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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五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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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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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在这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中，李世民看到了立储问题背后的隐忧——选谁做太子，绝非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只需要比试双方的才干学识即可分出高下。李世民已经一手奠定了大唐帝国的格局和疆域，而对于继任者来说，他的任务并非开疆拓土，而是守成，将这份基业万世不移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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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王朝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英武，他不想身后再出现一个隋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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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的班底都是功臣子弟，他们凭借祖上的功勋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们尤其看不顺眼的，便是在朝堂上把控实权、占据高位的一干元老重臣。选择李泰，就有可能改变李世民自贞观以来苦心经营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使得大唐朝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还算是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便是元老派和少壮派在李世民百年之后发生激烈地倾轧和内斗，使帝国的朝堂变为血雨腥风的战场，甚至有可能连江山都被他们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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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靠钻营而谋取。自今往后，太子失德背道，而藩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要弃置不用，这一规定传给子孙后代，永为后代效法。而且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做的一次重大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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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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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治继任储君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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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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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将那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他对李治的期望之高。此举也等于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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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给太子的《帝范》中，同样包含了李世民对唐王朝命运的深深忧虑。他谆谆告诫李治，因为完全是依赖父祖的功业而登履帝王之位的，必须时刻牢记“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李世民这些掏心窝的话，把他对王朝数世而亡的那种“为此不得不惧”的忧患和焦虑心理表露无遗。越到晚年，尤其是在经历了废承乾立李治的波折之后，他的这种忧虑愈强烈。其实在他当国期间，这种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假如他努力经营的大唐基业倾覆在儿子手上，唐王朝岂不就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秦、隋，“国祚长久”岂不就成了又一个历史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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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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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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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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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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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泰被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跎失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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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五年后，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李泰也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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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仲春，太宗皇帝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里染病卧床。两个月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到了夏初，已近弥留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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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四日，太宗皇帝病危，召长孙无忌入宫，打算安排后事，由于君臣二人情绪过分激动，长孙无忌泪流不止，病重的李世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天后，长孙无忌偕同褚遂良再次入宫。这一次，太宗皇帝做了临终交代。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长孙无忌、褚遂良、太子李治和太子妃王氏。永徽年的政治斗争和变化，与在场四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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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对两个大臣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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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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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四个人，是太宗李世民最为看重之人，是贞观事业的接班人。随后而来的永徽年，执政的虽然是唐高宗李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永徽政治是贞观政治的延续，李世民才是永徽政治格局的精心设计者和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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