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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以康熙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此亦《清史稿》光地本传文。史馆旧传载鹏疏原文，足使光地置身无地。略言：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又言：光地有不可留者十：一则上谕十六章，首敦孝弟。二则太皇太后之丧，圣躬哀瘠。皆斥光地不能体贴则效。三则闻光地哭母甚哀，勉强衡文，必多恍惚。四则闽变时以忠贞闻，今使人疑不孝未必能忠，并议其后而叹其先。五则谈理讲道于平日，为珪为璋，倏忽瓦裂。以上五端尚与他人言略同。其六谓九月大功服，人皆谈言微刺。其七谓生童匿丧，褫革严处，万一犯者诘侍郎衰绖何以在此，何辞以对？其八谓学校之堂曰明伦，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桥门环视何？其九谓本年正月，上谕诸臣，申礼义廉耻难进易退之意，光地今日，礼乎义乎？进退难易之谓何？悖圣训而失本心。其十谓光地必曰君命何敢辞。古人丧中辞起复，曰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纲目累书以予之。皇上教孝教忠，固辞必无不允，而光地不辞而请假九月。凡此十不可留，贪位忘亲，司文丧行，宜重其罚。疏入，传旨询问，鹏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鹏愚戆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厄，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恤，谁甘面从？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其市朝若挞之羞。光地忘通丧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信其术，故哀其辞曰：‘九月且不获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鸣，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也。”疏入，得前旨，此五月朔日事。至闰五月初四日试翰林官，乃以理学真伪论命题，不可谓非为光地发矣。其后恩遇终始独隆，自缘经传汇纂，深当帝指，非重其道学门面。彭鹏两疏全文，蒋氏《东华录》载之，故旧传亦载，而王《录》删之，未知其故？《史稿》亦不载，或只凭王《录》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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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鹏第二疏谓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此实得圣祖之情。光地子钟伦于此时侍父在任，寄诸叔父书曰：“此月初一日，部覆彭无山参本，奉旨：‘李光地不准回籍，著解任在京守制。’彭前后共两疏。前疏著九卿会议，旨问彭鹏：‘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相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彭鹏，尔参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著他意思，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于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语，中间穷极丑詈矣！九卿闻旨有‘要我说不要我说’之语，皆云：‘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皇上洗发出来，还求皇上包容为是。’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鸣号，以暂泄哀情。杜门省罪，罅隙渐消，乃可相时乞归营葬。在今且当浮游随分，小抗之则大创在睫，所关非特平常也。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惨折之余，加以震动，晦冥不测，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腹多痛。侄在此真百身难分，翘首南望，心肝如焚！”此书报当日实状，所谓包容，谓不说破试出假道学耳。不准回籍，解任在京守制，悉如鹏疏所请，岂非深恶此时之光地？后来光地孙重编《光地年谱》，并将此等家书载入，未知何以不讳亲恶竟至于此？全祖望以负友、夺情及外妇之子三事深讥光地，此不能多及，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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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李以道学逢君，事未足训，然清世士大夫之风，实自道学挽之，只可云圣祖能尊道学，而世必以光地终始眷遇奉为清代道学之宗师，不但耳食者为此言，识《清儒学案》者亦盛推熊、李，则以其著书立说，尊程、朱，崇正学，辨道统，致力甚勤耳。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明季讲学之风不替，然偶一登朝，则废死戮辱，身罹其祸。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枢、柏乡魏裔介。亦道学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风气。《史稿·魏象枢传》：“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制禄所以养廉，今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圣祖多与褒纳。”盖帝之好善乐道，道学家有以察之。其后以达官而从祀文庙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则陆陇其、汤斌、张伯行是也。其讲道学而未入两庑，然治有奇绩、守有异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诸公，皆入《清儒学案》。于公最不可及，赵则以刻核太过为累。年家子戴名世与赵子熊诏同为四十八年己丑科鼎甲，熊诏状元，名世榜眼。五十年十月，赵忽举发名世为诸生时，恃才放荡，语多悖逆，今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名世以此弃市。此世所谓《南山集》案者也。名世以时方修《明史》，对南明以为犹昭烈之于汉，应存纪、传等文，《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一篇，论及此事。此何所谓大逆，在圣祖本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后之尚系人心，实为不免，盖亦种族之顾忌所促成。时当朱三太子案甫结，而太子被废，诸王竞谋继统，国本岌岌可危，赵所举发，殆适中当时之忌，遂处以大辟。而赵之事不干己，逢君之恶，实可痛恨。道学家往往有此类不情之事，则亦不可讳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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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其余纵不如是纯粹，而奇特或更过之，如于成龙诸人皆是。一时公卿，儒雅谨厚，布在朝列，不可数计，此皆所谓熏德而善良者。帝于道学之外，亦重文艺，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间若徐乾学、高士奇，则以招权纳贿闻，此即不讲学者之有才不免无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于文史得尽其长，但不令在朝久处禁近而已。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之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以《学案小识》所载，考其渊源，皆自康熙朝理学诸臣所传播种子。盖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及至季世，母后当权，宦官宫妾，败坏纲纪，而后士大夫之风扫地以尽，至今以为服官即是奔竞以得之，驱淫以享之，一入利禄之途，便为罪恶之首。移风易俗，必有好善乐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之，清圣祖所作养，后代享之而不尽，盖风气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毁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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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专家，以程、朱，陆、王为门户，而以程、朱为正统，若能诋陆、王，便足卫道。清儒亦然。但清之理学，实以帝王好尚为有力之提倡。帝王为求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实践之儒，不问门户。且圣祖虽尊道学，而于道学家故习厌武备，斥边功，皆不乐从，亦未尝有失败。三藩之变，魏象枢谓：“舞干羽而有苗格，不烦用兵，抚之自定。”则意在与三桂连和也。台湾之平，李光地谓“隔海难守”，指以与红毛为可，则何厚于异族而仇于本族之郑氏也？圣祖虽不从迂腐之说，而所有武功，又皆因势利导，非专涂人肝脑以自为功，屡奏大效，而终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勤勤讲道谈经，至老不辍，不改尊重道学面目，是圣祖之讲学，高出于诸臣上也。文庙从祀之典，汉儒以外，为道学所专享，尤以程、朱之学为正宗。清代增祀，则自康熙五十四年，增宋范仲淹。雍正二年增县亶、牧皮、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及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幹、陈淳、何基、王柏，元赵复、金履祥、许谦、陈颢，明罗钦顺、蔡清，本朝陆陇其。道光二年，增明刘宗周。三年，增本朝汤斌。五年，增明黄道周。六年，增唐陆贽、明吕坤。八年，增本朝孙奇逢；后又增宋文天祥、谢良佐。咸丰初，增公明仪及宋李纲、韩琦。七年，增公孙侨及宋陆秀夫、明曹端。同治二年增毛亨及明吕栴、方孝孺。七年，增宋袁燮及本朝张履祥。光绪初元，增本朝陆世仪；继又增汉许慎、河间献王刘德，宋辅广、游酢、吕大临，本朝张伯行。三十四年，增本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较其所增，不限于道学，事功、气节、学问、政事，其卓绝者每预焉，颇以用世为蕲向，清之食报于理学名臣者正特厚，非颛颛为道学持门面也。至程、朱，陆、王门户，识《学案》者谨守之，国家原不必局于此，陆九渊、王守仁、陈献章，明代早从祀，特《学案小识》所摈不齿数之孙奇逢则从祀，所尊为翼道之李二曲，则道光九年御史请祀，部已覆准，而特旨不从，此则好尚大异。夫唐氏之摈孙先生，谓其入清朝年已七十，不应讲学，此于门户之外，别加罪状，理极不通，道学家之横生意见往往如此。江藩《宋学渊源录》又去其有位于朝、国史应立传者不载，则似理学为隐逸者所专，而“天民”、“大人”之说荒矣，汉学家言宋学，固自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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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兴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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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朝已有御制敕纂诸书，如《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内则衍义》、《孝经衍义》、《易经通注》、《孝经注》、《道德经注》等书，具在《四库》。世祖享年不永，虽雅意右文，未能大昌文化。圣祖亲政以后，勤学好问，早岁已然。三藩作难，天下汹汹，而经筵日讲，不懈益勤。大势稍定，即开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诸书，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旧审订修补，以便承学之士。唐之贞观，宋之太平兴国，明之永乐，皆同此宏愿，而享国之永，举不及圣祖。又其用才各当，辨析心性，贯串古今，各有专学，如李光地、徐乾学辈，君臣师友，讨论从容，万几之暇，日以心力注之，不但若前代开馆承修，称制勒定而已。经则成《易》、《书》、《诗》、《春秋》四纂，字学则成《字典》及《音韵阐微》，舆地成《皇舆表》、《皇舆全图》。类纂之书，则以《朱子全书》及《性理精义》为最精粹。其供人搜讨故实，百世承用不能废之《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及《图书集成》等巨大类书，下至时令、艺术、谱录、志乘，《全唐诗》、《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总集。又有康熙间纂修未毕，刊行于雍、乾两朝者，若《明史》，若《通鉴辑览》，若《子史精华》，若《骈字类编》皆是。下至咏物题画诸诗，亦集其大成，选为巨帙，裨益学人，可谓美富矣。古帝王于一代之中，成就学林沾溉之书，多至如此，虽文治极盛之朝，未易相匹。而从古帝王所未提倡之绝学，为圣祖之特长者，更有天文、算学一事。初，历法在明末，用徐光启言，引西洋人法改新历，未及行而明亡。摄政王入京，修历西人汤若望即上言：“所订历推得本年八月朔日日食图象，乞届期遣官测验。”遂改用《时宪历》名，颁行天下。既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攻讦新法，又有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纠汤若望之谬，言《时宪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尤不合。时皇子荣亲王即董鄂妃所生而殇，若望以官钦天监，选择葬期，光先等纠其山向年月俱犯忌杀。历与星命并为一谈。廷臣不解历法，惟知排外，于康熙四年，议若望罪至凌迟，科官斩决，敕若望免，余依处斩。于是复用明《大统历》旧术，以光先掌监务。光先初不甚解推步，康熙七年颁明年历有闰，既又自知有误检举，谕天下停止闰月。时若望已死，其徒南怀仁言所颁各法之谬，测验皆合。于是斥光先，用怀仁为监副，恤若望。自九年始，复用新法。于是圣祖始逮治鳌拜，实行亲政，于新旧历法之纠纷，盖有意究其故矣。圣祖习算学，今宫中尚往往得当时算草，而与梅文鼎之学最契。有杨文言者，亦精天算，为诚亲王允祉撰《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一种有借根方术，据文鼎孙瑴成言，圣祖亲以此术相授，而后悟金、元时之天元一术。文鼎书中所未言，然则得诸《数理精蕴》，疑为文言所传习也。借根方为西人算学，乃代数术之旧名，亦其初境，而当时以为西名“阿尔热八达”乃东来法之意，然则由东方之天元一术，转为西方之借根方。借根方者，借一根为未知数，与立天元一同，辗转求之，恒得带纵各乘方式，开方而后得数，故谓之借根方。始借根以入算，后借方以得数也。此与天元一术无异，与普通代数术亦无异，圣祖学算之所造如是。而步天测地，用经纬线以绘舆图，皆自康熙朝创之。算术已沟通中西，帝王之学，儒者专门习之，仅与相副，此实好学深思之效，若再假以年，更为国中学人鼓倡，或早与西人科学之进步相提携矣。清一代算学，以梅氏为功力最深，亦与圣祖之学为最有声气，节录梅氏祖孙本传文证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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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梅文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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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康熙二十八年。至京师，谒李光地，谓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而经生家犹若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趣也。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大显。”因作《历学疑问》三卷。光地扈驾南巡，驻跸德州，有旨取所刻书籍回奏，光地匆遽未及携带，遂以所订《历学疑问》谨呈。求旨：求当作奉。“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将书留览将发。”二日后，召见光地，上云：“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子细看阅。”光地因求皇上亲加御笔，批驳改定。上肯之。明年癸未春，驾复南巡，于行在发回原书，面谕光地：“朕已细细看过。”中间圈点涂抹及签误作龠。贴批语，皆上手笔也。光地复请此书疵缪所在，上云：“无疵病缪，病字当衍。但算法未备。”盖其书本未完成，故圣谕及之。未几，圣祖西巡，问隐沦之士，光地以关中李永、河南张沐及文鼎三人对。上亦夙知永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抚臣扈从，上问宣城处士梅文鼎焉在？光地以尚在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四月十九日，光地与文鼎伏迎河干，清晨俱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如是者三日。上谓光地曰：“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连日赐御书扇幅，颁赐珍馔，临辞，特赐“绩学参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孙瑴成内廷学习。五十三年，瑴成奉上谕：“汝祖留心律历多年，可将《律吕正义》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错处，指出甚好。夫古帝有‘都俞吁咈’四字，后来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间，亦不喜人规。观此皆是私意，汝等须竭力克去，则学问长进。可并将此言写与汝祖知之。”恩宠为古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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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鼎孙《瑴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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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术，瑴成谓立天元一即西法之借根方。其说曰：“尝读《授时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为天，而元学士李冶所著《测圜海镜》亦用天元一立算，传写鲁鱼，算式殊不易读。明唐荆川、顾箬溪两公，互相推重，自谓得此中三昧。荆川之说曰：‘艺士著书，往往以秘其机为奇，所谓天元系，如积求之云尔。’漫不省其为何语。而箬溪则言：‘细考《测圜海镜》，如求城径，即以二百四十为天元半径，即以一百二十为天元，即知其数，何用算为？似不必立可也。’二公之言如此。余于顾说颇不谓然，而无以解也。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且谕曰：‘西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法之指南。窃疑天元一术之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焕然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似之而已。夫元时学士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乃历久失传，犹幸远入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忘所自，而明人视若赘疣而欲弃之。噫！好学深思如唐、顾二公，尚不能知其意，而浅见寡闻者又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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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盛明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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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遗民无可归向，乃移而属诸隐遁之故明皇子。其时朱三太子实在民间，虽莫能迹其确址，风声自不可尽泯。吴三桂起事之年，京师亦有朱三太子事开始。自是隐约出没，恒挂人口。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谒明太祖陵，敕访明后，备古三恪之数，且举元后蒙古之恩礼不替为证，天下未尝不闻而义之，然决无人敢冒死希此荣宠。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国之恨，光复之愿，则虽屈于无力，亦决不欲出臣清朝；而其它故明疏属，亦莫有入网罗者。则满洲人之深忌华夏故主，诚中形外，人尽喻之，可想见矣。至四十七年乃卒泄漏朱三太子真相，审理既确，卒以假冒诛之，尽杀其子孙。此事余别有述，不备载。夫历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以为明讨伐叛乱入关，有国亦已六七十年，拟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语。夫曹魏代汉而山阳有国，其亡乃在晋永嘉之乱；司马代魏，陈留就封，其卒亦在晋惠太安之初。曹、马世称篡窃之凶，犹能容前代之君如此。圣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种族之见，惟恐人望之有归，此则后来排满，亦自种之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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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以儒学开一代风气，儒家言：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身修则家齐，然后可以治国平天下。圣祖过举无多，不可谓身不修，然诸皇子之狠戾残贼，太子旋废旋立，既立复废，临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驾亦有疑义，复开兄弟相杀之端，此亦人伦之变矣。帝于诸王，纵之太过，教之太疏。始立太子，亦留心为择师保，而为权幸所间，敬礼不终，后遂无正人敢为太子师者，太子亦不复择师。观应诏陈言之董汉臣，当太子有师保时，而以“谕教元良”为说，与“慎简宰执”并举，则太子必有不率教之征象。而为太子师者即汤斌，斌亦言惭对董汉臣，盖有不可显言之故在。其“慎简宰执” 一言，侵及明珠、余国柱，阁臣合而仇言者，汤斌为众矢之的，几获重谴。当是时，明珠权倾内外，正人悚息，以倾轧牵及太子之师，无从施教。太子如此，诸王可知。圣祖于训子之事，不列于政治朋党之外，旗下人家视教子之师为教书匠，此风在圣祖时已然，殆亦关外遗传之弊习也。录其事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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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理密亲王允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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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圣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太子方幼，上亲教之读书。六岁就傅，太子以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于十八年为六岁。令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太子十三岁。上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起原任直隶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介旋以疾辞，逾年斌亦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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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东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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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叙汤斌奏永禁苏州上方山五通淫祠后，即云：“先是廷臣有言：‘辅导皇太子之任，非汤斌不可者。’至是上谕吏部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领宫僚，专资赞导。江宁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久宜援擢大用，风示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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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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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不雨，诏臣工直言得失，灵台郎董汉臣以“谕教元良，慎简宰执”奏。御史陶式玉劾汉臣摭拾浮泛之事，夸大其词，请逮系严鞫。下九卿议，有欲重罪汉臣者。寻奉特旨免议。大学士余国柱以汤斌当九卿会议时有惭对董汉臣之语。传旨诘问，斌奏：“董汉臣以谕教为言，而臣忝长宫僚，动违典礼，负疚实多。”上以词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资性愚昧，前奉纶音，一时惶怖，罔知所措。年来衰病侵寻，愆过丛集，动违典礼，循省自惭，乞赐严加处分，以警溺职。”上因其遮饰，仍不明晰，严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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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蒋《录》所有，而王《录》皆无之，殊为可异。有何可讳而烦删削？如《实录》未削而王氏不录，岂以此为无关政事耶？旧国史馆《汤斌传》又悉载入。要之当时宰执之非人，固大不理于人口，而与元良之教并举，则太子失教，亦为一大事可知。明珠擅权，余国柱济恶，阁员悉受指麾，廷臣多承意指，汤斌之由巡抚入为太子师，亦由明珠辈不得婪索于苏省，怂恿内召，机械变诈，盛极一时。圣祖无尊重子师之诚意，清代名流，以汤为一代名臣之最，记其言行事实者极多，《史稿》略采众说，得其大意，与旧史馆传统为官样者有别，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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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汤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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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明珠用事，国柱附之，布政使龚其旋坐贪，为御史陆陇其所劾，因国柱贿明珠得缓。国柱更欲为斌言，以斌严正不得发。及蠲江南赋，国柱使人语斌，谓皆明珠力，江南人宜有以报之，索赇。斌不应。比大计，外吏辇金于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二十五年，上为太子择辅导臣，廷臣有举斌者，诏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率宫僚，专资辅翼。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风有位，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将行，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初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争论下河事，久未决。廷臣阿明珠意，多右辅。命尚书萨穆哈、穆成额会斌勘议。斌主浚下河，如成龙言。萨穆哈等还京师，不以斌语闻。斌至，上问斌，斌以实对，萨穆哈等坐罢去。二十六年，五月不雨，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下廷议，明珠惶惧，将引罪。大学士王熙独曰：“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斌后至，国柱以告，斌曰：“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上卒免汉臣罪。明珠、国柱愈忌。摘其语上闻，并摭斌在苏时文告语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以为谤讪。传旨诘问，斌惟自陈资性愚昧，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等又连疏劾斌。会斌先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介以老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侥幸求去，且及斌妄荐，议夺斌官。上独留斌任。国柱宣言：“上将隶斌旗籍。”斌适扶病入朝，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将击登闻鼓讼冤，继知无其事乃散。九月改工部尚书，未几疾作，遣太医诊视。十月自通州勘贡木归，一夕卒，年六十一。斌既卒，上尝语廷臣曰：“朕遇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斌祸且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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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介，登封人，与斌俱先以词臣为监司，解官师事孙奇逢讲学，为清道学名儒。斌荐与同辅太子，正是重视辅导太子之责，斌遭构忌，牵连及介，遂并休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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