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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汉书》第八册，第2525页，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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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明代状元史料汇编》，第80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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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梁节庵先生年谱》，第108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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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儒林琐记 雨窗消意录》，第25页，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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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饮冰室合集》第九册，《文集》五十，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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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履园丛话》下册，第639页，中华书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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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第11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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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国史旧闻》第三册，第613页，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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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六卷，第522—52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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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同上书，第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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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同上书，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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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下册，第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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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研经室集》，《四书文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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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葵园四种》，第20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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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严复集》第一册，第41页，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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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洋务运动》（一），第1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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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铢庵文存》，第12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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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政治——《东方早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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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群体分裂是中国社会动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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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戊戌变法引入了西方的民权和议院等观念，这些西方思想到了中国是如何被接受的？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翻译西方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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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戊戌变法讲“独治”、“民治”和“君民共治”的不同，而以后者为理想之所在和宗旨之所在。这个过程第一次把出自西方社会的民权、立宪、议院政治一类观念引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和政治现实之中，为后来的历史另开一种路向。然而西方人立议会制度，源头与归宿都在于限制政府和规范政府，其本义应是民主；而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归心于议会制度，则意在“化君民之隔而通上下之情”，其本义是助成政府以力图富强。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别，非常明显地说明了产生于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东西与移接过来的东西其实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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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戊戌变法的进程和结局，对中国的士大夫群体分化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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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由于志在“君民共治”，因此戊戌年间倡维新的人物重政制，其意中的变法便是变制。但是他们面对的制度经历了古今两千年和清代两百年之后，已经同人心、利益、习俗与意识形态连在一起了。所以百日新政期间变法化为接二连三的诏书，最终却因为改革制度而牵动人心、牵动利益、牵动习俗、牵动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朝野之间的新旧之争、庙堂中的满汉之争，以及宫廷里西太后和光绪的母子之争，并引动杀机，演变为断头流血。而后是士大夫群体在新旧之争中急剧地分裂。就近代历史而言，这种士大夫的分裂正是新陈代谢所造成的深刻变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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