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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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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治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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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患恒在大乱之后，兵事正殷，无能顾及此事也。清兴，治河有名者，世祖时即用杨方兴、朱之锡二人，先后为总河。其时无所谓科学，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经验。其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洁，第二即勤恳。廉洁则所费国帑，悉数到工；勤恳则视工事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无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祸。有此二者，其收效恒在徒讲科学者之上，盖虽精科学，仍当以廉洁、勤恳为运用科学之根本也。方兴、之锡皆足以当之。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兵始入京。六月，遣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七月即命方兴总督河道。十四年乞休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代者即之锡，亦任十年，至康熙五年卒官。时总督朱昌祚奏之锡遗绩言：“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潦，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储银十余万，频年撙节，见今财库四十六万有奇。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此皆述其实，非溢美也。徐、兖、淮、扬间颂之锡惠政，相传死为河神。乾隆时，高宗巡视河工，顺民意封“佑安助顺永宁侯”神号，春、秋祠祭，民称之曰朱大王云。后数年乃得名河臣靳辅。辅任总河在康熙十六年，时吴三桂叛，诸藩、诸降将响应，兵事极棘，河道不治，先后溃决，淮、黄交病，水浸淫四出，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淮水全入运河，清口涸为陆地。十六年略有转机，中原已无动摇之象，而辅以先任皖抚，帝奖其实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为河道总督。辅到官，即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议疏下流，治上流，塞黄、淮各处决口，规画甚备。又议经费所出，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应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借征康熙二十年田赋十之一，工成后由淮、扬被水田亩涸出收获及运河通行经过商货征税补还。又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严河工处分，讳决如讳盗例。又议官吏工成优叙。复议工竣后守堤兵役。期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当时工料之贱如此。而廷议以军兴难其事，谓募夫太多虑扰民。帝命辅熟筹，乃宽其期限为四百日，运土改用车驮，募夫可减至四之一。廷议允行。于是治河始有彻底之计划。十八年，如期工竟，急谋增赋，议淮、扬已渐有涸出地亩，除丈量还民外，余田可行屯田法。时论以为有碍民业，乃不直辅，而所修之工亦有小决处，河水亦未尽复故道，辅自请处分。部议当夺官。帝命辅戴罪督修。部又以决口议令辅赔修，帝以赔修非辅所能任，不允。此皆帝之能用才，不听有司以文法困之也。既而议者谓：“下河被水，辅乃筑堤堵水不使下，何不就下河浚使出海，而反蓄水于高处，既徒拂就下之性，又以下河所涸地，规屯田之利以病民。”劾辅甚厉。劾之者皆正人，若于成龙、汤斌皆是。帝询淮、扬仕京朝者，侍读乔莱等亦右成龙。而辅坚持堵筑，谓下河不可浚使出海。帝意不能不从众议，令侍郎孙在丰董浚口之役，发帑二十万专任之，总河仍任辅。辅言：“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转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为患。”持之甚坚。言官劾辅请加罪，至比之舜之殛鲧，又言屯田累民，并及其幕客陈潢，罪状无所不至。御史郭琇既劾辅，同时劾大学士明珠，直声震天下。而劾明珠疏亦及辅，以故辅之功罪，时论颇不定，至今纪载中尚然。帝谕廷臣：“辅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屯田事亦难逃罪。近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不陈辩朕前，复何所控告耶？”时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帝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辩，辅、成龙于筑堤浚口各持所见不相下，琇独言辅屯田害民。辅引咎，遂坐罢，诸右辅者并降谪有差，陈潢亦坐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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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治河，必兼治运。元、明以来，建都在北，而粮从南来，运道独恃一水。运河绝黄河而北，故治河必先顾运，视今海陆皆有轮轨为交通情形迥异，故瞻顾尤多。辅既治河，又以漕运向有河运一节，盖清口而上，漕艘行黄河中有百八十里，乃再入运。辅以避风涛之险，自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对清口仅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入运。此与明初陈瑄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谓之清口者，为淮南北两大功。当筑堤、浚口两论未定以前，先有此通漕成绩，故不获罪。后在丰浚口功卒不就，成龙等亦皆认主张之非。三十年，帝复思起用辅，而辅以老辞矣。帝于三藩平后，即亲视河南巡。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两次南巡，皆阅河，益奖谕辅。及是，帝言：“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至今尚存。”河务不得人，必误漕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纡数年之虑。仍命为总河，辅辞，疏请前此缮治所未竟者数事并疏请复陈潢官，并起用前坐累同贬之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三人。旋卒，赐祭葬，谥文襄。帝之治河，谓能一劳永逸，非也，然爱惜人材，曲尽众论，有疑义则身临决之，一时理想之说，朝野沸腾，未尝荧听而轻罪争执之人，兢兢业业于武功告成之后，在帝尚为盛年，而持重有为若是，可谓有道之气象矣。陈潢者，杭州才士，辅过邯郸吕祖祠，见题壁诗署潢名，异之，踪迹得潢，礼之入幕，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帝首次南巡阅河，问辅必有通今博古之人为佐，以潢对。后辅疏言潢佐治十年劳，授潢佥事道衔。郭琇劾辅连及潢，逮至京卒。后以辅疏请复其官。生平言河务，有友人张霭生次而述之，为《治河述言》十二篇。圣祖为阅河而始巡幸，亦与高宗之侈游观劳供顿者有不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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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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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绥服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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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四十九旗，早服清。漠北三汗，犹以前代帝族自居，其预朝觐会盟之事，在康熙中叶以前，间以例贡邀赏，略如前代中外对抗意。圣祖不轻启边衅，亦未有相图意也。三汗者，元顺帝后达延车臣汗为蒙古退出塞外后中兴之汗，自漠北入居漠南，盖明初摈蒙古于漠北，至是乃复近塞。有子十人，其四入漠南，子孙占内蒙四十九旗之大半。第八子格埒森札留故土，号所部曰喀尔喀，析众万余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分左右翼。长子阿什海之后长右翼，所部尊之曰札萨克图汗。第四子诺诺和长左翼，其后尊为土谢图汗。又有第五子阿敏都喇勒后，尊为车臣汗，地在瀚海以北，汉、唐兵力盛时所不能有，为元都和林所在，古北匈奴之王庭也。左翼复有诺诺和之第四子图蒙肯，以尊奉黄教为西藏达赖喇嘛所喜，令所部奉之视三汗，是为中路赛因诺部。康熙时尚未定袭号，喀尔喀尚只有三汗，而实分为四部。太宗崇德初，以察哈尔平，漠南悉定，遣使宣捷于喀尔喀。喀尔喀来聘，厚赉之。旋贡裘、马等物来谢，诏定制岁献白驼一、白马八，曰九白之贡。此亦蒙古以土物邀赏于中国之惯例，不足言内向也。顺治间，掠内蒙巴林部，中朝责之，令归所掠人畜，不奉诏。历十年始请盟，诏赐盟宗人府，羁糜而已。喀尔喀西邻厄鲁特蒙古，乃明之所谓瓦喇。瓦喇时称卫拉特，分四部：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曰土尔扈特，曰和硕特。准噶尔踞伊犁，势张甚。康熙中，其酋长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袭取青海和硕特部，兼有四卫拉特，复南摧回部城郭诸国尽之，转而北，思并喀尔喀。会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攻右翼札萨克图汗，杀汗而夺其妾，三部内哄，中朝方遣使偕达赖喇嘛之使为之和解，而噶尔丹亦使其弟入喀尔喀，故激土谢图汗之怒，汗执杀之，噶尔丹遂借词报复，喀尔喀又不设备。二十七年夏，噶尔丹突袭土谢图汗，汗名察珲多尔济，拒战大败。时中朝遣使赴俄罗斯勘界，路经外蒙，喀尔喀乞援，因扬言中国有专使来助己。噶尔丹亦具书来，使臣以好语两释之。噶尔丹知中朝无干涉意也，进兵益急，遍躏三汗地，诸部皆奔溃，谋所向，请决于所奉大喇嘛。大喇嘛时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弟，其名号谓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者，活佛之弟子，亦崇拜为佛者也。诸部意将近投俄罗斯，呼图克图言：“俄不奉佛，俗尚、言语、服色皆相距远，莫若全部内徙，可邀万年之福。”众从之，于是七旗举族款塞内附，帝命尚书阿喇尼等迭发归化城及独石、张家二口仓储，并赐茶、布、牲畜十余万以赡之，使借牧科尔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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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外蒙内向，为清收抚藩属之一大关键，若失之毫厘，折入俄国，北徼全局皆变，喀尔喀既去，必为俄国借取厄鲁特之先机，后来所定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恐亦尽改其形势矣。故清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尊礼甚至，非宗教之关系，乃政治得其裨益甚大也。雍正元年正月丙申，上亲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遣使护其丧归。《东华录》叙其事云：“先是理藩院奏：‘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原系法教内之第一人，数世行善，垂九十年，当噶尔丹叛乱时，身率七旗之喀尔喀等来归，最为有功。伊系喀尔喀汗之子，土谢图汗之弟，遭逢圣朝，迭蒙殊遇，前年圣祖仁皇帝面谕之曰：“癸卯年朕寿七十，尔寿九十，大庆之年，尔必前来，断勿食言。”胡土克图领旨而回。今虽年迈衰病，遵旨来京，谒见梓宫，志愿已遂，泊然示寂。请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例，给赐名号印册，以示优典。’得旨俞允，命给与名号印册。既而上且临吊，喀尔喀土谢图汗等以停止往吊奏谢，谕：‘胡土克图极蒙皇考轸念，礼遇加隆，皇考升遐系甲午日，今胡土克图圆寂亦系甲午日，佛果圣因，证明不昧。胡土克图非寻常僧人比，朕躬亲往，悬帕供茶，以尽朕心，将此旨传与喀尔喀汗王驸马及胡土克图徒属知之。’至是理藩院以移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龛座，请派大臣官员护送前往，上特命敦郡王允、世子弘晟赍赐印册奠仪，又命散秩大臣尚崇廙等护送胡土克图龛座前行，所过蒙古地方，毋得任意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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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游牧记》引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众议就近投入俄罗斯，因请决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曰：‘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余在库伦时，有头等台吉格齐多尔济者，乃额驸敦多布多尔济之孙，年近八十，广记故实，此事乃其所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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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所述，外蒙内向，由于哲布尊丹巴喇嘛。额驸敦多布多尔济，即为噶尔丹所败来归之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孙袭汗爵者，尚圣祖第六女固伦恪靖公主，以此由郡王进亲王。格齐多尔济当松筠办事库伦时，年近八十，松筠住库伦，在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五年，上距雍正元年约七十年，童时固犹及见大喇嘛，且为其近属从高叔祖，所传确也。又与世宗谕文吻合，足为清抚外蒙之实在缘起，然非有平三藩、取台湾之威信在前，及勤政安民之太平景象在目，固亦不足徕此远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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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既受喀尔喀降，噶尔丹亦遣使来贡，诉土谢图汗杀其弟，衅由彼启，上为责土谢图汗而敕反其侵地。噶尔丹既兼有回部、青海、漠北，驱蹇不奉命，要求执送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乃罢兵西返，帝不许。达赖喇嘛以奉中朝命，遣使往谕噶尔丹，为喀尔喀讲好。达赖使来，亦传达赖意，执送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可以图成，且由己保其安全，帝亦不允。往复甚久，至二十九年五月，噶尔丹以追喀尔喀为名，选锐东犯，清廷所遣尚书阿喇尼以蒙古兵御之，令喀尔喀众居前，又为所败，遂乘胜入内蒙地。六月，帝下诏亲征，命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副之，领左翼出古北口；弟恭亲王常宁领右翼，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右翼遇敌乌珠穆沁部地，地在古北口东北九打余里，战不利，敌遂越乌珠穆沁而南，至乌兰布通，距京师止七百里，与左翼遇，敌以万驼缚足卧地，背负箱垛，蒙以湿毡为障，士卒于垛隙发火铳，谓之驼城。清军隔河以炮击，驼多毙，阵断为二，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敌遁而帝舅内大臣佟国纲亦战殁，帝于先数日亦因病回銮。噶尔丹又遣西藏济隆胡土克图来乞和，帝所遣康亲王杰书出归化城截敌归路者，因其乞和，奉裕亲王檄不复邀击。明年，帝出塞，至多伦泊，受喀尔喀各汗各台吉朝，编审旗分，与内蒙四十九旗同列。亲谕喀尔喀左右两翼释憾，特封前被土谢图汗所杀札萨克图汗沙喇之亲弟策旺札布为和硕亲王，代领部众，仍袭汗号，以慰安之，即免土谢图汗擅杀之罪，使归于好。三十一年，立火器营，以用兵征噶尔丹，惟大炮能制胜也。噶尔丹又奏请不敢复乞致土谢图汗，惟哲布尊丹巴为达赖喇嘛弟子，乞送达赖所，达赖使人助之请，帝皆不许。时达赖第五世实已死，其第巴喇嘛所置之行政官。名桑结者，秘不发丧，矫达赖之命行事，与噶尔丹相比昵。噶尔丹阳恭顺中朝，与达赖请上尊号，既却之，又屡书索仇人，阴遣使令内蒙各部叛归己，内蒙以闻。帝以二十九年之役未得志，密令内蒙诸部伪许内应以诱之。三十四年，噶尔丹果南掠，临漠南，久踞不去。三十五年正月，帝复下诏亲征。二月启行，帝率禁旅由独石口出中路，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遏其冲，归化城将军费扬古、即世祖董鄂妃之弟。甘肃提督孙思克明王化贞部下叛将孙得功之子。率陕、甘兵出宁夏西路邀其归。噶尔丹畏中国火器，乞援于俄罗斯。俄新与中国定界约和，不许。中路军逼敌境，东路军未至，西路军亦言敌尽焚草地，迂道秣马，粮运又阻雨，士马馁困，乞上援军以待。大臣有请回銮者，帝怒不从，疾趋克鲁伦河，遣使告噶尔丹驾至。噶尔丹不信，登山望见黄幄龙纛，环以幔城，又外为网城，军容山立，大惊拔营宵遁。翌日，大军至河，北岸已无一帐，渡河追之，不及。命内大臣明珠尽运中路粮以济西师，西师已入土谢图汗部地，抵土拉河上之昭莫多。译言谓多树之地。噶尔丹谓精锐毕集御营，西师来者必较易与，费扬古亦以羸师诱之，设伏于林木中，孙思克先以绿旗兵据高阜与战，敌仰攻甚久，伏兵起，敌败溃，乘夜追之，至天明收军，斩降数千，获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噶尔丹妻阿努战死，噶尔丹以数骑遁，帝亲撰铭勒察罕拖诺山及昭莫多之山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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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之为准噶尔汗也，继其兄僧格之位。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及索诺木喇布坦。噶尔丹夺策妄阿喇布坦之妻，又杀其弟索诺木喇布坦，从《东华录》，与《圣武记》不同。策妄阿喇布坦因率兵五千而逃。后噶尔丹往乌兰布通，策妄阿喇布坦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遂居回部土鲁番地。康熙三十年，遣侍读学士达虎赍敕由嘉峪关往土鲁番颁赏。明年九月，又奉旨差员外郎马迪往，至哈密，为噶尔丹遣属下戕杀。噶尔丹留外蒙久，日思内犯，策妄阿喇布坦潜收准噶尔故地。噶尔丹当袭杀马迪之后，尚有具奏，言：“前为泽卜尊丹巴、土谢图汗陈奏三言，乞以一言为定。初意即欲仰请宏仁，发回七旗于故土，因地方既远，粮食不足，且未归之前，凡所留辎重，俱被策妄阿喇布坦劫去，诸物无存。今惟恃达赖喇嘛之恩，得以安集。谨将从前迟久之处，遣使陈奏，请敕裁断。”云云。当是时，噶尔丹尚以索畀仇人为言，而其故地为策妄阿喇布坦所劫，亦明知朝廷一再通使，无可隐讳，转以此为所以不能遽离外蒙之故，要亦情见势绌矣。达虎之往，据谕文谓：“闻彼叔侄不睦，故遣达虎往问其故，策妄阿喇布坦请朕加恩，故遣马迪复往颁赐。”盖圣祖侦敌甚悉，早有仇噶尔丹之人与清廷通使往来，因知准部之根本。又噶尔丹之伎俩，亦经尝试，积年筹计，固知亲征一举，先声即足以夺之。大臣犹以妇人女子之见，劝沮不前，其智固出人君下矣。噶尔丹既怯于禁旅，犹冀逞志于偏师，而费扬古、孙思克俱能不负阃寄，一战而胜，此则命将之不谬，噶尔丹已无施展之余地。嗣是回部迭来输诚，欲复其被夺之地，请与策妄阿喇布坦合谋擒噶尔丹。噶尔丹亦遣使乞降，窥觇朝旨，帝限以七十日，过此即进兵。三十六年正月，已逾七十日，再诏亲征，哈密已执噶尔丹之子来献。二月启行，启行之日，哈密又擒戕害使臣马迪之凶手来献。噶尔丹所部厄鲁特亦先后来降，益知噶尔丹困极，掘草根为食，虽然终不自归，其倔强不屈如此。而帝之胜算在握，则固绝无疑义。四月，至狼居胥山，方命回銮，费扬古奏：“厄鲁特丹济拉等来告，闰三月十九日，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以其尸及其女钟齐海共率三百户来归。”帝复勒铭于狼居胥山而还，朔漠平。至京师，御门受贺，始用古太学告成礼，盖有志于文治武功，并降三代，亦不自满假之道也。而喀尔喀尽复其故牧地，且摈卫拉特于阿尔泰山之外，渐开唐努乌梁海及科布多之境，于三汗所部以外，于此时则为瓯脱地焉。匈奴自古天骄，元时入居中国则有之，令其诚服内向，前无有也。策妄阿喇布坦绝噶尔丹之归路，乘中国之兵力，而又自恃其险远，尽占准噶尔故土，数十年后，再为中国之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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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武记》谓准噶尔汗僧格死，其弟噶尔丹杀僧格长子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那布坦与其父旧臣七人逃居土鲁番。其说微异。僧格与异母兄车臣及卓特巴巴图尔争属产被杀，噶尔丹乃僧格同母弟，已为僧，事达赖喇嘛于唐古特，奉达赖命归辖其众，执车臣戕之。后杀僧格次子，而策妄阿喇布坦居长，因所聘妻与噶尔丹妻阿努为女兄弟，噶尔丹夺之，乃率所部逃土鲁番。又《圣武记》言噶尔丹可敦妃也。阿奴被炮毙于昭莫多之战，称其“颀皙敢战，披铜甲，佩弓矢，骑异兽，似驼非驼，精锐悉隶麾下”。此亦附会小说狼主家风，未必事实。殷化行《西征纪略》叙昭莫多战云“噶尔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皆冒炮矢，舍骑而斗，锋甚锐”云云。则此战阿努实偕，阿努前为策妄阿喇布坦所掠，康熙三十年，达虎之使土鲁番，正奉命通问于策妄阿喇布坦及阿努二人。后阿努归噶尔丹而复死于阵。钟齐海即阿努所生，阿努许嫁其女于其弟噶尔亶多尔济，噶尔亶多尔济自闻于清廷，《东华录》具载之。要之噶尔丹内情，帝得厄鲁特报告甚悉，三驾亲征，乃知彼知己，战必胜攻必克之事。圣祖留心边事，过于朝士大夫，可谓明矣。当时纪载，侈其若何灵异，若何神武，过甚其词，或未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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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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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定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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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本名唐古特，亦作土伯特，盖即唐、宋时所谓吐番，元、明始谓之乌斯藏，距印度近，俗喜浮图法，经教至多。元世祖封其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以领其地。后嗣世袭其号，西藏遂为佛教宗主。明承元旧，其始亦借其教以化俗，尊中国，为行政之便宜而已。中叶以后，所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错居京师，颇亦乱政。然中国封号，为藏僧承袭，朝贡互市，保世职为土司，终明世不为边患，则驭控之本意亦未为有失。其实藏中佛法，在明时已成末路，所持密宗，为吞刀吐火以炫俗，彼土自行宗教改革早在明中叶以前。僧宗喀巴者，生永乐十五年丁酉，由西宁入藏，得道于甘丹寺，年六十二，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初亦红衣习旧教法，既以改革师巫流弊为己任，即会众自黄其衣冠，乃分别旧教为红教，而新教称黄教焉。死时遗嘱二大弟子，世世转生，称“呼毕勒罕”，演大乘教。呼毕勒罕，华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达赖喇嘛，二曰班禅喇嘛。喇嘛华言“无上”。其以二喇嘛传法者，易世互相为师，有所传授也。呼毕勒罕，盖皆死而自知其所往生，常在轮回，本性不昧，弟子辄迎而立之。观清一代喇嘛之史实，则亦可知其为国家之作用矣。达赖一世敦根珠巴本为王子，受宗喀巴衣钵，若如来之舍位出家，法名为罗伦嘉穆错，既得道，仍以教主作人王，为藏众所宗仰。二世以下，分设理事之佐曰“第巴”等，助教之弟子曰“胡土克图”。时当明正德中，名闻中国，谓能知三生事，人称活佛，帝慕愿见之，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阁部、科道交谏不听，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供具，铸金印，具犒赏，罄竭库储，携盐、茶数十万石，行内江船舶亘二百余里，沿途支官廪驿马，供张将士千余人，所过疲困，往返期以十年，为迎取供养之地。既至藏，达赖避不见，将士怒，胁以威，为其众所败，宝货器械尽失，死伤狼藉。允奔还，戒部下勿言，以空函驰奏，而武宗则已崩矣。世宗既立，旋且奉道而毁佛，世又以喇嘛为有先见。三世锁南嘉穆错《明史》作锁南坚错。由顺义王俺答迎奉至青海，劝其自通中国，时当万历初，中国始知有活佛，于是红教旧封诸法王皆俯首称弟子，改从黄教。诸部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王徒拥虚位，号令不行，实权在宗门。而河套、青海、蒙古亦守其戒，不为钞暴，西边安枕五十余年，亦佛教之效。清初太宗崇德间，由归服之蒙古居间通使，乌斯藏东界连青海，亦唐古特同族，明为西番地。明末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以兵吞青海，并及乌斯藏之喀木地。喀木今称西康。达赖居前藏曰卫，而旧袭王位曰藏巴汗者居后藏。时为达赖四世云丹嘉穆错，其第巴复乞兵于青海顾实汗，击藏巴杀之，顾实汗遂以班禅居后藏，而遣长子达延居藏辖其众，号鄂齐尔汗，第六子多尔济佐之，号达赖巴图尔台吉。世祖统一中国，二喇嘛迭来贡献，顺治九年来朝，奏请在归化城或代噶觐见，盖欲帝远迎。下廷臣议，满大臣请无失蒙古心，汉大臣争以为不可，世祖从汉大臣议。十三年，西藏阐化王来贡，询系第巴冒称。阐化王自明初为唐古特国主，为藏巴所破，已隶于藏巴，藏巴又被戕，乃由顾实汗以阐化王给第巴。诏诘第巴罪，时主藏事者实为顾实汗之子鄂齐尔汗。康熙九年，鄂齐尔汗卒，子朋素克嗣，号达赖汗。十三年，吴三桂既叛，谕达赖喇嘛：“若三桂窜藏即擒献。”喇嘛奏称：“若欲征兵，可召青海达赖巴图台吉相援。”达赖巴图台吉即达赖汗也。清廷为传谕滇、蜀备青海兵到供应，而青海兵不赴，达赖反为三桂乞裂土罢兵，圣祖拒之，此达赖在日，政由第巴。自明末召青海兵入戕藏巴而握全藏实权，至是皆喇嘛昏庸，第巴专擅之时代也。二十二年而达赖示寂，以后遂为第巴讳不发丧，称喇嘛名号行事，残喀尔喀，袒噶尔丹，以至噶尔丹就灭。凡朔漠之役，清廷命达赖和解而益决裂，噶尔丹辄挟达赖以要索土谢图汗及哲卜尊丹巴喇嘛，达赖有所奏请，皆不便于事，敕责之。达赖寻奏乞给第巴爵，诏封第巴为唐古特国王。三十五年亲征噶尔丹，俘降众，得第巴奸状，敕责第巴，第巴疏称“达赖喇嘛尚存”，而别令其使尼麻唐呼图克图密奏：“达赖示寂，恐唐古特生变，故隐之，今第六世继体已十五年，乞勿遽宣。”帝遣使往视新达赖喇嘛，严诘第巴罪，第巴具服。帝谕奖达赖汗，达赖汗遣使贺捷，并遣子拉藏内附。未几，达赖汗卒，拉藏嗣。第巴恶拉藏，计毒之不死，拉藏执杀第巴。奏至，敕封拉藏辅教恭顺汗，谕献第巴所立达赖喇嘛。使至，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人往迎。拉藏两不遣，帝谕近臣：“蒙古奉佛，有达赖喇嘛名，皆皈向之，倘为策妄迎归，则蒙藏皆向彼矣，然拉藏必终执献朝廷也。”既而果执献，而此喇嘛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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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阿喇布坦自噶尔丹既死，尽收准噶尔故地，圣祖以其有绝噶尔丹后路功，画阿尔泰山以西予之。策妄乃尽效噶尔丹所为，渐图吞四卫拉特为一，先取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女，而离间其父子，其子携众万五千户至，没入之，复阻其贡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俄罗斯而土尔扈特归策妄矣。杜尔伯特本与准噶尔同族，皆明时也先之后，分牧而为所属。复潜师入藏，袭杀拉藏汗，又并在藏之和硕特部，时在康熙五十六年，而西藏又为准部所据矣。是时乃有达赖喇嘛之真呼毕勒罕发见。当四十五年，拉藏汗之献伪喇嘛而死于道也，藏中复立博克达山之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喇嘛，而其时里塘有名索诺木达尔札者，生子名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幼而慧，唐古特众及青海诸台吉敬事之。拉藏汗以已执献一达赖，又扶立一达赖，不欲复有达赖出，将杀之，索诺木达尔札襁负走免。青海诸台吉争言拉藏不辨真伪，拉藏挟班禅喇嘛共证其所立之达赖为真，且谓青海诸台吉所共信，请给册印，诏即封之，事在四十九年三月。青海台吉白拉藏辞诬，争不已，清廷乃谕徙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置内地，以其父护之，居西宁宗喀巴瘗胞衣地之黄教祖寺。及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袭杀拉藏，禁所立之达赖于札克布里庙。明年，事闻，诏西安将军额伦特赴援，侍卫色棱宣谕青海蒙古以兵来会。甫入藏，为准噶尔兵潜出大军之后，截饷道，师遂溃，尽覆焉。于是青海蒙古惮进藏，怂恿罢奉达赖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奏言随地可安禅榻，兴大兵恐扰众，王大臣皆惩前败，不决进兵议。圣祖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为抚远大将军，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仍管巡抚事，旋谕议政大臣等：“新胡必尔汗此从《东华录》，即呼毕勒罕。奏称：‘各处俱有禅床，皆可安设，若为我兴兵，实关系众生。’此或是新胡必尔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密属具奏。傥新胡必尔汗与青海台吉同意，此胡必尔汗不可送往青海；若无此意，必将新胡必尔汗送往，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策妄所遣将兵入藏之台吉。自畏势逃遁。我师进藏定立法教之后，或留兵一二千暂行看守，或久住，则藏众即我兵，纵策妄、策零发兵前来，彼劳我逸，即可剿灭。今若照众大臣议，惟自守我边，则自西宁至川、滇边内外，皆土番杂居，与藏番俱是一类，藏为彼据，则藏兵即彼兵，边疆土番，亦不能保为我有。尔等所议不合，著另行周详定议具奏。”又谕：“往年用兵三藩，用兵外蒙，皆有不主进兵之亲贵大臣，随时撤回，幸不失机会。兹众喀尔喀及青海等俱服风化，而策妄霸占藏地，毁其寺庙，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应奋勇致讨，乃口称维持黄教，却无实心效力之人。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我兵隔远不能救，伊等步行一年，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独不能赴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此时不进兵安藏，贼无忌惮，或煽惑沿边番部，将作何处置耶？安藏大兵，决宜前进。”是时已在五十九年正月，既决策，由抚远大将军允遵旨传集青海王、台吉等会议进兵安藏及送新胡必尔汗往藏，皆无异言，覆奏并请封新胡必尔汗。以五十九年二月癸丑，封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赐金册印，定派满、汉官兵及青海兵送入藏，内外蒙各部并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亦遣使会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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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西藏于宗教之信仰则尚甚坚，圣祖以独断安边，恰中肯綮，乘青海之有信心，又和硕特与准噶尔之有仇恨，藏众则喇嘛被禁，法器被迁，亦望新胡毕勒罕如望岁。是时以大军之声威，鼓吹青海之信仰，号召内外蒙及泽卜尊丹巴喇嘛之景从，册印新颁，此真彼赝，情势自定。又发两路兵，以靖逆将军富宁安出北路，由外蒙阿尔泰山；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等出南路，由甘肃边外巴尔库尔即巴里坤。分入准噶尔境。南路兵以本年七月初一日起程，北路兵以六月十六日起程。以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青海及内外蒙、西套蒙古兵护达赖喇嘛行。阿尔泰及巴尔库尔兵攻准部，前进迭有擒斩，策妄不暇救藏。而噶尔弼自四川进拉里，稍有战事，所至第巴、喇嘛纷纷迎降，拉藏遗臣康济鼐从中起而相应。延信自青海进卜克河，策零敦多卜迎战，累败之。抚远大将军领大兵驻西宁边外理入藏诸军饷，奏言：“八月二十三日官兵进藏，探知策零敦多卜等已遁还准部，请撤驻防兵。”盖清军已平藏。执附准部喇嘛百余，斩其渠五人。达赖喇嘛以九月壬申入拉萨圣地坐床，第五辈达赖示寂几四十年，第六辈达赖始定。明年，叙藏人迎降功，封第巴康济鼐、阿尔布隆固山贝子，隆布鼐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皆拉藏时遗臣。藏安而西宁、青海、川、滇之边举安，以宗教为纲领而提挈之，初不甚费兵力，盖处之得其道也。惟准部尚在，西域未平，尚在雍、乾两朝之继述。然在康熙时则为中国所拓之藩篱，较汉、唐盛时已驾而上之，更无论宋、明两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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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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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移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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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之初，以兵事为重，其于政务，但期规复明代纪纲，即不至凌乱无序，故以引用明季旧臣为急。旧臣之肯效用，皆后世所定为贰臣，其人风骨自不足言，用其明习故事，而以满洲重臣驱策之，士大夫之风范，未有闻也。世祖朝所任宰相，初年则范文程、宁完我，稍知政体，亦不足开一朝风气。至后来引援用者，若冯铨、金之俊、王永吉、谢升、刘正宗之徒，人材卑下；又如陈名夏、陈之遴辈，稍稍用事，恩礼不终，亦不足甚惜。至傅以渐、吕宫为开国首两科一甲一名进士，用为阁臣，不过以状元宰相歆动汉人，争思入彀，其为公辅之器与否，非所计也。各部院大臣，顺治五年以前，无汉尚书缺。四年以前，都察院止有满人为承政，后始以汉人为左都御史，所用亦多为贰臣。督抚在兵事时，任用亦未如法，皆所谓过渡时代。惟清廷自入关即痛抑苛敛，有献聚敛之议者力斥之，若苏抚土国宝之流是也。故根本不朘民生，不失为开国气象。若云君明臣良，有师济之风，则犹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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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嗣位，初政属在辅臣，未见起色，熊赐履以忤鳌拜意，屡欲谴之，帝即从中保全，至鳌拜败，遂以倾害赐履为罪状之一。赐履虽非醇儒，然知尊重儒术，为圣祖讨论宋儒经说所自始。康熙初为弘文院侍读，上万言书：“请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一曰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一曰修举职业，肃官箴而奋士气。力指当时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闻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一曰庠序之教，在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不使高明者或泛滥于百家，沉沦于二氏；下之则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一曰明诏内外，一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痛陈礼坏俗奢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末言根本尤在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宜慎选左右，熏陶德性，隆师傅之礼，选侍从之贤。讲幄非事虚文，经筵非应故事。考六经之文，监历代之迹，体诸身心，为敷政出治之本。佞幸不置于前，声色不御于侧。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闲，外而大廷广众，微而言动起居，维持此身，防闲此心。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即为鳌拜所恶，请以妄言罪之，而帝不许，转迁侍读学士。复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鳌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以无据妄奏沽名议镌级，帝又原之。以迄于鳌拜逮问，复疏举经筵，即擢国史院学士。未几复设内阁，设翰林院，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即用为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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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圣祖讲学最亲且久者，莫如李光地。光地天资敏锐，读书析理能入细，御纂诸经皆光地居校理之名，当即光地主其事。故虽有伪道学之间为圣祖所觉，而恩眷仍隆。观光地自撰《语录》，诈亿不信，是其所长，不似学道人浑厚之态。圣祖尊宋学，所纂集经说，乃欲集宋学之成，故徐乾学以藏宋经学家言之富，假手于权相明珠之子性德，刻《通志堂经解》，以供搜采。乾学与性德，溺于词章，能刻《经解》，不能充道学；光地与熊赐履则愿以纂经解、治道学自任。熊、李有师生之谊，李入翰林，熊为教习庶吉士官，且于上前力保之。然以争宠相轧有隙，熊始倚修书，后移其事任于光地，熊甚憾李，李亦深谤熊，二人盖以道学为得君之专业，故人品皆不纯。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下不敢以佻达之见菲薄道学，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朴僿见摈，则熊、李犹金台之郭隗，当居招致之功，要为人君好尚之标帜耳。熊、李虽皆有伪道学之疵病，然官至极品，以清廉终，李稍任封疆，亦有政绩，究尚自爱其鼎，未尝敢尽逾道学之闲。提倡道学，究能养成士大夫风气，此亦其征验也。今略叙熊、李伪道学之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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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履于康熙十四年由内阁学士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此为《清史稿》本传文。光地《语录》述此事，穷形尽相，据言赐履既误票，帝诘问，未辨为何人所票也，赐履回阁取误票之本，插入他阁臣票本内，以同官中杜立德较粗疏，故插杜票本中，而易其一本归己，誊写所票签，取其原签嚼毁之。立德审误票之本，非己所曾阅，签上字迹，问代写之中书林麟焻，亦不认，检用过之签条，亦较本数少一条，立德向首相索额图喧争，一满学士觉罗沙麻言：“今日来过早，在南炕倒著，见熊阿里喀达即中堂。检本，口内嚼一签。”索遂与杜同启奏，熊落职回。既回寓江宁，帝犹以经义与相通问，至二十九年再起，而光地已向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