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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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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撤 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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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既亡，天下绝望，谓清业可定矣。实则必危必乱之症结，其不易拔除，较之取胜于末运之朝，伸威于稔恶之寇，其难不啻倍蓰。天下初定，骄悍之武夫，反侧之凶盗，以击斗为专业，不乐归农者，屯结不散，戴一渠魁，为延其生命之计，此渠魁即今所谓军阀。清初武力，自有根柢，但用汉人号召汉族，招降纳叛，事半功倍。大势既定，则解散编制，必有一番扰乱。其所以毅然措手，不稍迟回者，亦正恃有有根柢之武力在也。其时屯结之众，统名三藩。三藩之实力，以吴三桂为首。三桂既以兵通缅甸，缚献明永历帝以自效，朝廷先撤旗兵北归，亦所以示放牛归马，将与天下更始。虽其报功之典，不能不用前明沐氏镇滇之体制相待，然逐渐裁兵，则与爵位并非一事。三桂为延长兵事计，一攻广西之陇纳山蛮，再平贵州之水西、乌撒两土司，以武功震耀于朝廷，而实厚自封殖。朝廷议裁绿营，三桂亦听命，于康熙四年奏裁云南绿旗兵五千有奇。则以绿旗为明之经制旧军，而其先所挟藩属甚众，又广收逋寇以益之，盖裁老弱而实已增精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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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纳山蛮与水西土司，用兵一在二年，一在三年，非一地，非一事。《史稿》未明清修《贰臣传》文义。水西设治，以比喇为平远，盖平远治在水西之比喇坝也。史馆不考事实，遽改比喇为陇纳。此需订正。又《三桂传》所增事实，有不尽可信者，别见下。至如称三桂为江南高邮人，籍辽东。当有所据，俟再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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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桂藩属，于顺治十七年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时，已有佐领五十三。一佐领计有甲士二百，而丁数五倍之，计五丁出一甲，是有壮丁五万余也。分左右两都统，虽用清制，然统将皆所部署，皆其死党。是年七月戊午，又有旨如三桂请，以投诚兵分忠勇、义勇各五营，营各千二百人，统以由自成军投明、由明复投三桂之剧盗马宝等十将，皆为总兵。十月复请设云南援剿四镇总兵官，以四川、湖广本任之统兵大员为之。更树死党于云、贵两省之外，贵州自由三桂兼辖，两省督抚咸受节制，用人则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所除授号曰西选。三桂之爵，进为亲王。据五华山永历帝故宫为藩府，增华崇丽。籍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广征关市，榷盐井、金矿、铜山诸利，一切自擅。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辽东之参，四川之黄连、附子，遣官就运转鬻收其直。富贾领其财为权子母，谓之藩本。厚饵士大夫之无籍者，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肄武事，材技幅辏，朝臣一指摘，抗辞辩诘，朝廷辄为谴言者以慰之。尚、耿二藩始并封粤，耿藩旋移闽。三藩鼎踞南服，糜饷岁需二千余万，近省挽输不给，仰诸江南，绌则连章入告，既赢不复请稽核，耗天下之半。三桂专制滇中十余年，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子应熊，尚世祖妹和硕长公主，朝政纤悉，旦夕飞报。此未撤藩前所有不可终日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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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选之说，相传吴三桂所除授之官，各省皆有，每出一缺，部选者到任，往往遇西选者先到，则折回。魏源《圣武记》亦言：“西选之官遍天下。”此恐传之太过。在云、贵两省则必有是事，遍天下之说或非也。当时敢于论三桂者，不过三人，多得罪去。御史杨素蕴所论，专指三桂用人授官一事，疏言：“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并奉差部员亦在其内，深足骇异。”又言：“三桂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叱驭之不速。’则湖南、四川，去滇犹近，若京师、山东、江南，距滇不下万里，不知其所谓远者将更在何方？皇上特假便宜，不过许其就近调补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则何如归其权于吏部铨授，为名正而言顺？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藩臣所素知，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乃径行拟用，不亦轻朝廷而亵国体乎？”据此则当时所论三桂任官之不法，亦不过谓所辖云、贵省内缺官，任意指调他省及京朝之员充补，非他省缺官，三桂辄以遣员来补也。杨疏在顺治十七年，虽其后三桂跋扈尚久，然天下之官有缺，何由报知滇省，而得据为选授之柄？终觉于理不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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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首请归老辽东，以子之信留镇粤，自率两佐领之众及藩属孤寡老幼自随。时尚、耿二藩各有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部议：尽移所部随可喜归辽东。将行，而三桂、精忠以七月间先后请撤藩，以探朝旨。朝议不敢决允，惟尚书莫洛等数人独言宜撤，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核，仍不敢决。圣祖特旨允二藩请，悉移辽东。分遣部院大臣入滇、粤、闽奖谕，并经理撤藩事。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至滇，三桂遂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反。折尔肯等被留，贵州巡抚、总兵以下皆降，云贵总督甘文焜驻贵阳，闻变出走，为所属叛将围之，自刎死。十二月京师闻变，召还闽、粤所遣部臣，停撤尚、耿二藩。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为周王元年。时天下岌岌，京师亦有称朱三太子谋放火举事者，未及期，为同党所首，获数百人，首事者遁去，勘问以为奸民杨起隆所为，非真朱三太子，而朱三太子之名则自此遍中于人心。盖自南明之亡，思明者无所系属，乃始传言明崇祯帝尚有第三子在人间，欲戴以起事者虽未辨真伪，然历数十年而卒获朱三太子其人，杀之而后心安焉。其有举动则始于是。朝命削三桂爵，以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讨之，执三桂子额驸应熊下之狱。孔有德部众尚在广西，加其婿孙延龄抚蛮将军，其故将线国安为都统，命镇广西，以恩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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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春正月，三桂陷沅州，偏沅巡抚驻长沙，闻风已弃城遁，总兵吴之茂以四川叛应三桂，巡抚、提督皆降，四川尽陷。夷陵总兵徐治都赴援，退守防地。二月，三桂连陷湖南诸郡，直至岳州，湖南又尽陷。孙延龄亦以广西叛。三月，耿精忠反，执福建总督范承谟幽之，巡抚降。襄阳总兵杨来嘉以谷城叛。先是，湖南、四川皆三桂分布党羽，设援剿诸镇地，至是响应甚速。四月，诏以分调禁旅、遣将分防情形寄示平南王尚可喜，以笼络之，盖四藩中孔有德旧部亦已变，独尚藩未动，可喜年老，决无意发难，将留此为南方一屏蔽。而是月则诛三桂子应熊并孙世霖，削孙延龄、耿精忠职爵，示无所瞻顾。三桂闻应熊诛，惊曰：“上少年乃能是！”初仓卒起事，天下以三桂剿绝明后，无可假借之名义，僭号为周，人心非所属。三桂至澧州，意颇前却，至是推食而起曰：“事决矣。”耿藩既变，浙东响应，精忠既遣其将马九玉、曾养性入浙，又遣白显忠犯江西，所至土匪蜂应，江西尤甚。八旗劲旅与相持于中原，迭有胜败，未能速进。朝廷通使于达赖喇嘛，欲借其力，号召信仰黄教之青海、蒙古，由西边攻川、滇之西，发诏川、滇、黔诸省供应军食，盖以从乱之地饵蒙古军。诏书刊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此诏不见《东华录》，亦不见《史稿》叙其事日，盖亦纷乱之拙计。其后达赖喇嘛并不出蒙军，反以割地连和为请，朝议却之。诏书见存北京大学史料室，可见当时应付之不易。是时赴浙应敌者，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赴粤者以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防守陕西者以尚书加大学士衔莫洛为经略。至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又叛，经略莫洛死之。十四年二月，进陷兰州。自此为三桂兵力所极。广西则叛将马雄时时窥广东，尚可喜老病不能军，子之信劫其父降三桂。于是诸藩之毒尽发。甘肃尚存张勇、王进宝诸将，能与相持，中原则旗军督率地方文武渐有收复，为三藩祸既炽而地域有所限制，可与言恢复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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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五月，抚远大将军图海败王辅臣于平凉，辅臣降，诏复其官，授靖寇将军，立功自效，诸将弁皆原之，以此鼓叛者来归之气。时官兵各路皆捷，诸藩势日蹙。十月，杰书师次延平，耿藩将耿继美以城降，精忠遣子显祚献自铸印乞降。精忠盖亦效三桂所为，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易衣冠，铸“裕民通宝”钱。至是，献其印降。杰书入福州疏闻，命复其爵，从征海寇自效。盖时郑成功子经尚据台湾，是时入闽、浙，不问清军、耿军守地，乘乱略取，陷漳州，海澄公黄芳度殉。亦逼建昌，耿藩守将耿继善遁。朝廷因敕杰书速进，乘机下福州。十二月，尚之信使人诣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且乞师，愿立功赎罪。诏赦其罪，且加恩优叙。孙延龄为三桂将吴世琮所杀，踞桂林。十六年三月，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赴广州。四月至南安。叛将严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入韶州。五月己卯，之信出降，命复其爵，随大军讨贼。十七年，于时三桂已起事阅六年，自称为周五年之三月朔，以地日蹙，援日寡，思建号以系从乱者封拜之望，用群下劝进，称帝，改元昭武，以所在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诸将，国公、郡公、侯、伯有差。颁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号所居曰殿，瓦不及易黄，以漆髹之，构芦舍万间为朝房。筑坛衡山，行郊天即位礼。是时年六十七，老病噎，八月又病痢，噤不能语，召孙世璠于滇，未至而死。世璠抵贵阳，其下即拥嗣称帝，改号洪化。当是时，巨魁既死，孤雏继业，其下骁悍敢死之夫犹能奉以周旋。清军闻三桂死，锐气自倍，然与世璠军战，犹迭有进退，其强悍固结不易解散可知。三桂所用水师将领林兴珠先已降，朝廷封以侯爵，资其习水之用，乃收洞庭之险，急攻湖南。将军莽依图等徇广西，吴世琮走死。西军则张勇所用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进克保宁、顺庆。鄂边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湖南大军贝勒察尼等迭取各郡县，三桂所都衡州亦下。于十九年春，在湘之藩下诸将均归贵阳就世璠，世璠令再扰川南，降将谭弘复叛，夔州再陷。朝命罢吴丹。以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与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由湖南，平南大将军赉塔由广西，分三道入云南。十月，彰泰克镇远，薄贵阳，世璠与其将吴应麒等奔还云南。二十年正月，赉塔与彰泰两军会于云南之嵩明州。二月，进攻云南省城，并收云南各郡县，世璠拒守久不下。九月，赵良栋军亦渡金沙江来会，良栋议断昆明湖水道，速攻之。十月二十八日戊申，世璠自杀，次日，其将线率众降，戮世璠尸，传首京师，所署将吏悉降。十二月丁酉，遣官行祭告礼。己亥，宣捷受贺。先是群臣请上尊号，不许。癸卯，乃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徽号，颁恩诏，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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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桂起事之年，圣祖年方冠。撤藩议起，事由尚可喜请归老而由其子代镇，非请撤也。部议遽以撤藩覆允，朝议两歧，英主独断，实已定于此时。尚藩不求撤而已撤，吴、耿乃不自安，求撤以相尝试，一旦尽允之。当日情事，于二十年十二月，群臣以大憝既除，请上尊号，圣祖召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谕曰：“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回籍，朕与阁臣面议，图海言断不可迁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变，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吴三桂反叛，八年之间，兵民交困，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忆尔时，惟有莫洛、米斯翰、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言迁移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及吴逆倡叛，四方扰乱，多有退而非毁，谓因迁移所致。若彼时诿过于言应撤者，尽行诛戮，则彼等含冤泉壤矣。朕自少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益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王大臣等再以皇上一切调度、非臣等意虑所及、理应加上鸿称以显功德为请。复谕：“吴三桂初叛时，伪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未孚、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今幸地方平靖，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迭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困于转运，困苦者未苏。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醇厚，教化振兴，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朕自幼读书，览古人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尝以为戒，惟恐几务或旷，鲜克有终。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间，偶有违和，亦勉出听断，中夜有几宜奏报，披衣而起，总为天下生灵之计。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至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号，诏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云云。所叙撤藩之初廷议情状及藩变以后归咎情状，皆见事由主断。以图海之威重，且不主张，亲贵中亦绝无成见，惟受命出师，效其奔走之力，扼要屯驻，能守而后言战。叛党有来归者，不吝爵禄，且实保全之，不轻斩刈，此不能不谓圣祖之有作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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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观其经乱讨伐八年之中，朝廷举措，极示整暇。其时天下士夫皆有望治之心，并无从乱之意。逸民遗老，亦早痛恨三桂之绝明，尤无人赞助藩变者。要亦圣祖善驭天下士夫，略举其迹：十二年岁杪闻变发兵，而十三年二月，书：“上御经筵。”中间有皇子生、皇后崩等事。命将行师，又无日无之。八月再书：“上御经筵。”则典礼无废也。九月朔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等：“日讲关系甚大，今停讲已久，若再迟恐致荒疏，日月易迈，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于事无误，工夫不间，裨益人心不浅。尔衙门议奏。”院臣以几务殷繁，间日一进讲。上曰：“军机事情，有间数日一至者，亦有数日连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进讲，以慰朕惓惓向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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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经筵，康熙朝自九年为始，十三年不因军务而间断，此可书也。而《史稿·本纪》二月书：“上御经筵。”八月不书，九月朔乃书之，因谕“每日进讲”。与《东华录》不同。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误也。经筵与日讲，并非一事，九月无御经筵之理。因九月朔有“每日进讲”之谕，而移并一处，望文生义，不可不订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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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四月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覆讲，但循旧例，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覆讲，如此互相讨论，庶几有裨实学。”康熙间讲学之风大盛，研求性理，此时已用熊赐履开其先声，纂修经义，明习天文、算学，皆于此开其端。以天子谆谆与天下通儒为道义之讲论，实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汉人之望者如此。而考其时势，则正复黔、秦、蜀、湘尽陷，东南浙、闽、两广、江西蠢蠢思变，方于十三年岁杪议亲征而未发之时，无论其为镇定人心与否，要能无日不与士大夫讲求治道，其去宦官宫妾蔽锢深宫之主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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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十月，命讲官进讲《通鉴》，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拟讲章进讲”。覆奏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首列纲，次列目，每条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亦酌量附入。十六年，三藩尽叛，各地皆发之后，叛服之数晓然，兵事大有把握。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直行草书，不时进呈。上召至懋勤殿，亲自披阅，以御临书赐喇沙里。此又振兴文事，为鸿博开科先声，皆极得抚驭汉人之法。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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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有圣祖巡幸出征时报告两宫太后及训示诸皇子之语，文理甚拙，字体亦劣，于康熙朝御书文彩或有假借。然南巡时对众挥毫，传布甚夥，断非伪为。或道途手简，转是内竖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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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而是日谕大学士等：“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向来日讲，惟讲官敷陈讲章，于经史精义未能研究印证，朕心终有未慊。今思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以后日讲，或应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仍令讲官照常进讲。尔等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议奏。”寻复议：“讲官进讲时，皇上或先将《四书》朱注讲解，或先将《通鉴》等书讲解，俾得仰瞻圣学。讲毕，讲官仍照常进讲。”据此则帝于讲官所进讲章，拟于未讲之先，自将讲章向讲官先讲，然后由讲官再订正之，复议未敢任此也，圣祖则可谓好学矣。自后日讲时帝自晰经传之旨极多，皆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意，就圣贤之语有会而发，《东华录》所载极多，不具录。十七年正月，诏举“博学鸿儒”。时三桂尚未称帝，叛众意尚坚，而海内士夫向往之诚，歌颂之盛，已视朝廷之举动而日有加增矣。历年巡幸之事，若行围讲武，巡近畿访民疾苦，巡边，谒陵，亲祀明陵，亲禾劝耕，每奉太皇太后以行，所至亦以讲官从，进讲不辍。其时关外勤朴之风未改，所经过无累于民，《实录》累书其所幸，若士民之游历无异也。时西南战事方急，中原及畿辅，已晏然向治如此。然都城北邻蒙古察哈尔部，自太宗征服以后，林丹汗走死，其子额哲来降，得其传国玺，念系元世祖嫡裔，封为亲王，仍冠内蒙四十九旗之上。传至布尔尼，当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讨藩变，不至，旋煽奈曼等部同叛。以多铎孙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讨之，六阅月而平。《史稿·图海传》：“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于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战于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据此则滇乱年余时，又对察哈尔用兵，除调不附察之蒙旗赴讨外，官军主力，乃八旗家奴，则旗下正兵已尽发，可见南方军事之棘。但所谓家奴，即属包衣下人物，诱以利即成劲旅，又可见八旗风气之悍劲。考《图海传》此文，旧史馆传所无，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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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撤藩者，亲贵中无人，重臣若图海，亦力持以为不可，莫洛等言之而圣祖用之，是庙谟先定，非群策也。统兵大将则皆亲贵，然一蹉跌即召回，无始终其事者，则运用在一心，非倚办于一二大将也。赞撤藩而出预军事者，仅一莫洛，早为叛将所戕。明珠辈幸而言中，以此徼后来之宠。其时非有主持之力，圣祖随材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闽浙之患，蔡毓荣能收云南会师之功。武臣中得西陲数将，张勇及王进宝、赵良栋能与中原之师夹击收效。是皆因事见材，非先倚此数人而举其事。圣祖之平三藩，为奠定国基之第一事，少年智勇，确为事实。又能功成不自骄满，力辞尊号，惟务讲学，开一代醇厚之风，较之明万历以来不郊、不庙、不朝，而边将小小捕斩之功，无岁不宣捷颁赏，君臣以功伐自欺，以进号蒙赏，糜费国财，互相愚滥，其气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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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博开科，正在滇变未平之日，而其时文运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为美谈，非特当时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后之论世者，亦若置三藩为又一时事，而以己未词科为清代一太平盛事。今为提出以时事相比论之，且应知己未词科，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与乾隆丙辰之词科，名同而其实大异，此论清事之一要点也。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试荐举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于体仁阁，先赐宴，后给卷，颁题《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读卷官派大学士李霨、杜立德、冯溥，掌院学士叶方霭，凡四人。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先已有官者授侍读、侍讲，曾中进士者授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俱令纂修《明史》。其中理学、政治、考据、词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而其誓死不就试者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荐，尤为绝特，若顾炎武是矣。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卑官，亦许呈荐。主事、内阁中书、庶吉士，犹为清班；若兵马司指挥刘振基之荐张鸿烈，督捕理事张永琪荐吴元龙。至到京而不入试者，亦授职放归，若杜越、傅山诸人。入试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严绳孙之仅作一诗是也。盖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于朝廷。后来丙辰再举大科，入试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试至两场。二等授职，贡、监只得庶吉士，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而士以为至荣，且得士亦远不及己未之品学。部驳三品以下所荐，不准与试，皆以资格困之，是士有求朝廷矣。故康熙之制科，在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不敢言利禄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此事宜与平三藩之时代参观，弥见圣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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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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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取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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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既平，国势已振，而郑氏犹踞台湾。东南滨海之地，禁民勿居，又禁出海之民，以为坚壁清野之计。仍时时有海警。八旗劲旅不习风涛，于此无能为役。自三藩既平，满人思以功名自奋者，自然乘时会而生。台湾在卧榻之侧，然惟汉人能图之。成大功者姚启圣、施琅二人，而世皆传姚之功为施所掩。《国史》所纪，颇与私家所传不尽合。而台湾之历史，以前多不明了，兹悉约为辨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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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无台湾之名，而其地距福建之泉州绝近，岂得古沿海之人一无闻见？近柯先生劭忞著《新元史》，于《外国·琉求传》后系论曰：“琉求，今之台湾。今之琉求，至明始与中国通，或乃妄传为一，误莫甚矣。”此说极是。史书中琉求有传，惟《隋书》、《宋史》及《元史》。《隋书》云：“琉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隋建安郡，当今兴、泉、漳、汀滨海诸郡地。又云：“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到琉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又往，抚慰不从，取其布甲而还。”《宋史》：“淳熙间，琉求人猝至泉州水澳、围头等村杀掠，人闭户则免。”《元史》：“琉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琉求相对，亦素不通。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若烟若雾，其远不知几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渐低。近琉求则谓之落漈。漈者，水趋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渔舟到澎湖以下，遇飓风发作，飘流落漈，回者百一。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险者也。世祖至元末，遣使杨祥、阮鉴等往宣抚，以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屿舟行，至是日巳时，海洋中正东望见有山长而低者，约去五十里，祥称是琉求国，鉴称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人众不亲上岸，令军官刘闰等二百余人以小舟十一艘载军器，领三屿人陈辉者登岸，岸上人众，不晓三屿人语，为其杀死者三人，遂还。四月二日至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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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诸史所言，地望距泉、汀极近。自汀属海屿往，且不过一日可达，部署登岸，被抗而还，抵澎湖计亦不过一两日程，其为台湾地无疑。至明洪武初所诏谕之琉球，则俨然旧国，与元以前所记无文字、无年岁、无疆理、无官属者，文野迥异。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去其国，自是随使入朝贡，奉笺表无虚岁。三王迭来，且请子弟入国学。其距中国道里，据《清通典》，自福州五虎门出海，历程一千七百里至其国。据《琉球国志略》，康熙五十八年遣使测量，琉球偏东五十四度，距福州八度三十分，推算径直海面一千七百里，船行则福州至姑米山四十更，计二千四百里；回五十更，计三千里云。与五日程之说大异，故曰《新元史》之说确也。《清一统志》尚以历史之琉求为明以来之琉球，其叙台湾，莫详于《国史·施琅传》，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于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于其间，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遂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海逆郑成功攻破之，盘踞其地。”据此，则台湾原为郑氏巢穴，特距其地于土番之中，未有建置之规划。至芝龙就抚于明，乃以台借红毛，为互市所，则亦若澳门之于葡萄牙，本以为好而相假，非红毛以力取之也。红毛为其时西洋人之通称，实为荷兰国人。红毛经营三十余年，乃成一海外之国，成功乃以兵力逐久假不归之荷兰，又传子至孙，奉明正朔者二十余年。是则开辟台湾者始终为郑氏。姚启圣为清代平台首功。诸家记启圣事，谓生于郑芝龙起事之岁，至年六十而台湾郑氏亡，启圣亦卒，以为天特生启圣与台湾相终始。启圣生明天启四年甲子，芝龙入台即在是年，至崇祯元年即让与红毛而身就抚，是据台不过四年，且无海外立国之计，一招即受抚，其不重视台可知也。此既名为台湾以后之历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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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启圣人奇事奇，轻侠豪纵，为路人可以杀人报仇，恤人患难，可以不自顾其身命，以犯法亡入旗。在明末本为浙江会稽籍诸生，入旗后中康熙二年旗籍第一名举人，出为县令，多奇特之行。康亲王杰书统兵讨耿精忠，启圣从立功，洊升至福建布政使，寻擢总督。台湾郑经，即成功子，闽乱以来，屡侵略福建沿海郡邑，其将刘国轩尤能军。启圣御之，连复所侵地，遂以收全台为己任，开修来馆以纳降，不惜金钱重贿，多行反间，以携其党。不终岁，将士降者二万余人。又请前被裁之水师提督施琅，以百口保其复任。施琅者，泉州晋江人，雄杰习于海，故隶芝龙部。芝龙降于贝勒博洛，琅族叔福从之；琅从成功招，留为明用。既而与成功不相得，遁归福所。琅父大宣及弟显，俱为成功所杀。琅既归新朝，久之无所遇，归居泉州。顺治十一年十二月，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征成功，入泉州，拔琅从军。十二年，成功攻福州，琅击却有功，授同安副将，进总兵。康熙元年，擢水师提督。时成功已死，子经统其众。琅累战有功，加右都督，授靖海将军。康熙七年，密陈郑氏克取状，而部议难之，且以为疑，遂裁水师提督，召琅入为内大臣，隶镶黄旗将军。十六年，复水师提督，启圣累保琅，未用。二十年，郑经又死，子克塽幼。内阁学士李光地亦奏保琅，乃复任琅为水师提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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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郑氏已屡败，尽弃闽省海边地，并海坛、金门、厦门等群岛。郑氏之众，悉归台湾。旗军在闽无所用，启圣使客说耿精忠自请入朝，亦劝康亲王杰书请班师，悉其供亿之费，从事平台。时郑克塽袭称延平王，而事皆取决于其下刘国轩、冯锡范。琅以国轩最悍，时方守澎湖，计一战破之，则台湾可不战下。遂以二十二年六月攻澎湖，力战克之，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及锡范等果震慑乞降。琅以八月率师入台受降，克塽及国轩、锡范以下皆出降。琅由海道专奏捷，而启圣则驰驿入奏，迟琅奏二十日而达。圣祖得捷音甚喜，立封琅靖海侯。启圣以积年经画之劳，赏竟弗及。会启圣又奏言“庙谟天定，微臣无力”，圣祖益疑其有怨望意，未几启圣以疽发背卒。卒后，尚论之士多有为启圣鸣不平者，因于琅有贬辞。其实为国立功，琅与启圣所见自同，惟其奏捷取巧，受爵不让，有攘功之迹，掠赏之情，亦可议者。其论台湾之善后，朝议主迁民弃地不设守。李光地为泉州产，于此役颇自谓有所参预，圣祖亦以其晓事，询问之。光地尤主张招红毛畀以其地，此见光地自撰《语录》及《年谱》，圣祖不纳。琅疏争其事，略言：“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攻红毛破之，踞台湾地，窥伺南北，侵犯江、浙，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畏天威，怀圣德，纳土归命，以未辟之方舆，资东南之保障，永绝海邦祸患，人力所能致之。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时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晏然。至时复勒师远征，恐未易见效。如仅守澎湖，则孤悬狂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出足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部臣苏拜、抚臣金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担承。臣伏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副、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谁不勉力竭忠！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免。现在一万之兵，仍给全饷，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实关四省要害，无论耕种犹资兵食，固当议留。即荒壤必借内地挽运，而欲其不为红毛，亦断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隅。事关封疆重大，伏祈乾断施行。”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总督启圣从琅议。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是琅；寻侍郎苏拜亦请从琅，与启圣同议，请设总兵等官及水陆兵，并设三县、一府、一巡道。上允行。盖成琅之美者启圣也，琅实负启圣，启圣何尝忌琅。其卒于是年，亦寿数适然耳；必谓愤郁致死，不浅之乎论启圣哉！琅又疏言：“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刘国轩、冯锡范应携家口，同明裔朱恒《小腆纪传》作鲁世子桓。等俱令赴京。其武职官一千六百有奇，文职官四百有奇，应候部议。降兵四万余人，或入伍，或归农。”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其余职官及朱恒等，命于附近各省安插垦荒。旋授国轩天津总兵。终清之世，郑氏之后及国轩、锡范皆以世袭佐领辖其所属，至清亡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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