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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恢复他老爹弘治朝的优秀传统，重视内阁，阁臣只用正直廉洁、恭谨持重的名臣，像焦芳那种喜欢爆粗口、肆无忌惮谋私之人，或像曹元那种只会讲烂段子、投机逢迎之人，绝不能再让他们混入内阁。朱厚照不是昏庸之君，他只要用心，还是能够分辨香与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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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减少玩耍的时间，重要的奏章亲阅亲批，一般不再假手司礼监的主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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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决刘瑾的当月，皇上提升杨一清为户部尚书；第二个月诏令刘忠、梁储一并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与李东阳、杨廷和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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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现年59岁，为人磊落又有操守，担任过皇上的侍讲官。他因与张永有芥蒂，履职不到一年，即遭宦官的谗言，愤而辞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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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五一一年腊月，皇上让礼部尚书费宏入阁，接替刘忠的职务。费宏状元出身，为东宫旧人，高风亮节，是个不可多得的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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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储为广东顺德人，现年58岁，腹有学识，身有正气，也出身东宫，具有宰辅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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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充实起了一个强大的内阁，可皇上并不想过分依赖外朝，他依然想让内朝的太监及弄臣发挥作用，以平衡内阁及六部的权力。而朝臣们与皇上的想法有些差异，他们想借刘瑾倒台之际，大幅压缩太监们对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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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刚倒台不久，也就是公元一五一〇年十一月，在四川平叛的巡抚林俊上书说“政出阉司，国为无人”，建议朝廷重新起用刘健、谢迁、王鏊、韩文等，不要过分依赖张永、谷大用等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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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知道林俊的用意，却故意装糊涂，斥责他不在刘瑾乱政时站出来说话，反在刘瑾被诛后乱放马后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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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刑部员外郎宿进，上书陈述六件事，其中说：“冒犯刘瑾而死的宫内宦官如王岳、范亨等，以及因进谏而死的官员如许天锡、周钥等，都应该赠官与抚恤。依附刘瑾的大臣如兵部尚书王敞等，以及刘瑾留在宫中的宦官余党，都应该罢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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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阅毕奏章大怒，假如给王岳等人平反，将置张永、谷大用、马永成等七虎于何处？假如追究宫中依附刘瑾的宦官，那么逢迎刘瑾的满朝文武难道就不该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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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需要使劲敲打一下那些不识相的朝臣，让他们在此事上莫再横生事端，所以借着一点酒劲，扬言要亲自审问宿进，命张永去将李东阳等人叫来，商量惩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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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对张永说：“宿进是个狂妄的后生，且现在已到日暮时分，不是见陛下的时候，望稍微宽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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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答应，进宫面见皇上，不一会带出诏令，将宿进拉到午门外，杖打五十，立即削职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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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们看清了皇上的底线，不敢轻易再议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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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瑾之死，朱厚照着实痛心了一阵子，他们朝夕相处十几年，有一定感情。可这件事也让他有一项意外收获，纾解了他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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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登基以来，宫廷的开支一直比较紧张，为此他不得不忍着言官们的骂声，广开皇庄、皇店敛财。如今抄刘瑾的家，抄出的家产数目，大大超出了朝廷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按照相关制度，这样的一笔巨额赃款，应该入户部的赃罚库，可他眼红，死乞白赖将它们全部搬进豹房，理由是里库空荡多年需要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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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言官们进谏，他在公元一五一〇年腊月突然下达诏书，命令发太仓银三十万入内宝藏库，以备宫廷支用。户部尚书杨一清很不高兴，上书说：“太仓银专门为三边的军饷而准备，弘治年间，各边都有所积蓄，但刘瑾却搜刮天下之财，敛聚于京师，其中一半进入国库，而另一半装进了私人的口袋；所以太仓虽稍有盈余，但地方各府库则为之一空。如今大同边镇时有警报，各省的灾伤接连不断，请求陛下节省无益的花费，为天下臣民惜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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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只是想表示一下他充实里库的决心，目的既已达到，便向户部妥协，下诏只发太仓银十万两入宝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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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机关算尽，却注定没有财命。刘瑾所敛之财，诚然替他充实了里库，可激起的叛乱，却需要他把那些财富再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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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朝廷对付刘六、刘七的军事行动刚展开数月，户部就支出太仓银2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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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二年三月，山东布政使姜洪给朝廷上书，说山东战场一天的白银支出高达1500两，发放库粮三百余份（不知一份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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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推算，山东、南北直隶、河南、四川、江西的平叛经费，折合成现银，每年估计不低于四五百万两。三年合计，朝廷的平叛经费当高于10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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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为忧虑各个战区“牛驴驱杀殆尽，民皆藏匿不敢出耕，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二麦无收，秋田失种，民穷盗起，势亦难保”（姜洪语）。皇上不得不屡屡下诏，减免各兵灾地区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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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五一一年春天，皇上让张永宣布诏书说：“近来各处盗贼纵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遭受了水旱之灾，缺衣少食，而有关部门又不能及时振恤；有时朝廷虽然下诏减免赋税，但有关部门不认真执行，重复征收解运，致使小民冤抑无申，流离失业，相诱为非，苟延性命。这样日复一日，实可怜悯！现令都察院出榜给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四川、江西、湖广、陕西、福建及两广用兵的地方，凡被盗贼劫掠过的府、州、县，概免税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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