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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外国武装侵略和国内农民战争(1840—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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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的内容进入近代,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被镇压。这一段对清朝来说是沉重的打击。矛盾爆发,清朝面临着大危机、大灾难,一个是太平天国占了南中国的很多地区,一个是英法联军占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南北夹攻,眼看着清朝就要灭亡了。这个时候清朝极端危险,没有在这个时候灭亡真是个侥幸。历史发展出人意料,为什么清朝能够死而复生呢?能够支持过去,还能恢复过来呢?恐怕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太平天国的迅速腐败。1856年杨韦内讧,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不仅杀掉一个人,而且把杨秀清的部属几万人杀掉,这些人都是广西来的老战士;反过来,洪秀全又杀掉韦昌辉,石达开又带兵跑掉。这样一下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本来从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势如破竹到了南京,南京几年也是形势非常好,就在形势很好的时候,爆发了这场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所以太平天国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时机打败清朝,到了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战争的时候,太平天国没有恢复元气,不可能再北伐。第二个原因,英法侵略者的态度改变。他们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是打清朝,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既打清朝又帮清朝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一个统治的工具,所以从打到扶有一个策略上的转变,扶持清朝来对付太平军。当然他们开始也想扶持太平军,后来没有扶成,这一点就不说了。第三个原因是国内汉族地主阶级的崛起,也就是湘淮军的崛起。太平天国战争中,向荣的江南大营崩溃以后,清朝的整个军事体系已经被摧毁了,八旗军不行,绿营兵也不行,清朝就是靠着湘淮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取代了满族的八旗以及绿营。由于这样的三个原因,清朝死而复苏,又能够恢复元气,把太平天国打下去。从此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跟鸦片战争前的形势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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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不同就是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上不再是地主和农民两支力量,还增加了一支外国侵略势力。从此中国社会产生了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抵抗外国的武装入侵,外国欺负你,你必须进行抵抗。当然由于力量悬殊,打不过外国,事实确是如此。但打不过也必须抵抗,因为妥协就更没有出路,妥协、求和,列强还是要欺负你,战争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一点,它是一场侵略战争。人家要打你,你不抵抗也躲不开这场战争,而且如果不抵抗,你的民族精神就萎缩,就失去了民族的信心,失去了民族的尊严和凝聚力,就很危险了。进行抵抗,则可能在抵抗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为什么说近代的主和派误国,就是上述原因,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李鸿章打日本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时确实是打不过日本,但不打不行,日本要打你。对日本而言,不打败中国就起不来,就不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打败中国,从中勒索很多赔款、土地,它才能够得到原始资本积累。所以日本非要打中国不可,你没法退让。当然李鸿章也有他的考虑,他觉得不打,请别的国家调停是不是也可以,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抵抗。妥协之后,不仅要赔款,还要割地,而且失去了你的民族的信心和尊严,这更危险。这是一个任务——反对外国侵略,这个任务一直延续下来,可以说是从清朝中叶一直延续下来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必须要向侵略者学习。这就矛盾得很,要抵抗侵略就必须要向它学习,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否则无法抵抗。学习先进的事物、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就是近代化的任务。一个是抵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一个是实现近代化的任务,这两个任务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效的,还是这两个任务的延续。当然形势都不一样了,但这两个任务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不学习就不能前进,不学习外国长处,抵抗就会不断失败,而且你的爱国行为、抵抗行为就会转化为盲目的排外,正义的、爱国的抵抗就会变成非正义的、排外的屠杀。义和团就是这样,抵制侵略发展到对一切外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本来正义的反抗,就变成了非理性的行动。所以,从此抵抗外国侵略和向外国学习的任务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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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清朝自强运动及其失败(1865—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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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天国失败到甲午战争失败,这30年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这个时候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的各种事物都在变,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后,整个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各种事物和人都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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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历史,充满着外国的侵略,也充满着和外国的谈判、交涉、妥协、反抗。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修约热潮,通过修改条约进一步侵略中国;又发生很多教案,天津教案、浏阳教案等;接着发生马嘉理事件,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中英在烟台进行谈判;接着是琉球交涉,日本侵占琉球,就是现在的冲绳;接着是伊犁交涉,俄国侵占了伊犁,中俄剑拔弩张,几乎打起来。19世纪80年代,中国与法国在安南(现在的越南)发生战争;跟日本在朝鲜引起冲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在此中间,清朝也还有抵抗的一面,所以它也要整顿武备,也要学习外国,建立北洋海军。北洋海军当时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日本的舰队开始赶不上北洋海军,到甲午战争前夕才赶上了。但是,清政府跟外国也有妥协的一面,好多仗都没有打起来,只有中法战争打起来,虽然中国战胜了,但结果订了一个屈辱的条约。无论抵抗还是妥协,都不可能胜利。因为胜利与否决定于国家的实力,我们国家的实力不行。但在抵抗中间还有希望,还能够得到锻炼和成长,所以反侵略的任务演变得越来越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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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任务提上日程,这个任务和反侵略的任务同样重要。清朝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学习开兵工厂,开了上海、南京、天津、福建四大兵工厂,跟着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工厂、铁路、矿山、轮船带来了军事上的利益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又急需人才,因为开工厂邀请外国工程师,但没有翻译,于是开同文馆,开船政学堂,送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詹天佑、唐绍仪等第一批留学生送出去时都是12岁的小孩,准备学9年的。又组建北洋海军。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但是,中国的传统力量太大,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要创新,要改革,但阻力重重,非常困难,每走一步都要碰到顽固派的反对。这30年的历史,如果仔细看看那些资料真是令人长叹。轮船招商局,开办以后不久就遭到弹劾,1873年开办,1874年就弹章山积,那些御史骂轮船招商局贪污,骂李鸿章,总算李鸿章顶住了他们的弹劾,但轮船不准开到他们的地方,湖南就不准轮船开进去。北京要开同文馆,招收一批科举出身的高级人才进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结果大街小巷的揭帖多得不得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骂奕“用夷变夏”。奕没办法,上奏折请倭仁来管同文馆。皇帝下谕旨让倭仁来管,倭仁故意从骑的马上掉下去,说受伤了要休养,不能管了。招科举出身的人也没有招上来,所有科举出身的人员全部抵制,科举出身的人员都是中国的精英,结果没有一个人来考,同文馆凄凄凉凉。留美学生派了12岁的小孩去,准备学9年,到了5年都撤回来了。为什么呢?说这些孩子在外国辫子也剪掉了,也穿了西装了,有的从了基督教,每周去做礼拜。那些官僚一看,这还得了!他们没学完就被撤回来了。当时容闳、李鸿章都反对撤回,但挡不住。造铁路争论了10年,从刘铭传、李鸿章开始上书要建铁路,争论了整整10年。朝廷里一片反对之声,说铁路一开要轧死人、破坏风水、造成很多挑夫小贩失业,等等。李鸿章在唐山到胥各庄之间开了一条十几里的铁路运煤,开始不敢用蒸汽机,在轨道上用马拉。可见阻力之大,难以想象。后来为了说服西太后,在中南海到北海之间修了一条铁路,现在档案都还在。我觉得西太后是李鸿章的学生,李鸿章教她学习外国,很多事情李鸿章也是在西太后的支持下才能进行下去,否则在全社会没有多少人赞成的情况下是进行不下去的。洋务运动搞了30年,有几个科举人员出来干洋务?没有。风气闭塞,开风气是非常之难,老牛破车,中国的传统势力太强大,传统的包袱太沉重,一下子甩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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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这样,日本却抓住了历史机遇。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封建国家,但是它的包袱比较小,比较早地接受了西学。它的明治维新跟我们洋务运动是同时起步,但它走得快。日本也派留学生,伊藤博文等一大批一大批地派出去;也开工厂,比洋务运动的煤矿、轮船招商局开得还晚。但到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开了国会,成立了议会,制定了宪法,30年时间走在了中国前头。当时的历史形势就是这样,中国和日本在竞赛,谁走在前头谁就上来了。如果当时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就上去了,日本上不去;反之日本打败中国,中国就上不去,日本上去了,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赛。中国就是由于老牛破车,走得慢,结果甲午战争一再失败,割地赔款,把台湾割走,本来辽东半岛也割走了,旅顺、大连是三国干涉还辽,花了3000万两银子赎回来的。甲午战争赔款两亿,相当于当时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把这些钱用来扩大军队、开军工厂、搞教育、建铁路,一下子上去了。在那样的世界里,中国落后,就要受人家的欺负、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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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 清末改革和清朝覆亡(1896—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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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从甲午战争以后,一直到清朝灭亡。甲午战争以后,列强瓜分中国,日本割去台湾,别的国家跟着效仿,争先恐后,德国分走山东,俄国分走旅顺、大连,英国分走长江流域,法国分走华南,都来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和当时瓜分中国的局面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反对割台的声浪惊天动地,台湾的老百姓、北京的举人都强烈反对,这是中国群众运动的开始。接着就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时中国也是封建力量太强大,维新力量太弱小。要改革科举,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靠科举上去做官当老爷的,把这个生路断了,他们干吗?所以要废止科举很难。要改革军队,裁军,也是闹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时候就说要裁军,各省的督抚纷纷反对。要把旧的军队裁掉,另外拿钱去练新军,新军归你们管,哪个总督、巡抚肯干呢?士兵也不干,军队裁员后他们就失业了。要办教育、开学堂,当地的士绅都不同意,说把外国的东西都弄进来了。连和尚、道士都不干,因为要搞学堂,一般都是把庙宇改成学堂。要裁冗员,精简机构,北京城的官吏都反对。所以反对的力量太大,维新派只有几个知识分子,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群众,怎么能够胜利?当年,器物层面的改革,就是轮船、枪炮、铁路、火车等,逐渐显露出好处来,人们可以接受了,但是,制度层面上的改革,思想层面上的改革,人们不接受。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宪法,什么叫民权?人们都不知道,只认为纲常伦理至高无上。所以维新派被孤立,结果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然政变里也有一个策略的原因。当时维新派走投无路,就想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本来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可能是袁世凯告密造谣,现在看来实有其事。在日本发现了毕永年的日记,记载了“围园劫后”的详细情况。维新派想孤注一掷,劫持慈禧太后,让光绪帝出来下命令硬干。即使这件事成功也不行,因为当时的阻力太大了,何况当时没有成功,所以慈禧太后一个谕令,维新派人头落地,六君子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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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是清朝挽救自己的最后一个机会,虽然这个机会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清朝走向灭亡就不可避免。清朝只能走向灭亡,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义和团以后,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很快站到清朝的对立面,很快走向革命。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感叹没有人跟着他走,当时人们都是跟着清朝走。于是孙中山本人开始向李鸿章上书,想革新,后来他才觉悟要进行革命。到了戊戌变法、义和团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跟着清朝走,但是戊戌变法、义和团失败后,很多人很快地转向革命。所以,20世纪中国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改革几千年的传统,阻力非常大,只有各种社会力量汇合起来,和旧势力决一死战,才能够冲破这种阻力。所以中国革命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旧势力强大的反应和刺激。所以革命是客观形成的,而不是谁制造出来的,某个革命制造革命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当年在兴中会时感慨没有人跟他革命,到了20世纪,人一下子都来了,是整个客观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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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论调是“告别革命”。我说革命是告别不了的,你要跟它告别,它还会来找你,要想跟它告别,你就会变成反革命,康有为就是典型。康有为本来是进步分子,但他不愿意革命,结果他变成保皇派,后来张勋复辟时,他变成复辟派,成为反革命。告别革命就成为反革命,这是客观的历史形势,不是任何人制造出来的。历史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这样的情况不可能走英国、日本那样的道路,必须要用积聚的全部社会力量打破旧的反抗,历史才能前进。把社会力量积聚起来,这就是一种革命形势。义和团本来是在民族危机下农民自发的爱国运动,但是它排斥新事物,笼统地反对西方,拔电线杆,拆铁路,杀“大毛子”“二毛子”,不加区别地对外国人滥施屠杀,变成一种盲目的、失掉理性的排外运动,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最后和慈禧太后这样的守旧势力合流,跟8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宣战,失败是必然的。后来清朝搞新政、搞立宪,想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最后挽救自己,但是为时已晚,时机已经过去。历史就是这样,时机过去就不会再来的,形势已经整个改变了。戊戌变法时没有这种群众的革命形势,到新政时革命形势已经起来了,人民已经不允许你再搞了,内外矛盾更加激化、复杂,清政府在人民心目中完全失去了威望和尊严,成为一个卖国政府。革命派的势力抬头,孙中山的威望上来了。同时,在新经济、新文化之下发展起来的立宪派希望通过立宪限制专制的权力,争取到个人的发展,清朝也不愿意把权力给它。还有汉族的袁世凯这些人,也跟清朝闹矛盾,结果被以足疾开缺回籍。所以清朝的最后几年满族亲贵搞集权、搞皇族内阁时,全国一片反对的声浪,人民反对它,革命派反对它,立宪派反对它,连汉族地主也反对它,你说它还能有活路吗?可以说是众叛亲离。所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响应。孙中山在外国都不知道此事,是在火车上看到报纸才知道,武昌起义也不是同盟会有计划的行动。革命到时候就要爆发,没人领导它都会起来,不可避免。所以登高一呼,各地响应独立,清朝对中国268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清朝就此灭亡。清朝灭亡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创了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一个伟大的胜利、伟大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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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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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述了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轮廓,一个主线,作为贯穿新修《清史》全书的线索。但是,很简单、很粗糙、很不全面、很不深刻,希望大家讨论、指正,看看这样的线索行不行。历史本身是生动丰富的,近300年的清朝历史像一条万里长江,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雄伟壮观,你怎么样来认识它?怎么样来认识长江的真面目?你不能把长江的某一个河段、某个景点、某个港湾看作长江,三峡虽然宏伟,但它只是长江的一部分,不是长江的全部,因此你只能把它浓缩,才能看清它的全貌,浓缩到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虽然长江的本来面貌不是一条蚯蚓般的小线,但只有浓缩到地图上的长江,我们才能看到它的源头、它的入海口、它流经的省份和城市、它接受的支流,也能相对看清它的漫长曲折,看清何处它是奔流的,何处它是拐弯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地图上的长江最接近于长江的全貌。为了认识全貌,浓缩是必要的。我不自量力,把近300年的历史画了一条线,画得像不像,希望同志们指正。因为我们写《清史》必须要贯穿一条主线,必须要有鸟瞰式的全景,必须要浑然一体。我阐述前8卷的内容,用意就在这里,就是使我们将来写出来的东西不至于支离破碎,有一条主线来贯穿,至于这条主线是否合适,还请各方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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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4日在《清史》会议上讲述,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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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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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会议是《通纪》立项的筹备会议。通纪是整个《清史》最重要的部分,记载近300年清朝的全部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大事件,有300多万字,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通纪》既要展示近300年清朝历史的全貌,也会展示我们对清朝近300年历史的一些观点、一些评论,全书其他部分如《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都要围绕着《通纪》为核心,以它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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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纪》也是全书最受关注的部分,整个《清史》工程搞得好,还是搞得不好,就要看这8卷。现在已经有很多清代通史,写得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那么如何在它们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将来一般人看《清史》,不会看所有的3000万字,3000万字太多了,一般人看不了。他看的可能就是300万字的《通纪》。有的同志说,你这个3000万字《清史》写出来谁看,说得也对,3000万字《清史》一般同志看不了,他们建议将来写成缩本。我说也不用写缩本,《通纪》本身就是缩本,因此,《通纪》的质量一定要是精品,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水平,要经得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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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纪》部分首先要求观点明确,第二个要求史料丰富准确,第三个要求结构严谨合理,最后是文字要简明流畅,有可读性。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经过几年的奋斗,这部书会写好,会有所创新。正因为对这部书的质量要求很高,所以邀请主持人是经过再三的长期考虑,你们几位专家都是我们诚心诚意以礼聘请,各位都是年富力强,写作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具有独立研究和创造能力,能把你们邀请来参加《通纪》的写作,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很不容易,也感觉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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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曾经专门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讲《通纪》的内容,按照8卷的内容一卷一卷地讲,因为写《通纪》总要有个贯穿全书的线索,我试图提出这样一个线索,由于时间限制不可能全面展开讲,讲得非常肤浅,内容也难免片面,观点也不一定对,可以讨论,今天我还是先发个言,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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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对清朝历史的定位。估计这近300年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它的成败、得失如何?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达到了什么?没有达到什么?有什么成绩?有什么失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留下了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对清史定位,不是我们才开始做的,前人已经做过。《清史稿》就有自己的定位,它的定位是清朝天子是圣明的,造福苍生,功德无量,总之是歌颂。辛亥革命年间的革命党人也有个定位,他们的定位是清朝统治是一个血腥的、残暴的、不平等的、不合理的、腐败的、落后的统治,要推翻它。这跟《清史稿》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辛亥革命党人这样评价是合理的、正当的,因为当时清王朝确实十分腐败,不推翻它,中国就不能得救。站在推翻清王朝的立场上,当然要尽情揭露它的黑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清史研究较少,但对近代这部分研究得较多,认为当时是落后、屈辱、封闭的社会,研究角度是反帝反封建,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它的专制和卖国,因此对清朝的评价都是负面的。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的人多起来,钻研逐步深入,对清史才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开始看到清代社会积极的因素和正面的东西。所以,以前的定位,不能说不准确,但他们都只抓住了一个方面,强调和夸大了负面的东西。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人,都有他的时代性,他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方面,表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特点。现在是21世纪,是新世纪了,我想我们这部书应该反映新世纪的观点。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都会有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能看到上个世纪人们对清史研究的局限性,我们今天也同样有局限性,假如再过一个世纪,人们同样会看到我们的局限性。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重新反思近300年中华民族走过的路程,我想每个不同时代的人对过去的历史都会重新反思,得出某些以前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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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清朝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荣艰难的路程,既有光辉的历史事迹,也有悲惨屈辱的遭遇,既有不幸的痛楚和苦难,也有执着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些我们都应该看到。满族,开始只是个少数民族、一个小部落,13副遗甲起兵,刚刚崛起的时候人非常少,但充满朝气,具有英勇的、团结的、奋斗的民族精神,故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统一了女真各部,统一了东北,这时正好李自成起义进京,满族抓住这个历史时机,进入北京,并很快挥师南下,渡过长江,可以说无攻不克、无坚不摧。应该说,当时的满族确实是一个有朝气的群体。中国历史上,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抗的过程中,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可以打到中国北方,甚至占领中原,但是很少能够越过长江。清朝不同,不仅越过长江,统治了长江以南的地区,而且接着巩固了统治,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对立,南宋时期也是南北对立,只有蒙古族渡过长江,但蒙古族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灭南宋,而清朝很快就统一了长江以南。当然在征服战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暴力行为,杀戮了许多汉民,应予谴责。这是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的进步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清朝到了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后,历史又发生了转折。北方的问题严重了,俄罗斯向东扩张,蒙古也有叛乱,尤其是准噶尔的割据势力,对清朝统治形成重大的威胁。所以,康熙在解决南方以后,马上把战略重点放到北方,亲自去巡视松花江,布置北方防务,抵抗俄国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又用全力对付当时威胁最大的敌人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经过康雍乾三代前后70余年的长期战争,时和时战,最后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统一了全中国,包括蒙古、新疆、西藏、云、贵、川,奠定了中国的版图,这是非常伟大的成绩,前人留给了我们版图广阔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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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康熙从他年轻时就将平三藩、解决漕运、治理黄河写在宫里的柱子上,念念不忘。在治理边疆的同时,他在中原地区休养生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我们现在减收农业税,康熙那时也曾六年不收农业税,乾隆时期也是六年全不征税,结果生产突飞猛进。康雍乾三世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进行总体上的估计,当然很难有精确的数字。应该说,当时的生产力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远远超过汉朝、唐朝。从人口上来看,汉朝、唐朝的人口,在记录数字上没有超过8000万,实际人口可能达到了1亿或者1亿以上,但是乾隆初年的统计是1亿6000万,乾隆末年达到3亿,道光朝是4亿,这个人口数量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时。要养活4亿人口,就需要相应数量的粮食,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有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GDP相当于世界的三分之一,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相当,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也没有中国人口多,因此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中国应是世界第一。当然,18世纪的中国社会也延续了历史上许多致命的弱点。一是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人民没有权利。一是闭塞守旧,故步自封,不了解世界,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不知道国外有什么好东西,有什么先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故步自封,没有进取心,没有改革的愿望和改革的动力,而且轻视科学,不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于这些致命的弱点,因此在18世纪后期即欧洲经过产业革命以后,中国很快就落后了,而且是越来越落后。据国外的统计,在18世纪中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0%左右,到19世纪20年代下降到20%左右,到了义和团时候只占6%左右。这个统计可能不精确,但整个下降趋势是显然的。落后就会挨打,后来接连是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半个世纪内中国多少次挨打,受人欺负,每次都签订不平等条约,屈从外国侵略者的要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伤心的历史、悲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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