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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中国朝代之间盛衰起灭，但中国人既有的社会结构则能够大体上维持不变。在朝代来往之间，与社会结构相依存的正是一个稳定的士大夫群体，古人说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指的正是这一层意思。所以明代万历一朝“不郊不庙不朝三十年”，清代同治一朝孤儿寡母看守君权，而天下依然循行于旧轨之中，其间的支撑都来自整个士大夫群体。虽说群体的士大夫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但就精神世界而言，君子和小人都共处于同一种观念和理路之中，从而共处于延续了千年的整体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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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维新变法引入的观念都在这种整体性之外。当它们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之后，这些人便与其他人分了开来。而戊戌年间的思想传播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动员和召聚，原本以个体为存在方式的士人在呼应中汇集，又在汇集中改变了自己。所以，当变法最终被扑杀之后，他们便成了前途失路的人。而后是被维新呼唤出来的期望因重挫而转化为愤怒和亢激，并沿着历史旧迹一路寻根究底，由眼前的痛楚追溯二百五十年之前的痛楚，促成了其间之强毅者由变制走向了反满。而当士人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安定的一方之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长期动荡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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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新旧消长，中西消长，理势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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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晚清教案此起彼伏，潮涨潮落，为何独独义和团运动在华北翻天覆地而无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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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与戊戌变法相差不过几年，但戊戌变法是开新的士大夫对逼来的外患做出的回应，义和团的一时群起则是下层民众对逼来的外患做出回应，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变革为回应，后者以排拒为回应。由于下层民众以群起一哄为来路，其义愤中内含的历史理由和他们因蒙昧而缺乏理性都是非常明显的。就这两方面而言，义和团与此前绵延不绝的教案其实都相去不远。但就朝局而言，则庚子年已是今时不同往昔。戊戌年间开新的一方曾借助于皇帝的诏书而达到了高高的巅峰，又因西太后的反手一掌而被打落下来，一时俱溃。之后，是自19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新旧论争的各是其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庙堂里守旧一方的独尊独大。与之相关联的，则是西太后因为恶康梁而恶光绪，西人却因为佑变法而佑光绪，遂使西太后不能不因恶康梁恶光绪而恶西人。由此舛错相结，使帝王的家事与国事相缠绕，又使新旧之争与中西颉颃相缠绕。于是以激烈排外表达愤怒的义和团虽起于下层社会，而居朝局之重心的守旧一方很容易与之发生感应，恶西人的太后也很容易与之发生感应。而后是义和团席卷华北而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势。但义愤与蒙昧相因依，则声势浩大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因此，当八国联军用快枪火炮一路屠戮一路西进之际，蒙昧便成了一触即破的东西。于是，曾经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的拳民，又在短时间内向四面八方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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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政局和社会思潮等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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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当八国联军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之后，便着力“惩办祸首”。随之是守旧一方的大佬和要人都被圈入范围之内，又在督视之下一个一个地被赐死、囚禁、流放、革职。他们消失后，是守旧一派在庙堂中的全盘崩溃。作为对比，则是因东南互保而“功在社稷”的南方督抚及其周围的群体应时而起，成了主导的一方。论其渊源，这些人大半都在开新和取新的一面。于是在戊戌变法失败致朝局一变之后，庚子与辛丑之交朝局又一变。前者造成的是守旧的一边倒，后者造成的是开新的一边倒。与朝局中的这种新旧消长同时发生的，则是曾经激烈排外的北京城变为联军占领下的北京城之日，社会心理的急变和剧变。在时人的记述里，既有朝官牛酒犒劳八国联军的场面，也有京城住户挂顺民旗的场面，还有昔日的义和团大师兄此日为联军作向导的场面。在这些场面里，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民族心理防线的崩溃，以及人心中的中西之比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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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朝局中的新旧消长和人心中的中西消长提供了学理和公理的，则是庚子与辛丑之后磅礴传播的天演进化之说。在19世纪的六十年里，中国人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民族战争，但战争流血议和流泪，每一次战败之后，中国人犹自身处穷境而苦苦撑持于以理抗势之中。理与势相抗，本义是善恶是非与强弱利害相抗。然则弱势的中国人不甘心雌伏，全在于弱势的中国人据有理和相信理。但天演进化之说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统括公理之词，讲的都是强弱利害，而后是强弱利害淹没了善恶是非。因此，在六十年中西颉颃之后，接受了天演进化之说的中国人已无可依傍，并因之不得不向发源于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认归。中国人从天演进化之说里获得了进步主义、历史目的论、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以及青年崇拜意识，然而以儒学为核心的那种原本坚守善恶之分的文化则在天演进化的冲击下开始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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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生于20世纪初年的朝局变、人心变和学理变，为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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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清末十年新政：效仿西法和社会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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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清末十年新政是如何被推动的？又带来了哪些政治和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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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庚子事变由排外开始，以《辛丑条约》了结，留给中国的是一个残破之局。身当残破之局而朝局变、人心变、学理变，遂使“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而后是收拾残破之局，遂不得不变法。当日南方督抚远看华北动荡起伏于烟尘滚滚之中，在守旧一方全盘崩溃之后，以江楚会奏为名目接连作三折，包融了数十年来洋务变法和维新变法的种种主张。后来被称作十年新政的历史过程，正是以这种疆吏调教朝廷为起点的。迨日俄战争之后，国人以立宪和专制为日俄之间的胜负说因果，又促成了1906年朝廷下诏预备立宪。其除旧布新的视野和腕力，显然已远过于戊戌年间的百日维新。江楚会奏三折和诏书预备立宪都是以除旧布新为收拾残局，因此，六十年中西交冲和节节变迁之后，作为一场改革的清末新政在十年里牵汇万端，其间所曾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西人述中国史，称之为晚清七十年里最有活力的时代。然而除旧布新又是一种搅动和震动，变法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又成为搅动的深度和广度。这个过程改变了官制，改变了地方社会，改变了朝廷与疆吏的关系，改变了读书人与君权的关系，改变了绅士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改变了财政，改变了兵制，改变了人的命运，改变了人的观念，改变了人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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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变动的背后，都系连着群类的得失和个体的得失，从而每一种变动都在不断地产生紧张，产生分歧，产生对立，产生冲突。因此，对于身历其间的一代人来说，变法的过程实际上已非常具体地成了利益的分解和重组，以及人群的分解和重组。而当旧日秩序中各安其分的各色人等在变法的动荡中结为一个一个利益群体之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和清代以来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结构便已脱榫。随后群体之间的彼此踢打，则使已经脱榫的社会结构很容易解体。武昌起义之能够引发土崩瓦解，其深度的原因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壬子之交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倒塌，而且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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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能否具体谈一谈新政是如何造成了社会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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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十年新政仿效西法，尤其仿效日本，然而新政变法翻出来的都是中国人自己的老问题。而后新法引入老问题，常常派生出更多的问题。其间尤能引人注目的，是促成了变法的督抚又为变法所困。清代本以君权独尊为成规，但在太平天国引发的多年内战里，朝廷为兵事所扼，调度天下已处处捉襟见肘，随后形成的地方各自为战，同时又使国家权力中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地方去了。此后的几十年里，这种下移的国家权力已经同地方的利益和地方的治理编连为一体。而自朝廷看去，则内轻外重，终究是难以久忍的心头之患，因此筹备立宪之日，便以效法日本实行中央集权为理由，向地方收回权力。收回权力便是收回利益，同时使地方的治理不得不章法大变。因此总督巡抚纷纷然起而抗争，并在这种抗争中与朝廷渐行渐远。至辛亥前一年民间的国会请愿运动化为滔滔大波，已使朝廷束手无策，而南北疆吏则以各自电奏和“联电”合奏的方式公开声援国会请愿运动。疆吏以此为难朝廷，正反照了疆吏同朝廷的疏离程度。以清代两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作比较，不能不算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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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疆吏疏离朝廷的时候，原本分散的绅士也在聚合中汇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清初的绅士曾被着力压抑，之后又因筹饷练兵为地方官所借重，而在内战中被扶植起来，并得以自我伸张。时至预备立宪，积数十年伸张之后的绅权遂自为一体，借“地方自治”为学理和声势，在咨议局里同督抚相抗，在资政院里同朝廷相抗。然后是原本附着于地方社会，并因之而以分散为常态的绅界权力便成了一种集中的东西和咄咄进取的东西。对于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而言，这种逸出了秩序的抗争和进取无疑都是冲击和摧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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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上层往下看，同一个时间里多见的是此起彼落于四面八方的民变。新政变法，许多东西都在改变民间的生活轨道和生活状态。而其中最难顺受，从而最直接地促成了下层社会群起抵拒的则是官家的敛聚。清代本以轻赋立国为祖宗家法，比之前代，民间的负担不能算重。但在《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量赔款之后，新政的更张，又每走一步都须用银子铺路。由此汇合而成的大笔支出和不断的支出，最终都不能不化为征之于穷民的捐税。一则记载曾列举地方各立捐税的种种名目，累积而计之已达六十多种之多。而后是苛敛不能不促成穷民抗官的屡仆屡起和绵绵不绝。时论谓之“道失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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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聚导致民散，与之相比较而言，因废止科举而导致的士散恐怕是一种更深刻的变化。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仕路中的命官；为乡里提供了维系地方社会的搢绅；为边地提供了联结中原的文化；为儒学提供了传承的依托。因此，新政废科举，其直接的后果是截断了读书人与君权之间用名器相绾接的联系，使官僚制度丧失了以知识为标准择取官僚的来源，士人遂一变而为断梗飘萍。其长远的后果则是作为群体的士大夫泯灭而不可再生。后来的学堂也产出知识人，但就本义而言，他们已不再是士大夫了。与之相类同的，是废科举之后还有改官制。由此形成的新衙门与旧衙门之间的此盛彼衰，往往演为新人物与旧人物之间的一方淘汰另一方。以除旧布新为尺度，这种新旧之间的淘汰自是优胜劣败，然而局中人用德性作尺度，所看到的则大半是善不能胜恶的逆淘汰。因此武昌起义之后天下土崩瓦解，而职官中以身殉朝廷的人很少。其原因之一便是纲纪和臣节都在十年新政中被淘汰掉了。显然，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间的种种结果都不在朝廷的预想之内。而由果探因，十年新政成为一个最富活力的时代和一个社会分解的时代，无疑都同新政开始之日朝局中的新旧消长，人心中的中西消长和天演进化之说下的理势消长息息相关。由此造成的“无一人敢自命守旧”，同时又在使开新一方的漫无边际流为没有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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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既然十年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那么主持变革的朝廷是如何面对这种社会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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