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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曲阜阙里修建的文庙完工，李东阳奉命前往祭告。回来后，他上了一封奏疏，谈论他在地方上的见闻，其中主要说了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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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说此行正遇上天津一带大旱，夏麦干枯，秋粮没有种上，运河上拉舟的纤夫面有菜色，衣不蔽体；沿途到处都有盗匪出没，青州尤其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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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听一些南方来的客人说，江南与浙东等地也有饥荒，流浪的人充斥路途，官库空虚，存粮居然不足十天之用。东南地区是朝廷的赋税重地，发生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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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听沿途的吏民议论，朝廷吃闲饭的人太多，国库开支混乱，导致苛捐杂税过重，民不聊生；京中土木工程也太多，导致军卒劳累，军费匮乏，士气低落。而世家豪族，兼并的田地连郡跨县；皇室亲王，所供需的白银竟达二三十万两之多；游手好闲之徒，借皇亲国戚的名义，随便设关卡，收取商税；还有那些管织造的宦官，以及管理河道的官吏，无不肆意妄为，争相鱼肉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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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内阁精心设计的一封奏章，目的是要提醒皇帝，不可为华丽的表象迷惑，整个社会实质上已经破败，再不从根本上改革，可能会酿出灾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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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祐樘看过这篇奏章后，深深受到震动，他嘉许感叹良久，下发相关部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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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鞑靼诸部侵入大同附近，与官兵大战于焦山，杀死了墩军都指挥郑瑀，并将之残忍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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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闻讯大怒，准备调京师一万人讨伐。刘健不同意，李东阳也说：“近日鞑靼与朵颜在潮河会盟，古北口一带非常可虑。假如他们用的是声西击东之计，我方兵出大同，未免顾彼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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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太监的鼓动下不死心，又在便殿召见兵部尚书刘大夏，问道：“我朝太宗皇帝（指永乐帝朱棣）屡屡出塞，现在我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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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夏回答：“陛下的神骏威武固然不落后于太宗皇帝，可现在的将士却远远不及太宗当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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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夏的话让皇帝黯然，更让他惊心。至此他才真正明白，自己当家十几年，自认为通晓世事，实际上却浮在表面，对事情的真相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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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刘大夏能说实话，所以频繁召见他秘问一些问题。例如问：“卿上次说当前已经民穷财尽，可是自祖宗朝以来，赋税的收取都有定额，现在为什么竟然到这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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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非常深刻，刘大夏没有能力深入回答，只能归咎于宫廷开支的扩张，说：“正是因为现在收取赋税不按规矩，比如粤东、粤西两地，现在每年额外敛取的香药木材，折合银两大概数以万计，视此一点就可以知道其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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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又问：“朝廷军队的财力怎么样？”刘大夏回答：“贫穷的与普通民众一样。”皇帝好奇地说：“士卒在营有月粮，外出征伐有行粮，国家供应充足，为什么还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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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像上一个问题一样，触及到了深层，刘大夏同样不能深入回答，只是说：“各军将帅侵吞过半，他们怎能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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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祐樘喟然长叹道：“朕临朝称尊这么长时间，竟然不知道天下军民如此困窘，我有什么资格当天下之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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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敦促朝臣谋划进行深度改革，准备励精图治，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局面，然而他却没有了这样的机会。一五〇五年四月底，这位皇帝偶染风寒，吃了太医开的药之后，非但没有好转，还流鼻血不止，于当年五月初七日午时去世，享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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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发现大明 5. 入继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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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祐樘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宝贝儿子朱厚照。初六那天，他病情加重，忙在乾清宫召见刘健、李东阳、谢迁等重臣，说：“朕自知天命。朕登基以来，遵守祖宗法度，不敢稍有怠荒，天下的事确实烦忧你们了。”接着又说：“东宫太子今已15岁，尚未婚配，你们可速令礼部去办这件事。”众人都回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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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诏命司礼太监入内宫接受遗诏，就让他在病榻前书写。事毕，朱祐樘挣扎着坐起来，拉着刘健的手说：“先生们这些年辅佐朕，用心良苦，朕心里全都明白。东宫太子年幼，性好贪玩，你们当教育他读书，辅导他成为一个有才有德的君主！”刘健等泣不成声，叩头领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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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皇帝召来太子，告谕他效法祖宗，任用贤德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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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八日，太子朱厚照即皇帝位，定次年为正德元年。颁下大赦诏书等四十四条，除赦免普通罪人，及免除弘治十六年之前各地拖欠的租赋之外，还宣布广泛地改革各种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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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十四条诏书，乃内阁顾命大臣为弘治帝规划的改革秘案，其要旨有二：一是深度推行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尽刷近侍之权，复太祖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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