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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四九一年（弘治四年），全国的户数约为911万，人口约为53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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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五七八年（万历六年），全国的户数约为1062万，人口约为606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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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数字颇为吊诡，连当年修《明史》的清朝史官也禁不住发问：“太祖当年刚刚经历战乱，人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多？其后承平日久，人口为什么反而不如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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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的看法，明朝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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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从朱元璋开国（公元一三六八年），到宣德十年（公元一四三五年），为发展兴盛期，共历五帝，约有六七十年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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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自正统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至弘治十八年（公元一五〇五年），为平稳期，共历五帝，也有六七十年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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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自正德元年（公元一五〇六年）。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年），为衰落期，共历四帝，约有一百一十年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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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自泰昌元年（公元一六二〇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为局势糜烂期，共历三帝，二十余年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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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四年时，恰是正德皇帝的父亲孝宗朱祐樘坐江山，明朝已经发展繁荣了一百二十多年，与开国初期比，人口不增反减，确实有悖常理。因此，现代的明史研究者一般认为，明朝的人口数字，除了洪武二十六年的那项统计比较准确外，其他皆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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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具体详情后面自有分析，这里权且引用几个历史人物的话，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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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周忱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口逃匿，无法准确统计：“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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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明朝遗民谈迁则说：“户口繁于国初减于今日，何也？国初给户帖：子女若干，岁减获若干，指田若干亩，屋若干楹，牛若干头。丝毫毋隐，否者立死戍，故版籍为盛。彻是以降，法令寝弛，势得以容其奸，凡登于版籍，俱男不妇，主而不仆，虽详明之吏，不能家阅而户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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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学者何炳棣说，明朝自永乐之后，人口统计数字基本都是瞎编乱造：“如果还需要更多明代后期黄册人口资料绝不可靠的证据，那就是清初一位官员上奏建议停止编造这种无用的黄册，他在明代的旧档中发现，在崇祯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年）的某些黄册中，户口竟己经预造至崇祯二十四年（公元一六五一年）——明亡后的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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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研究明代人口的学者惯常采取的方法，是以洪武年间的人口统计数字为基数，乘以一定的人口增长率，推算明朝某一时期的人口数。这种方法虽然非常不客观，但相对而言，要比瞎编乱造稍微靠点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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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口的增长率，一般认为，明朝前期大概在6‰至9‰左右，假如我们取一个低值，确定为6‰，那么从洪武二十六年到正德九年，即公元一五一四年，明朝的人口数字应该至少增长到了一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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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意大利人口学家马西姆·利维巴茨提供的数据，公元1500年前后，全世界的人口总数约为4.61亿，其中亚洲的人口约为2.45亿，欧洲的人口约为0.67亿。那么，以此推算，五百年前明朝的直辖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为22%，与公元二〇一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辖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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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田亩数字与人口数字相类，也有些令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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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公元一三九三年（洪武二十六年），朝廷核全国田亩，总计约850.8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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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五〇二年（弘治十五年），朝廷核全国田亩，只有422.8万顷，比洪武年间减少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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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五〇六年，正德天子登基时，户部记录的全国田亩数为469.7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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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五七八年（万历六年），朝廷听从大学士张居正的意见，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总得田亩数为701.4万顷，又比正德时期多出了二百多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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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田地不同于人口，极难藏匿，且田亩数据关系到朝廷的赋税收入，深为各方重视，按照一般的常理，它不应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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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开这个谜团，还需从朱元璋当初制定的土地及赋税政策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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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三八七年，天下初定，朱元璋为了迅速建立经济秩序，命人普查全国官民已占有的实际土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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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政府将田主与其所占有土地一一对应，经过正式确权后，编类成册，作为管理与收取税赋的依据。因政府编制的档案图册田丘层层，状如鱼鳞，故号称“鱼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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