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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等纷纷上行下效——他们要么公开请求皇帝赐地，要么巧取豪夺，侵占民田。土地兼并之恶风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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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传奉官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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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奉官就是不经礼部的选官程序，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吏部选官非常严格，要经过漫长的考核、选拔、评议等程序；高级官员的任用，还需要廷推、部议等，基本上公开通明。有些皇帝的宠妃、宦官若想推荐某位亲朋为官，正常程序很难走通，因为假如吏部举荐不到皇帝那里，皇帝也没有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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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成化帝朱见深却带头破坏朝廷的选官制度。一四六四年春，他上任不到一个月，便私授一个叫姚旺的工匠为文思院副使，开了传奉官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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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奉官既非科举出身，也没有经过培训历练，骤然为官，其素质很难得到保证；而且他们的官职为皇帝私授，吏部及都察院难以考核、监督他们，所以往往恣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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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八三年，御史张稷上疏抱怨说：自有传奉官之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者，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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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朝这类传奉官极多，朱见深有时一传旨就任命上百人。据说，仅梁芳一人取中旨授的传奉官，就累达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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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帝朱祐樘在东宫时，就听詹事府的亲近官员偷偷讲过朝中的实情，所以他在一四八七年九月初六日正式继位后，立即有针对性的开始整顿朝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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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一日，他斥责方士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贬李孜省与他的同伙邓常恩、赵玉芝等到陕西北塞戍边；贬梁芳为南京少监；贬万喜为指挥使。此时，汪直因失宠，早已被成化帝贬到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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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下诏淘汰传奉官等两千余人，又贬遣西番法王、国师，禅师、真人等一千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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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一日，罢免首辅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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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祐樘在宫中得到一小箱的奏疏，内容谈论的全是房中术，署名为“臣万安进献皇上”。他立即让太监怀恩把这个小箱子拎到内阁，展览给大家看，对着万安说：“此是大臣应干的事吗？”万安羞惭地跪伏流汗，却不肯请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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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科道官员弹劾万安的奏章入宫，朱祐樘让怀恩拿去，交给万安自己读。万安跪地哀求，还是没有自求退休的意思。怀恩见他如此贪恋，直接过去，摘下他的牙牌说：“可以走了！”万安这才惊恐回家，上书请求退休，其时他已七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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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八日，内阁成员尹直被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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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成化朝的四名内阁成员只剩下了刘吉一位（彭华早已病退）。弘治帝诏命吏部左侍郎徐溥与东宫侍讲官刘健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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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溥为宜兴人，廉洁谨慎，庄重正直。刘健为洛阳人，性格质朴倔强，学问精深，胸有经世济民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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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能在首辅的位置上继续混下去，得益于脸皮厚与善用权谋。他每次听到有对自己不利的议论，便立即屈尊献媚，在傍晚时分，敲开负责进谏官员的家门，祈请他们不要弹劾，并用越级升迁等手段诱惑他们；假如有个别官员不给他面子，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打击报复。对于同事徐溥与刘健，他曲意逢迎，凡这两人的建议，他都爽快地署名，给皇帝的感觉是，这个内阁班子非常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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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能掩饰一时，却不能掩饰一世。公元1491年冬季，朝廷任命礼部尚书邱浚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邱浚也是个博学廉洁的名臣，他入阁对声名狼藉的刘吉显然不是个好兆头，因为按照惯例，内阁成员一般三位，新进一位就需出局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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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秋天，皇帝要封皇后之弟张延龄为伯爵，命刘吉写封爵文书，刘吉认为这次封爵不合规矩，拒绝撰写。这是刘吉少有的正直行为，皇帝感到借这个机会免他的职务，能照顾他的名声，所以立即派人暗示他退休，刘吉黯然离开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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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弘治帝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是改变了听朝制度。他先是罢了华而不实的午朝，将听取官员简奏、接见朝觐的文武官员、面辞出京赴任的地方官等事务，全部合并到早朝进行。继而，他又听取吏部侍郎杨守陈的建议，强化文华殿办公制度，规定退朝后，皇帝到文华殿批阅奏章，命令内阁大臣一人、讲官两人，坐在前殿右厢房内，随时恭候皇帝的疑问。必要的时候，还要召大臣入便殿，以御前会议的形式，与宰辅们坐以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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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与诸位内阁先生坐以论道的制度没有落实，但在文华殿办公的制度却大致坚持了下来，这相比于成化朝而言，是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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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华殿办公，虽然形式上还是皇帝独裁，但毕竟有轮值大臣侍候在旁边，可以随时顾问；而且皇帝不好偷懒，太监不好插手政务，假如皇帝想深刻了解某件事，还可随时召见当事的官员，方便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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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朝政安排出条理后，大约从公元一四八八年以后，弘治帝朱祐樘开始锐意守成，他试图把每件政事都办好，把每个遇到的问题都尽量圆满解决。这一时期朝廷政治清明，人心安定，有中兴的迹象，皇帝本人也比较满意，他有时甚至产生出一些骄傲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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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五〇四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忧患起来，让他疑心他所打造的小盛世其实只是金玉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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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原内阁首辅徐溥与阁僚邱浚都已病死，刘健升任首辅，李东阳与谢迁入阁。李东阳是茶陵人，性情高洁，精通诗文，为当时的文坛领袖。谢迁是余杭人，仪表魁梧，正直聪明，议论不避讳。他们三人被认为是黄金组合，并称贤相，当时有人编政治段子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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