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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时候，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又有创新。他们干脆将三省合并为一，设置“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充当宰相，相权空前扩大。为平衡宰相的职权，他们又把宰相的财权与兵权单独抽出，设立三司与枢密院，因此三司使被称为计相，枢密使被称为枢相。计相与枢相不归宰相统辖，实际上等于分割了宰相的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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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开基，大体承继了宋朝的体制，将权力归于宰相主管的中书省，另外设立尚书省理财，设置枢密院管兵。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尚书省与枢密院的职权被逐步弱化，中书省一家独大，宰相权力达到了最高峰，以致常常能够左右皇帝的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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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灭亡后，朱元璋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感到相权过分扩张弊大于利，而且会威胁到皇权。因此，他刻意借胡惟庸谋反这个由头，索性废去宰相。可是宰相虽废，宰相的那一大摊子事，还需有人继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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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把宰相的事权下放，加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权威，让六部尚书把宰相的事权给分了；第二个办法是把宰相的决策权上收，全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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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很快老朱就有了新的烦恼，朝廷的事务太过庞杂，他从早忙到晚，犹不能处理利索。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仅八日间，内外诸司报到朱元璋案头的奏章，就多达1160件，涉及3291件事；平均起来，他每日要批阅奏章145件，决断411.4件事。这个前皇觉寺的和尚，尽管明达世故，精力旺盛，体格强健，也感到疲惫，难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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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不得已之下，朱元璋参考宋朝的翰林制度与知制诰制度，给自己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称之内阁——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让他们分拣奏章，备作顾问，并依照皇帝的吩咐，拟写圣旨。实际上等于恢复起了汉代的中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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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朝制度的弊端是：假若皇帝英明，它不过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而假如皇帝孱弱，它则会自然侵夺皇帝的决策权。朱元璋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敢保证他那些生长在深宫妇人之手的后代子孙们，能有他这个游方和尚的阅历与才略。为防止内阁未来膨胀，他有意将诸大学士的品级定得很低，官衔只有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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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朱千算万算，最后还是失算。他废除宰相的目的，本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可后来的演变恰恰相反，他的子孙不仅没有独裁起来，反而将更多的权力失给了臣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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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宣德年间（公元一四二六年至公元一四三五年），鉴于政事的繁多与复杂，朝廷不得不允许内阁预览各部门报送的奏章，且要求他们草拟处理意见，报皇帝裁夺。这样久而久之，皇帝对具体的政事越来越生疏，他们既没有能力事事探究原委，也难以理解事情的曲直，遂渐渐成了画押用玺的工具，将自己半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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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朝时，宰相或领尚书事处于三公的位置上，地位极高，他们与皇帝有一定的分权，而且不离皇帝左右，常与皇帝坐而论道，共同裁决政事，因而君臣一体，既能为皇帝分担一部分责任，又能让皇帝得到足够的锻炼，所以汉朝的皇帝日常必须真参政，他们想偷懒都比较难。另外，汉朝的领尚书事与宰相、御史大夫，同属事实上的宰相，他们分署办公，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监督制约，而明朝没有这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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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上朝理事，表面上非常勤奋，早朝、晚朝就像按点上班一样，一丝不苟，但是形式重于实质，几乎沦为了例行的礼仪——内阁依照一定的定额，提前一天选出紧要上奏的事务，票拟出处理意见，报给皇帝，上朝时皇帝走过场，依照内阁的意见颁传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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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朝时，假如国家出现灾事，皇帝一般会让宰相承责，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宰相，很多都是谢罪自杀而亡的。明朝没有正式的宰相，名义上皇帝独断乾纲，这自然衍生出这样的一种逻辑：皇帝要对国家的一切负有直接责任，无可推脱；可实际上，皇帝躲在深宫中，缺乏历练，对政事又不够专业，无力真正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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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除正常在朝堂上礼节性地与臣下见面外，都怕与大臣们坐以论道——他们一是担忧在臣下面前露拙出丑，二是担忧被大臣们责难。明宪宗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只在公元一四七一年冬天，因为彗星反常出现，不得不与内阁大臣议过一次政。在会见大臣之前，他非常紧张，亲近宦官不得不反复叮咛鼓励说：“初见之时，倘若感情还不甚融洽，请不要多说话，姑且等到日后再作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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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的儿子，也就是正德天子的父亲朱祐樘，以仁智著称，他在执政十年后，也就是公元一四九七年暮春，才在文华殿会见过一次大臣，当时被视为盛事。那是三十年间明朝皇帝第二次与大臣坐而论道，而且会面的时间非常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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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虽然不愿直接处理政事，但并不等于他甘愿把所有权力都转移到内阁，形成后来英国那样的虚君责任内阁制。英国的内阁制，其理论前提是：内阁的权力来源于议会，议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人民的权力来源于神。明朝的内阁制，其理论前提是：内阁的权力来源于君，君的权力来源于上天。明朝人的上天，不是基督教那种人格化的神，它指的是自然宇宙的法则——朱熹所说的天理，上古圣贤所言的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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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朝皇帝的事权虽然有弱化的倾向，但他是人间所有权力的来源，理论上拥有着至高无上的量裁权。只是这种量裁权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要受天道的约束，而天道的具体体现，就是古老的礼法与祖宗设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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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批评传统的中国社会重人治，不重制度，实在是对古代社会的误解。就明朝而言，那时的朝廷不仅重视制度，而且重视到了近乎邪门的地步，以至于常常影响到政府的施政效率。那时，权力基本上是在笼子里运行，上至皇帝，下至臣僚，都受到严格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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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朝的制度多么完美无缺，它也有许多弱点；只是，它并不像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糟糕，它能支撑二百多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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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德朝时，明朝中央的权力运作机制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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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衙门的奏章，直至布衣人士的上书，都预先汇集到通政使司进行分类，重要的送入宫中，例行的或不重要的进入内阁。进入宫中的奏章由太监负责的司礼监汇总撮要，报与皇帝预知，然后再转入内阁。内阁经过集体商量，对上报的各项事务草拟出初步处理意见，写在一张纸上，称作“票拟”，附在原奏章上，转给司礼监，报送皇帝批准。皇帝阅后，用朱笔做出批示，称为“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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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奏章，皇帝一般都恩准内阁的票拟；但遇到重要的、敏感的事情，却要费一番周折。对于这类事情，皇帝大致已经预闻。假如内阁的票拟不合皇帝的心思，皇帝便派太监与内阁沟通协商；假如沟通不成，皇帝有时还会亲自出马，与阁臣们沟通；假如还沟通不成，一般要召集相关的文武官员集体讨论，以便统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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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皇帝想强力推行自己的意见，他会提前传口谕给内阁，让内阁根据自己的意思票拟；甚至有时不与大臣们沟通，便径行下旨，但是这要看内阁给不给他面子，假如内阁不给他面子，可以将皇帝的圣旨封驳，不予下发。有时即便内阁拗不过皇帝，勉强同意下发，但这样的圣旨也要过六科给事中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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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给事中，就是分驻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给事中。给事中科的主官级别很低，只有正七品，他们与内阁成员不同，内阁成员虽然本官级别低，但都兼着各部尚书，所兼职的级别为正二品，在实权官员中为最高，所以权高位尊；而给事中的级别是实实在在的低，他们没有兼职，虽然权力极大，却算是小官。原则上，所有诏旨的下发都最终要过给事中这一关，假如给事中不同意下发执行，他们也可以封驳；而且，假如他们发现皇帝有私心，还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激烈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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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所有下发到给事中科的诏旨及所附奏章，都是公开透明的；因为给事中要把每份奏章与诏旨抄下副本，照实集其精要，汇编成邸报，几天出一期，下发给各级官员，而且允许群众自由传抄。奏章的内容五花八门，所以邸报的内容也颇为丰富多彩，既有时政新闻，也有一些大案要案、奇闻异事等，因此深受欢迎，在民间拥有广泛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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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给事中还经常把一些没有经过御览批红的奏章刊登公开。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等于曝光政府的内部分歧，大有让天下人议天下事的意思，相当于现代西方国家现场直播议会争论，以至于后来的崇祯皇帝登基后，要专门下诏制止：“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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