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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马上抢着说：“臣等恭奉圣诏，如有异议者，臣请皇上格杀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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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将脸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最后李世民又表示了另一层担忧。他说，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有何看法。长孙无忌胸有成竹地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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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既然敢拍着胸脯打这种包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大唐新太子的人选就此敲定。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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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三子一弟”？“三子”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这四个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李泰有夺嫡阴谋，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乖乖儿”，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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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还有，最后表态的时候，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汝舅许汝”，而不是说“我许汝”？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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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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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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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李泰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其中多有元勋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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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魏王李泰相比，李治显然要单纯许多。这时候的李治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本不想当皇帝的人，更能按照合乎人性的方式去生活。按照今天的标准，李治应当属于“不会混”的那一类人。然而，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比如他没有自己的私党，也就不会树敌太多。他不参加皇位的争夺，在品行上不至于恶劣到哪里去，在做人上就胜了李泰一筹。假如由李治继承皇位，长孙无忌等朝廷重臣更易于掌控。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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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除了长孙无忌就是褚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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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褚亮之子，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历任秘书郎、起居郎等职，时任谏议大夫。虽然他资历较浅、官阶不高，却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徵去世后，褚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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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除了他们之外，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就是李勣。李勣是初唐名将、开国功臣，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曾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七年，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在此情况下，李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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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早在贞观七年，年仅五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由于年龄太小不可能实际到任，因此只能“遥领”。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勣。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严格说来，晋王李治算是李勣的老领导。在这场储位之争的选边战中，李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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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铁三角”——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褚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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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不但毫无分量，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在他看来，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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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非常清楚，如果李泰入继大统，这帮“德义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无法保存，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有可能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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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争夺太子席位的斗争，其实是大唐权力集团中关陇派与非关陇派之间的斗争。两派都想围绕将来的帝国接班人，缔造自己的势力，而争夺尤为激烈的是顾命大臣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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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治得到了太宗皇帝最为信任的权力大佬——长孙无忌的坚决支持，李泰最终落败。自此以后，非关陇派的地位急剧下降。他们中许多极负盛名的人物，或者遭到飞来横祸，或者郁郁寡欢而死，或者被派往地方，离开中央的政治圈子。李世民最后将李治选为接班人，是因为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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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可是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的地步，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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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世民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决定改立李治时，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有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和苦涩。立李治为太子不久，他就因担心李治性格仁弱而召见长孙无忌，叹息道：“你总劝我立他，如今立了，但恐怕不能守社稷，该如何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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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世民看来，李治虽然足够聪明，足够仁厚，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说最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尽管长孙无忌用各种各样的话让李世民相信李治必将是个优秀的统治者，但李世民始终放心不下，他最担心的就是李治无法驾驭这群追随自己多年的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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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选择李治是一种无奈之举，才让李世民表现得一反常态，先是将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数落了，继而又寻死觅活，最后又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一国之君通过自己的语言、神情将自己活脱脱弄成了一个大权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有其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另一方面他也是在长孙无忌等人面前完成自己的表演。目的是让他们看看，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做出了多大的妥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这些朝廷重臣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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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得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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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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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这句话道出了李世民的心声，自己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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