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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奴儿干都司、乌斯藏都司、朵甘都司的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军官，皆由当地的部落首领担任，而且可以世袭。他们必须统一接受朝廷的节制，并定期进贡；除此之外，基本上不需再负有其他义务。需要说明的是，正德朝时，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已经废弃，但原设于该区域的一些土著卫所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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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朝贡圈子是亲密的藩国区，主要国家有东北的朝鲜，东南的琉球，南边的安南，西面的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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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藩国具有比较明确的臣属感，进贡比较频繁，与朝廷的关系比较密切。朝廷也视他们为重大利益相关者，对它们的关心仅次于内地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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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国在永乐年间曾一度被撤销藩国地位，改置为郡县。当地的豪杰不愿服从，奋起反叛，赶走朝廷的官员与军队，重新恢复为自治国家。不过，尽管他们与朝廷兵戎相见，杀得不可开交，可一旦获得自治地位，马上遣使请求皇帝册封。皇帝虽然无力阻止某人在安南国称王，但此人如果不经过皇帝的诏命认可，他就处于半非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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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朝贡圈子比较特殊，他们虽然经常进贡，与朝廷往来频繁，但基本上不服从皇帝的权威，皇帝也无力对他们施加影响。明朝对这类国家的管理完全是防御性的，皇帝的权威只能体现在外事礼仪之上与官样的文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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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国家主要有草原上的鞑靼国和瓦剌国、东海中的日本国、西域的吐鲁番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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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国家常常被定义为捣乱者，尤其是草原上的鞑靼与瓦剌，它们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远超过所有的属国——朝廷对他们基本不能要求什么，他们愿意进贡就进贡，愿意劫掠就劫掠，完全随他们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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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实实在在的敌人，却不妨碍皇帝视鞑靼与瓦剌为臣属，因为在明朝这个大家庭中，不可能所有的臣子都孝顺，即便出现一两个冥顽忤逆的儿子，也不能算不正常。绝对和睦的大家庭是没有的，吵吵闹闹，不可能完全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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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朝贡圈子是与朝廷往来比较频繁的较远之国，例如西方的撒马尔罕国（即帖木儿汗国，核心区域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哈烈国（在今阿富汗附近）等；南方的真腊国（在今柬埔寨境内）、暹罗国（在今泰国境内）、占城国（在今越南中南部）、苏门答腊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爪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苏禄国（在今菲律宾境内）、马六甲国（在今马来西亚境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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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向明廷进贡，虽有一定的政治考量，更多却是为了商业利益，因为他们每次进贡，一般都能得到皇帝的超额赏赐；而且，他们还能趁机与中华上邦做生意。朝廷接受它们朝贡，主要考虑政治礼仪，所以有时对他们过于执着商业利益的行为不胜其烦，常常出台措施，限制它们进贡的次数与使团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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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国家与朝廷的政治关系也不可忽视，假如他们的国内发生变乱或遭到邻国入侵，到京城请求朝廷出面干涉的事情并不罕见。不过，朝廷自宣德之后，就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干涉的意愿不是很强烈；有时为了颜面，也仅仅是下诏要求作乱者或侵略者停止他们的不法行为，却从不直接出兵，或者像汉、唐那样，借助天子的权威，派员持节组织属国联军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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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本有许多机会扬威域外，可最终都放弃了。葡萄牙人与跟随其后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能在东南亚诸岛上自由行动，就与朝廷的不作为有关。假如当时明朝坚决履行自己的义务，给马六甲、苏门答腊、苏禄等国提供支持，这些刚刚崛起的西方海上强国，将很难在那里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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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朝贡圈子是与朝廷往来比较生疏的遥远之国，例如天方国（在今阿拉伯半岛）、古里国（在今印度南部）、麻林国（在今肯尼亚）、拂菻国（即拜占庭帝国）等。据史籍记载，这类国家有六七十个之多，它们与明朝几乎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所谓朝贡，主要是为了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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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计算明朝的疆域面积，一般只算到羁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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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发现大明 2. 为什么不设宰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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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政府组织，与此前的历代朝廷有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不设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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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之初，沿袭元朝旧制，朝廷是有宰相的。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朱元璋顾忌宰相职高权重，废去宰相一职，并且严厉告诫子孙不得复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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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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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此举是对相权膨胀的一个过激反应，他本可以学习汉、唐，分削相权，大可不必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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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是皇帝的辅助者，其权力的大小，与皇帝的个人能力呈此消彼长之势。一般而言，宰相都由才识卓越的饱学之士担任，而皇帝的个人能力则不确定。假如皇帝英明，宰相的权力就会受到遮蔽；假如皇帝暗弱，宰相的权力就容易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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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相权威胁皇权的问题，自汉朝始，即逐步发展出一套制约相权的机制，具体说来，大致形成了外朝、中朝与内朝。外朝由宰相统领，中朝由领尚书事统领，内朝由中书令等宦官统领。外朝的宰相统领百官，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中朝的领尚书事预览分拣各种给皇帝的奏章，充当皇帝的顾问；内朝的宦官则是皇帝的生活与政治秘书。假如遇到重大事情，皇帝可以通过御前会议，召集宰相与中朝官员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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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为了规范管理，设计形成了三省六部制。外朝变成了尚书省、中朝与内朝变成了中书省，另设了一个门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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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个执行机构，没有决策权。朝廷的决策权在中书省，原则上，朝廷的政令都出自中书省；但是中书省并不能一家独大，因为它有个制约机构，那就是门下省。中书省拟定的所有诏书敕令，必须送达门下省审议；如果门下省不同意，可以涂归封还——即便这道命令已经预先经过了皇帝签字，也照样白费。在具体实践中，这种相互制约的权力安排，容易形成相互扯皮现象，效率往往会大打折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采取了变通的手段，规定朝廷在下诏敕之前，中书与门下两省要召开联席会议，预先统一意见。如此，便形成了政事堂议事制度。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虽然名义上都是宰相，但假若尚书省的长官不被允许出席政事堂会议，就不能算真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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