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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但也并不是没有希望,世界还在变化,中国人开始觉醒。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迅速觉醒,有了抗争的意识,有了学习先进的意识,有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觉醒、抗争、学习先进、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推进晚清社会的大潮。尽管航路险恶,礁石遍布,但这股大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它是拯救、复兴中国的伟大精神力量。与这股潮流同时出现的是阶级结构和社会群体的大变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绅商,从事新式企业、交通、教育、报刊、医疗的人群以及学生新军应运而生,显示中国正开始艰难而奋勇地走上近代化的征程。所以这段历史也不全是灰溜溜的,中国有许多新的变化、新的转机,历史不可能永远沉沦下去,万劫不复。因此,清朝近300年既有强盛的时代、繁荣的时代,也有落后屈辱的时代,有起有伏,整个趋势是波浪式的变化。如果我们从明朝看起,明末内忧外患,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同时清朝满族兴起,到明朝灭亡,当时是“天崩地裂”的低谷时代。接着兴起了新的民族—满族,很快统一了全国。后来,发展生产,达到空前繁荣,经营边疆,设立行政机构,巩固边疆,远远超过前代。经济上也是远远超过前代。所以,经过明朝末年的低谷以后,很快走到18世纪的高峰。延续100年左右又很快往下跌,成了半殖民地。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新的力量兴起,民主革命开始,孙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当然,孙中山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没有消灭,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清朝近300年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推进,历尽艰辛苦难,经过风风雨雨,有胜利也有失败。清朝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个“超稳定结构”,其中有稳定也有不稳定,有进步也有退步,但也不是长期的停滞。现在我们一般说“宋朝以后中国衰落了”,我看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存在许多潜在的致命弱点,但并没有一下子显示出来,直到18世纪的清朝从整个国力来讲也不低于外国,GDP总量尚是世界第一。真正落后于外国是从18世纪开始,真正是直落千丈,一泻千里,所有潜在的弱点在外国力量的冲击下暴露无遗。而到晚清也不是全方位的黑暗,中国社会正在产生新的因素,有新的力量成长,也有追求和前进,也有这个时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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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对清代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不知道这样定位准确不准确?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讲出来向大家求教,看按照这个思路来写通纪行不行?或者要做什么样的修正?希望大家提出意见。总之,近3个世纪的清朝历史有兴、有盛、有衰、有亡,是很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起伏的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追踪这一过程,研究它,分析它,阐明它,把这段很贴近我们的历史如实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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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必须用辩证的思想去对待历史。清朝近300年是一个很漫长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各种因素、各种关系相互交错,我们必须要用辩证法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要充分估计到历史的复杂性。不能静止地、简单地看问题,以为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在很多时候,好事中间会带来负面的因素,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比如战争。战争是残酷的,我们今天都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历史发展常常是通过战争完成一定的历史使命。比如平准战争,非常残酷,几乎是一场灭绝种族的战争。我们不能因歌颂统一战争,就隐讳这一点。这种战争从国家统一来说固然是好事,但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在战争紧张的情形下,必须要求号令一致,令出必行,这就需要中央有绝对权威,其结果是封建君主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不能单方面地看问题。人物也不能简单化、脸谱化,因为人都生活在具体时间、具体空间和具体条件下,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正面人物不是各个方面都完好,要看到正面人物也有缺点,不必为尊者讳。同样,反面人物也不要写成魔鬼,反面人物也有他的思想逻辑和生活逻辑。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因为它是剖析社会历史最锐利的武器,历史的复杂性要用唯物辩证法进行深入地分析,才能实事求是,存真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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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把清朝近300年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里来考察。清朝与前代很不同,一开始就进入了世界体系的一体化过程中。明末有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清朝入关时好多传教士就留在了中国,一开始就和外国接触了,不仅民间有很多传教士,宫廷里也有很多传教士。顺治皇帝对汤若望非常尊重,据记载,在两年的时间里,顺治皇帝到他家去了20多次,平均一个月去一次,可见关系非常密切。康熙皇帝更不用说了,他宫廷里养了很多传教士,学数学的,学技术的,因此清朝一开始就接触了西方文化。为什么后来完全汉化了呢?为什么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呢?既然与西方人接触这么多,而且关系又是这么好,为什么后来简直就没有外来文化的痕迹而完全走上汉化的道路呢?这恐怕是文化传播方面的一个谜吧。可能是土壤问题,什么样的文化一定要有适合的社会土壤才能生长。由于礼仪之争,传教士被赶走了,文化的交流停顿了。但是其他的交流还没有停顿,贸易往来、经济交往的关系在18世纪依然有相当大的发展,自18世纪初到18世纪末,海关的收入增加了20倍,可见对外贸易很频繁。有人说,美洲银矿的二分之一都运到中国来,都被中国吸收了,中国是当时世界白银的地窖、仓库。这个说法可能是夸大了一点,但进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肯定是很大的。另外,是美洲农作物玉米和白薯的传入。这两种农作物在18世纪的中国迅速推广,为什么中国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呢?可能与这两种农作物的广泛种植分不开,白薯和玉米是高产作物,所以能够养活当时那么多的人口。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因此,18世纪清朝虽然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不愿跟外国接触,但实际上与外国接触还是很多。鸦片战争以后就更不用说了,外国直接打进中国来了,那时不愿意接触也得接触了。因此,要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离开一体化,就不能了解清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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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叙述史实要准确、丰满、清楚。准确,就是要求叙述历史不能推断,不能臆想;丰满,就是要有血有肉,不是干瘪的,不是苍白无力的;清楚,就是要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不是模糊不清的,不是不分主次的。同时,又给予公平的、有分寸的价值判断。有人认为,叙述历史不能有价值判断,当然我们不要多发议论,而一定的价值判断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在写某件事的时候你当然要尽力做到客观,但是你一点立场都没有,一点倾向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接触这个史实,就会有你的感情。比如写抗日战争,你应该客观公正地写,但是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中国人对抗日战争就必然有倾向,而且如果我来写,肯定会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因为我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当然,我们不能用感情代替科学,但我同情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要鲜明。所以,我们一方面强调客观准确,但并不排除历史学家的主观判断,只有对侵略者进行谴责,才能够体现历史学家的客观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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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文字要简明、流畅、生动。欧阳修认为写史要“文省事增”,文字要省,笔墨不要太多,但事情要增加。他认为《旧五代史》太啰唆,文字太长,写得不好,所以重新写了《新五代史》。《新五代史》确实是文字简练,但也有人认为它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我们现在写史也要求简明,但不能因简单而干瘪。另外,文字还要流畅、生动,不要佶屈聱牙、深奥晦涩,要有理性的思考,但不要大讲哲学,要用哲理的头脑来考虑问题,但不是专门讲述哲理或胡乱引进外来的概念。使用外来的词汇要慎重,尽量把它转化为中国式的语言,因为我们的作品是要写给别人看,不是自己看,要让普通人看得懂,要民族化、大众化,这是老生常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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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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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水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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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在《清史·传记》样稿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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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92卷,要分解成一百几十个项目,加上文献的项目,档案的项目,编译的项目,辅助工程的项目,都要立项,通过项目来管理,这种新的管理体制对我和许多同志来说都没有经验,都在摸索。项目首要问题就是立项,立多少个项目,每个项目什么时候完成,谁来主持等,争取在4月20日立项完毕。现在已经三月底了,只有一个月了。第一次立项要6个项目,找6个主持人,大体上主持人都已经有着落了,也有个别的还在考虑。下半年要把立项做完,要两三百个主持人,人到用时方觉少。这么多数量的主持人确实难找啊!所以要求赶紧建立人才库。因为我们对年轻人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专长。人才库当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还可以提供一个线索。写过什么文章、在哪个单位、年龄等信息就很快可以查出来。人才库做得还不错。比如输入一个名字,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信息都出来了。今年从春节以来已经忙了两个月了。因为92卷要分成一百几十个项目,特别复杂,有的一卷一个项目,有的一卷几个项目,绝不像机器生产一样,不能一刀切,机器产品全部一样,我们的项目大不一样。有的一卷立一个项可以,但是有的就不行。比如宗教,就有佛教、道教、喇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没有哪个人对这些宗教都精通,必须要分出好几个项目,写了以后还要合成,因为《宗教志》只有一卷,要合成一卷。现在我们第一批立项的典志有6个项目,快要签约了,就要把经费拨出去。传记也立了6个项。《史表》是5个项目,总共17个项目,主体工程总共有一百几十个项目,所以今年的工作量很大。下面我们用投标、招标的方法,要引进投标机制,优者竞标,是公开地、公平地、公正地进行竞争,只要有本事,谁都可以来。我们不知道哪儿有人才,投标的好处就是可以网罗人才,将来要在报纸上公布竞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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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会是谈《传记》的,《传记》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二十四史”名称是纪传体。传记在纪传体史书里占的分量也非常大。本纪就是一个纲,传记就是一个目了,纲举目张嘛。“二十四史”里头有很多只有本纪、传记,没有表、志,所以后人有很多补表补志的,没有补传的。没表没志可以成为一部史书,但是没有传记就不成为正史。“二十四史”里哪部没有传记啊?可以说无传不成史。我们现在定了22卷,分量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了。其中正传是15卷,7卷是类传。分为正传和类传。传统史书上也是这样分的。传记要记述各种类型的人物,凡有贡献的、有名望的,而且也有史料的都要写传记。各种类型,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精彩的史书以传记最为吸引人,就像项羽本纪、屈原贾生列传等,传记很多都是合传,四五个类似的人,合成一卷传记,我们较少采取合传形式,大多是单独成传,但是有些情况我们可以采取附传的形式。某个人和一些次要的人关系密切的话可以用附传。比如《清史稿》的岳钟琪,那是重要人物,所以他有单传,但是还有附传,一个是岳升龙,他的叔叔,一个是他的堂弟岳钟璜,还有他的儿子岳濬。他们虽然也是重要人物,但是没那么多事儿,够不上写单传。又如鲍超,也有好几个附传,都是他的部将,如娄云庆、宋国永、唐仁廉,所以《清史稿》里的附传是很多的。因为有很多人和其他人有关系,或者部下,或者儿子,事情很少。有的也有儿子附老子的,有的儿子名气更大,附的是父亲的传。有的可以考虑合传形式。如几位将军,一起打仗,要是每人都给写一个传,事情重复,那就很啰唆,所以干脆就一个人立传。如僧格林沁,他的附传是很多的,因为他打的仗很多,部将很多,附传人也很多,这种附传办法可以采用。另外一个就是类传,我今天重点讲一下,因为这里有分歧,立那么多类传做什么?我们立了7个类传。新修《清史》的类传和以往的类传不一样,以往都是皇后有类传,太监有类传,党锢有类传。我们列的类传很多是新的。因为清代社会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过渡社会,从旧社会、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在这个期间,产生许多人物,新的方生,旧的未死,新旧交替,有许多人物带有一些新社会的特色,但不很鲜明,名气也不大,当时社会看不起他们,事迹也不多,但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的势力的崛起。因此这样的一些人物,我觉得应该给他们立传。但他们没有许多事迹可写,当时的人瞧不起他们,没有多少记载,《清史稿》里也找不到他们的传,例如陈启源,第一个民族资本家,《清史稿》没有他的传,很多资本家都没有传。涉及这样一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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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传需要从多方面来创新、挑选,写什么人,这是一个创新,历史上不曾注意,《清史稿》里没有,《清史列传》里也没有,这些人物我们以前不知道,要去挖掘,挖掘出来就是创新。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清史稿》或《清史列传》里的传记。我看现在所选的人物好多都是重复的。《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包括我们自己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写来写去都是那批人,资料就这么些,你再花时间也就这么多了。当然你还可能找出更多,但是难度很大。比如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等,研究的人、研究的论文已经那么多,再创新是很难的。当然这部分也是非常重要,要花力量搞,但应该转移我们的一部分力量去发掘一些新的人物。比如妇女传,我们列了一个妇女传,有些人问,妇女写什么?妇女传是不是就是烈女传,当然不是。我感觉到清代妇女有一些变化,当然不是很大,就算是一个小的变化吧。女子从来都是无才便是德,但是在清代可能有些改变,知书识字的妇女很多,才女非常多,如清初的柳如是、顾横波等,清中叶的王渔洋的女弟子,袁枚的女弟子,有三大女弟子——席佩兰、金纤纤、严润珠,还有他的妹妹袁杼、袁机,还有顾太清、王照圆、汪端。清末还有个女侠秋瑾。陈寅恪发现了一个柳如是,一个陈端生,我们能不能还发现一些女性?我前几天和一位同志谈文献的事情,我请他编一个清代闺阁诗文选,清代妇女诗集有2000多部,现在能看到的有800多部,分散在各地图书馆。他说他知道一些,看过一些,清代妇女有一个不同的特色,读书识字的很多,特别是江南,浙江、安徽等地的妇女很多会著书写诗,诗写得很好。怪不得你看《红楼梦》里有那些女子会写诗啊。他们也组织诗社、雅集,结交诗友,吟咏唱和,清代就有这种风气。这种诗也有它的弱点,写实很少,但是情感非常丰富细腻。妇女和男的不一样。我支持编一个闺阁诗集,就是把所有妇女的作品全部聚集起来。但是难度很大,图书馆不让看,照相只能够照三分之一。这怎么行哪?一听说《清史》搞的项目,就要价太高,本来1块5毛钱,现在变成10块了,难度很大。妇女们能写很好的诗,有些是大学者的夫人,有些是女儿。我们可以看到的有800多种妇女诗集,当然不可能把800多种都编起来,但是我们可以挑选一些来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新。从前不写妇女,“二十四史”里写妇女都是节妇贞女、夫死不嫁之类。现在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去写妇女,我觉得这可能是超出以往传记的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妇女的自由度越来越高了,虽然也还是男权社会,依附于男权,但是妇女的地位已经有所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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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沈雨梧同志搞的科学家,研究勤奋,资料也很多,我觉得很好。但是我看还有一个问题,清代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传统的学者、文人,因为近代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工厂里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名不见经传,以往史书中不写他们。其实他们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们该不该为他们立传?如魏瀚、陈兆翱,他们是法国留学生,在福建船政局工作,自己造军舰,虽然被打沉了,但是自己能造军舰,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有一个叫赖长,左宗棠把他请到甘肃,搞织呢厂,后来成为甘肃很有名的搞各种各样的工程的人物。有个曾昭吉,是丁宝桢手下的,丁宝桢在四川开机器厂,他是工程师。当时没有工程师这个名称,是个匠人吧,后来随丁宝桢到山东。还有一个李维格搞汉阳铁厂,是东亚的第一个钢铁厂,他是技术人员,他好像是广东人吧?还有彭英甲,他是在兰州建造黄河铁桥的,兰州的黄河大铁桥在清末建造,彭英甲虽非技术人员,但也主持了铁桥工程,在类传中可否给他一个位置,这座铁桥不久以前还在使用吧?像这样的人,传记中连一个都没有。这些资料很少,确实有困难,难度很大,但是不冲破难关就没有创新。你就得去找。当时的报纸《申报》等,各省的地方文献会有不少记载。还有许多经济资料里,偶然提到一笔,事情很少,仅留下名字。有些人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比如赖长这个人很灵巧,不知道这个人是哪里人。所以不仅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这些著名的人,还要发掘更多对中国有贡献的人,尽管他们事情少,我们说不出多少来,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立传,这是写《清史》的一个重要责任。所以类传一般人物量很多,但是字数很少,因为他确实没有留下东西来,可惜啊!江南制造局就有很多搞技术的工程师。江南制造局有位大学者萧穆,搞西北地理的,在江南制造局待了许多年,他是个传统文人,但是在他的文集里就什么都不记,没有任何江南制造局的信息,其实他是一个大学者,应该有记载。我找了萧穆的《敬孚类稿》,其中一点没有记江南制造局的事,因为传统学者看不起“奇技淫巧”,这也是中国的悲哀。所以现在要找这类材料,像沙里淘金,要花很大的功夫。我们既要在传统的重要人物上花功夫,也要下功夫去找那些不被注意,但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很多新的人物不被注意,都埋没了。有的教育家,在清末开了那么多的学堂。医生,中国第一个西医是谁?黄宽,是和容闳一起留学的,回来以后是搞医生的。像这类事情都应该写。我觉得类传的发掘余地是很大的,也很有意义。还有华侨,华侨从前没有,《明史》里没有华侨。《清史》应该有华侨,现在我们要列一个华侨类传的名单,举不出什么人物来。因为我们没有研究,不是没有人物,你去找搞华侨史的人,他肯定能说出一些人物来。台湾、澳门、香港,有些什么人物,能够放到我们传里?我们说不出人来,以前我们没有注意,现在修新《清史》,香港、台湾、澳门有志,如果香港、台湾的人在传里连一个都没有反映,那不是就闹笑话嘛?这些不是中国的地方吗?台湾有一个大富豪林维源,光绪时人,非常有名,清代官书中常常提到,有人给他写传记吗?我想台湾肯定有人写。现在台湾我们知道的有丘逢甲、郑成功等,我们去发掘发掘肯定会有很多的人,所以类传立的人物很多。我提出写类传以后,有的同志不同意。就是写一般我们知道的人就行了,干吗花那么大力气去写我们不熟悉的,我觉得老写那种人所皆知的传统人物,没有创新,没有新意,那样的话再花多少力气,也就是那么多资料,某种意义上,是翻来覆去炒冷饭。但是一些重要人物一定要写好,如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些重要人物。我觉得创新亮点之一就在类传上。我这个看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请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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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加了孝义传、忠烈传。什么是忠烈啊?农民战争中被打死的叫忠烈?当然不是,我指的是在与外国侵略者作战中牺牲的,这些人不是大官,够不上列大传,像鸦片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姚怀祥,定海知县,小小的知县,也没有什么大事,专门立传立不上。还有文丰是圆明园管理大臣,在火烧圆明园中他跳福海死了;还有一位畅春园千总燕桂,他砍倒了几个烧园的侵略兵,他牺牲了,他全家16口均遭杀害。现在大家谈火烧圆明园,却不知道提这些以身殉国的人。就这一点,我觉得表现了中华民族气节!可以写。黄海大战中邓世昌、丁汝昌等都有大传,有正传,可以写。但是还有一批人,像陈金揆是个大副,立不上传,甚至林永升能不能立上传都成问题,他是管带,好多人都立不上传,可以放在类传里,以表彰为国牺牲的人物。忠烈是指在和帝国主义作战中死去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请同志们斟酌。不是光指邓世昌等人,死的人多了。老舍的父亲就是被八国联军打死的,当然他可能不会列在我们的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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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立了一个孝义传,为什么要立孝义传呢?我觉得孝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当然我们不能愚孝,卧冰求鱼、割股疗亲都是愚蠢的办法,那个不要写,但是真正对父母好的,赡养父母非常尽心尽力的,历史上不乏其人,我就看过陆陇其写的文章,是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课本中的,我不记得篇名了,但印象深刻,至今不忘,讲兄弟几个怎么赡养他们的父亲,看了以后才知道对父母应该这样做,这也是一种伦理教育。义,对兄弟友爱也是一个优良传统,这种例子很多,史料也不少,家谱、墓志里边都有一些,当然家谱用起来要小心,有吹牛溢美的地方。但是地方志就稍微好一些。大量看家谱、地方志,还有循吏传,小官吏哪儿赶得上立传啊,但是他做的事情可真是感人,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赈灾、水利、修桥、铺路、断案,但是史中无传。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发掘,到处去找,《清史列传》里、《清史稿》里都是些大人物,但是《清史稿》的循吏传里也有很感人的。所以传记组目录老是迟迟提不出来,因为有个类传在那里,大传好提。大传都会提,《清史稿》里7000人呢,从这里找出两三千还不容易?难就难在这个类传,到现在半年了,传记没提出个名单来。为什么?因为类传,该立谁啊?你不去找书,不去努力发掘,那就永远立不出来。还有一些人,像武训,武训将来要不要立传?武训传搁在哪儿?还有叶澄忠、杨斯盛,干了那么多义举,这些人的传搁在哪儿呢?所以到最后一稿,我才决心加上了孝义和忠烈,最早我也不敢加,后来我下决心要加,而且一定要加。类传我觉得应当特别着重讲。当然不是小看正传,正传当然很重要,康熙、乾隆传当然重要,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传当然重要,阿桂、兆惠、鄂尔泰、张廷玉这些著名人物,当然很重要,但是他们的传记说实在,现在已经写了很多。当然还有深入挖掘的必要,像曾国藩、李鸿章的全集等。我们新编的《李鸿章全集》2800万字,以前编的只有700万字,超过4倍,明年年底就可以出版了。当然如果看完《李鸿章全集》再去写李鸿章传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不行,太多了,时间也来不及,只能看一部分。所以传记确实很有潜力可挖,已经写过的,也有许多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人物和资料,特别还有很多新旧交替时候的重要人物。还有少数民族,清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少数民族,从前的传记里少数民族是很少的,非常汉化的少数民族才有。《清史稿》里连噶尔丹的传都没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也没有传,四大活佛没有传。还有土谢图汗、大小和卓、阿穆尔撒纳、莎罗奔、索诺木、杜文秀、张秀眉,一律无传。这次新修《清史》里我们就增加了四大活佛的表,增加了哲布尊丹巴、章嘉等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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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部《清史》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成败利钝就在质量,这是我们的生命线。质量搞不上去不仅仅是每个人的事情,而是集体的荣誉,我们国家的荣誉。自从担任这个任务以后,我一天到晚就在想这个问题,怎么样提高质量,要不然我对不起国家。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结果被你们搞得一塌糊涂,这个你说得过去吗?修史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朱元璋修《元史》的时候是洪武元年,离现在600年了,600年来有几次修史,第二次是顺治二年开始修《明史》,第三次是《清史稿》,第四次,就是我们,600年里的第四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能够碰到这样一个修史的机会,是我的幸事,能够参与到修《清史》的行列,来为这个出力,的确是一种幸事。我们决不能辜负了国家的希望、人民的希望。老百姓非常希望修好《清史》,给我的来信多得不得了。昨天《清史》中心还转给我小学生写的一封信,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写的信,谈修史的事情。你看他们都那么期待我们。所以我们的质量问题一定要做好,拜托各位,特别是样稿,样稿是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将来写人物,会有许多专家参加,写3000个人物,少说也得有一二百位作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写作水平、不同的写作习惯、不同的写作用语等。我们这个书是一部书,思想统一,体例统一,文风统一,不能够五花八门,样稿就起一个标兵的作用,就要照着样稿来写。同志们的责任重大。将来你们二十几个样稿都要发给大家,就按照这样子来写。一般光讲讲原则、讲讲细则的话,弄不清楚应当怎么样来执行啊。比如写一个人物,先写名字,再写生卒年月、籍贯、字号,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这就是统一。如李鸿章先写合肥人,哪年生,字少荃,等等。体例上要统一。这里还有个写法问题,写法,一个人死怎么写?你们细则中没有说到。升官写了。死是也有讲究的。皇帝叫崩,亲王叫薨,大臣叫卒、死,被处斩的叫斩首,有的叫伏法、赐令自尽,各种各样的写法。当然这些写法不一定完全遵从,有一些也不一定合理。但是我们要有个规范,像“牺牲”之类的词可否不写,如认为某某人牺牲了,邓世昌就不要写牺牲,直接写死,就是战死,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壮烈的事。我这意见对不对?这就是写作规范。同志们一定要注意,要看细则,要不你五花八门地写出来,将来改就难,谁来改啊?所以细则非常重要。写样稿,我们的时间放得比较久,原则是宽以时日,从优酬谢。时间比较宽,最多5个月写1篇,最少3个月,3个月写1篇比较短的。5个月1篇那就是5000字,5000字写5个月时间很充裕了,1000字1个月,所以有从容研究推敲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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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求呢,就提一些原则性的。第一,事实准确。真实是写史的生命,如果不真实,弄错了,虚假的东西,甚至于一些造伪的东西那怎么行啊。一定要弄确切,当然有些事情很难弄确切,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事件、人物、时间、地点弄确切,不出错,要不你老是错,那人家谁还用你的书啊,不相信你。真实性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反复核对。台湾的学者们花了很长时间搞了部书,叫《〈清史稿〉校注》,当然这部书也有缺点,但是他们花的力量是很大的,他们一共校出《清史稿》8万多条错误和异说。15册1200万字,《清史稿》才800万字。我们这次写一定要看《〈清史稿〉校注》,千万不能再犯《〈清史稿〉校注》已经校出的错误,否则就让人家笑掉大牙了,你们修史,连《〈清史稿〉校注》已指出的错误都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成了大笑话,所以大家都要看。但是它校出的不一定是错误,也许本身不是错误反而校错了。你也不能盲从它,所以还有核实的工作。它校出来的错误可能大多数是错误,或者有些不是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一定要看这部书。另外还要看档案,档案里有很多东西。不一定去看最原始的档案,那里是汪洋大海,短时间内摸不清楚,可能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当年的国史馆有许多成稿,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来没有什么人用过,当时写《清史稿》的人用了一些。有6000个人的传包。有的传包在台湾,放在两地啊。真的是很宝贵的材料,因为他当年写作时间离传主的时间近,比我们清楚,一定要看,你们领到这个任务以后,一定要到北京来,到档案馆去,查阅资料。有些人可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传包,有的可能在台湾,现在传包在大陆较多,表、志在台湾比较多。我看《天文志》,《清史稿》的《天文志》写到乾隆朝为止,下面没有了。我原以为修《清史稿》的人没有写完,到台湾一看,完整的《天文志》都有,是多年前国史馆史臣所写,写《清史稿》时没有看到,因此只写了半部《天文志》。所以档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发掘。千万不能怕费力,不去博览群书。要尽量翻阅,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传记写得好。这个第一条真实性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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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理性,条理要清楚。一个人的事儿很多,一生的事很多,要分清楚主次,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条理。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下来,重要的多写,次要的少写,有的根本不写。我是主张文省事增,字数不要太多,我们以前写的《清代人物传稿》,字数太多,李鸿章传在《清史稿》里写了8000字,我们则写了1.6万字,多出了1倍,当然我们用的是白话。这个还不严重,最严重的是学者的传。把他的生平、思想、著作等全部写出来。这在《清史稿》里是没有这么写的。一般都是几百字、千把字。当然,他们是文言,我们是白话。欧阳修说:修史应文省事增。文章文字要省,笔墨不要太多,事情要增加,他认为他的《新五代史》比《旧五代史》写得好,就是“文省事增”,所以不要写得啰啰唆唆。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好。文章的条理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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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字简要,无关紧要的,一大篇名词、形容词等都是不必要的。穿鞋戴帽也不必要,开门见山。我们虽然用的是白话,但是文章力求典雅、简洁。《清史稿》虽然缺点很多,但是它的文字很好,有桐城派的味道。参加《清史稿》写作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桐城派,一部分是满洲的才子。桐城派的很多,文章作得很好,史写得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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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生动形象。我还是希望能够生动一点,因为传本身就是生动的事实记载,是非常生动的故事,读史的人一般都喜欢读传。读表的人很少,表是非常枯燥的,表是用来查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物写成履历表,《清史稿》就有这个毛病,今年升什么官,明年升什么官,性格没有,情节没有,干巴巴的,没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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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要讲究文采,就是讲的语言要规范,要讲究修辞,写成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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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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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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