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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叛乱者中，地主武装发展最为迅猛，尤以关中地区居多。李唐政权的根据地也在关中地区，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地主阶级上层人物。他们在地方上势力强大，在社会上声望卓著，在政治上能量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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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占领长安后发布的《授三秦豪杰等官教》檄文中这样写道：“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辏，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也就是说，关中豪强的数量、质量都高于帝国版图的其他地区。帝国统治阶层为了各自的利益，蜂拥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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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一块巨型利益蛋糕，每个人都想趁乱瓜分，下手晚了，恐怕连个渣儿都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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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是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才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它的情况有些类似秦朝。从表面上看，帝国强盛至极。可是透过历史的肌肤表层，我们会发现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就像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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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的统治基础很不稳固，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隋朝于极盛之际就开始迅速走向败亡。杨广登基后，为了规避关中集团损害帝国官家集团的权力，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旨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杨广意图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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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是一个急性子，还没有等方案修订成熟，改革就已经破门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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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改革，就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关中本位政策，是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一个概念。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宇文泰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做出政治调整，将自己建立的西魏与鲜卑化的东魏和继承汉、魏、晋的梁朝区别开来，以鲜卑旧部落为基础，建立了贵族性质的府兵制。同时将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做了修改，使他们与关中地区的豪门大姓相结合，使之在地方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以府兵制为基础，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宇文泰更改府兵将士的郡望与姓氏，是要使他所带来的山东人与关内人混而为一，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组成一支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军队，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霸权。如此一来，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关陇集团，这是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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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修改郡望与姓氏，并不足以使关中集团巩固并持续下去。那些府兵将领都有赐田与乡兵，他们既是府兵将领，又是关中豪族。将领与关陇豪族混而为一，使这个集团在关中地区深深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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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利用关中本位政策，将关陇胡汉民族中的精英人物都笼络到自己的权力集团中，以创霸业；隋文帝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是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的“八大柱国”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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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证明，那些居住在帝国边界，经常遭到武装攻击和受到生命威胁的民众，要比那些住在内陆安全地区的民众，更具备开疆拓土的勇气和能力。秦汉以来，关中地区一直是华夷混杂之地，从人才角度来说，这些地方更利于产生良将。经历魏晋北朝的长期整合，这个地区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新兴锐气，经过隋朝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才结构更趋向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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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虽然频繁更迭，这一地区的社会局面却初告安谧。这对于精英人物的成长是有一定影响的。尤其是隋文帝灭陈之后，中华帝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太行山东和长江中下游齐陈故地的人物陆续西来，卜地定居，为后来唐初人物的风生水起奠立了基础。这样，这里不仅有攻城略地的良将，更具备了运筹帷幄的谋士，可以说是帝国人才的选拔基地。更何况，这里还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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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想要打破关中本位政策，可是选择的时机过于超前。整个帝国已经走到火烧油烹的境地，如果这时动摇“关中本位”这一国本，无异于打破帝国权力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杨玄感这边一摇旗，马上就有豪门子弟跟着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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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江淮到岭南一带的南方地区，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南朝的统治地区，有众多支持南朝的豪强地主，隋朝建立之后，它们大都成为隋朝的异己力量。所以，后来在南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隋朝的叛乱。隋文帝虽然平定了这次大暴动，但采取的是镇压和妥协结合的方式。很多叛乱头领后来成了州郡的刺史、县令，所以这股强大的势力并没有被根除，一旦天下有变，这些潜在的力量会立即起兵反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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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地主起兵的数量也很多。中原地区的政治形态向来复杂。隋炀帝征讨高丽，所征用的马匹和耗费的钱物，大部分出自中原地区。史料记载，中原富人因此破家者十之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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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成为三把火。其中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梁师都、刘武周为代表的地方大族豪强群起反隋，锋镝鼎沸。按照史家所言，割据叛乱为“土崩”，农民起义为“瓦解”。这时候，杨广的政权不仅失去了天下民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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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经常会盯着挂在墙上的帝国军事地图，陷入长久的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厦，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这份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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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着深深地忧虑，也有着莫名的冲动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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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忧虑，帝国的巨轮会将自己与李氏家族的命运带到何处？他有莫名的冲动和迷茫，因为他隐隐感觉到，有一种叫作使命的东西在前方召唤着他，他不应该与这样一个时代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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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九年初，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没过多久就爆发了杨玄感叛乱，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今甘肃庆阳市）担任留守，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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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隋炀帝杨广最为倚重的心腹重臣之一。话又说回来，这时候帝国已走到无人可用的境地。正因为无人可用，表面上还算忠心的李渊才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与极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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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权力的不断增长，李渊那颗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与壮大。《旧唐书?高祖纪》称，李渊当时“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也就是说，李渊是个深谙社会规则的人，有着极好的人缘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乱世是个极好的平台。凭借良好的口碑，引得地方豪杰之士竞相投奔，李渊在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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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行事并不张扬，始终以一名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天下时局的动向。他只是冷冷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不想变，只是时机未到。尽管李渊得到重用，隋炀帝对他这个表弟还是心存防范。当然，杨广的警觉并不是专门针对李渊，他这种不信任帝国权力阶层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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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杨广在行宫传诏李渊觐见，李渊托病不去。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厉害。杨广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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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句话传到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他比一般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这个皇帝表兄，李渊能够在隋帝国的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官场的生存智慧自然是少不了的。从那以后，李渊像是变了一个人，终日沉迷酒色，大肆贪污受贿。而且他将这种堕落腐化的行径做得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末代贵族。在外人看来，李渊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为一个酒色财气的地方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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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通过朝廷的情报网传到杨广的耳朵里，杨广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就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李渊的这次“华丽转型”，这个消息让他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一直以来，杨广特别讨厌那些在他面前卖弄手段和炫耀能力的官员。像李渊这种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贵族，正合他的心意。一个不求上进的官员，不会有吞并帝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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