命”分开来起讲，而归旨则在于把“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革命”连起来，使“强盗结义”的那一脉精神渊源，在“秀才造反”中不断不绝地延续下去。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这些人都属用文字作鼓吹以倾力造革命的代表。然而在他们笔下召之即来而言之娴熟的，常常还是以“汤武革命”为起点的道理和由“汤武革命”派生的情理。而后是儒学中内含的革命意识，以及张扬这种革命意识的“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便作为一种深沉的历史影响而自始即进了20世纪初年的革命过程之中。因此，历史学家吕思勉后来释读《孟子》，尤于其答万章问一节所阐述的“天之于下民亦厚矣”思之深长而击节叹赏，并一路牵到20世纪初年的时事和历史之中，以“当时虽莫能行，而国为民有之义，深入人心，卒成二千年后去客帝如振箨之局”为辛亥年的君权倒塌说因果。然后概括而论之曰：“儒者之绩亦伟矣。”(109) 他站在革命一边，但他对儒学表达的这种敬意则显然出自治史所得。作为对比，另一个历史学家尚秉和作《辛壬春秋》记录同一个过程，则以“禅位”来指称清帝逊位(110) 。他借用的是儒学阐发君权转移的另一重样式。于是久已绝响于千年历史之中的禅让之说，便在1911年与1912年之交的中国留下了一种最后的回声。虽说这一面在后来很少被人顾及，而革命和禅让共见于这一场鼎革的历史叙述之中，则反照了这一场鼎革的各种解读，以及各种解读都在以儒学为自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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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82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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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84 (1)  《韩昌黎集校注》，第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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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86 (2)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第60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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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88 (3)  《四书集注》，第82、138、140、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论语外编》，第78页，济南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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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90 (4)  《四书集注》，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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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592 (5)  《四书集注》，第74页。

1706876593

1706876594 (6)  《王国维文集》第四册，第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1706876595

1706876596 (7)  同上书，第44页。

1706876597

1706876598 (8)  同上书，第45页。

1706876599

1706876600 (9)  《王国维文集》第四册，第50页。

1706876601

1706876602 (10)  同上书，第50页。

1706876603

1706876604 (11)  同上书，第51页。

1706876605

1706876606 (12)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42页，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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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608 (13)  《中国文化史》，第1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1706876609

1706876610 (14)  《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8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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