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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四年九月以来，武则天的阵营逐步发展壮大。许敬宗成为礼部尚书，几乎被长孙无忌贬到蜀地的李义府，在紧要关头反败为胜，成为中书侍郎。此消彼长，长孙集团的几员主将相继被贬。李治已经使尽所有力量，和长孙无忌等朝廷元老重臣直接对抗，甚至将褚遂良从宫中赶了出去，今日的皇帝已今非昔比，更不是以前那个长孙无忌说一句话，就会自动退缩顺从的儿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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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满朝文武都大为惊骇。与长孙无忌一条船上的韩瑗当即入奏，高宗不听；次日，韩瑗再度劝谏，说到激动之处，还潸然泪下。高宗根本不吃这一套，让侍卫将其拉了出去。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但不管他如何上疏，高宗根本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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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瑗甚至在他的奏章里直接用“妲己倾覆殷之社稷，褒姒灭赫赫之宗周”这样的句子。武则天若是妲己、褒姒，那么高宗皇帝又岂能逃脱亡国之君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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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和韩瑗共同反对为武则天专设“宸妃”的中书侍郎来济也上疏进谏：“王者之后，必慎选名门深闺淑女。以贱妾为后，将绝灭皇统，倾覆社稷……”这样的话，武则天又怎会不介意？尤其是“贱妾”那样的字眼，像一把刀子戳痛了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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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之事遭到那么多宰相的坚决反对，高宗皇帝难道真就毫无顾忌？就当时的势力和影响而言，敢和他这个皇帝公开叫板的，只有长孙无忌和李勣。长孙无忌就不用说了，李勣也是开国功臣，是顾命大臣。可眼下，他是只顾自己的命，根本顾不上别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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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勣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巨大，堪称军方在朝中的代言人。如果他不反对，那么高宗立武之事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上。至于褚遂良，他不过是长孙无忌庞大文官势力中的一员干将；韩瑗和来济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影响力要比褚遂良略逊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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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废后立武这件事上得到这帮人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李治决定先从李勣那里寻找突破口。在顾命大臣中，只有李勣在这件事上始终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内心还在纠结与挣扎，还没有做出最后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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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勣的回答是：“立谁当皇后那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能够得到李勣的支持，高宗的心情一扫之前的阴霾。李勣早就看出来了，高宗立武则天为后的心志越来越明朗化，长孙无忌的反对态度也越来越坚决。在双方你来我往这段时间里，李勣没有将自己的态度公开化，是因为他既不愿得罪皇帝，也不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就一直称病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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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勣之所以没有和长孙无忌等人抱团，是因为自己的出身。他不是贵族出身，是贫穷农家子弟，少年时期凭借着野心与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混迹草莽。李勣的世界观和长孙无忌这些豪门贵族出身的人是迥然不同的。天下安定，人们越来越注重家世与出身，官吏非名门贵族之后不可。当年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数第二。这个差别显然是巨大的，这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着一个从政者的资历、威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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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勣这么回答，也是按照高宗皇帝的意思行事。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那场夺嫡之战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太宗皇帝这么说，显然是在托孤。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皇帝的重托，并咬指出血，以此表明自己坚贞不渝的态度。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自己的龙袍披在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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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临终之前，特意做出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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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他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也是唯一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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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太宗皇帝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李世民的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做的最妥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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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太宗皇帝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权力核心。随后，李勣又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在李勣“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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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期，只有中书令、侍中及由尚书令代理的仆射三人是宰相，后来仅以中书令与侍中为正式的宰相。若在本职之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视同宰相。对于李勣的主动隐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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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勣还挂着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开府仪同三司不过是个虚衔，是专门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以李勣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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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在于，这是李勣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李勣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只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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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只有两种选择：为其所用，或者为其所灭。李勣看得比谁都清楚。所以他宁愿选择第三条路——惹不起就躲着走。其实很多时候，逃避并不是懦弱的表现，反而是智慧的选择。人要因时因事而变，这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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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李勣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旋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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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四年，当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时，他才突然明白李勣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勣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也想起了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刻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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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勣复出，并将其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希望他能够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李勣的司空一职其实也是没有多少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勣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勣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李勣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在释放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可以借助李勣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一次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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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微弱到无法引起长孙无忌的警觉。假如皇帝连这一点儿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正因为如此，李勣的复出对于李治而言，是生死攸关的一步棋，走好了，可以满盘皆活，走不好，将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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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李勣这样一股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也是高宗和武则天在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高宗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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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宗皇帝酝酿的突围风暴中，废后立武是关键点。而李勣不负君王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李勣的支持，高宗皇帝如释重负。他开始像真正的帝王那样大展拳脚，自家的朝堂本来就应该自己做主。他先是将褚遂良降职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最粗壮的一支臂膀就这样被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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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又以向皇帝投毒罪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即平民），她们各自的母亲和兄弟也被削去官职流放到岭南。对与自己曾经朝夕相处的两个女人和她们的亲眷如此刻薄，到底是君王心似铁，还是武则天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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