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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诏书基本代表皇上朱厚照对时局的看法。平乱需要四分战争六分政治，可是战争需要花钱，政治安抚也需要花钱，他减免税粮的这十一个省区，是朝廷财税的主要贡献地，尽管不是其中所有的府县都要免除，但起码会使朝廷的府库收入减少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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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二年四月，朝廷为赈济直隶、山东的饥民，仅直接发放的官库粮米就有20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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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席卷大半个国家的叛乱，总计耗费朝廷的银两估计不下数千万，刘瑾遗下的巨额赃款以及户部的存银，几乎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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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二年冬天，工部无奈地上奏说：“建造豹房，到现在已有五年，共花费白银24万两。现在又要增修二百多间房屋，国库缺钱，百姓贫困，拿什么继续提供资金呢？请立即停止修建，或者酌量减少一半。”假如宫中的银库充盈，朱厚照大概不会为十几万两银子跟工部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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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乾清宫失火，为筹集区区100万重建银两，朝廷不得不加派天下钱粮五年，穷酸得有些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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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以推测，皇上朱厚照应该藏匿了部分里库钱，只是捂着不肯公布，金额估计不是很大。工部盯着这件事，上书说，加派五年钱粮缓不济急，请“暂从宫中借一半费用，以资开支”。皇上就害怕别人找他借钱，听说工部让他出50万两白银，连忙推说内库紧张，下令把五年的钱粮一年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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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富裕了一下，又重新陷入拮据，皇上的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更让他痛心的是，朝廷军队在平叛战场上的表现——京军、内地卫所军，名义上有百万之巨，实际上全是豆腐渣，除了壮壮声势、耗糜军费外，几乎毫无战斗力而言。尤其那些京军，曾是朝廷的精锐劲旅，如今的战斗力，竟然还不如宁杲在京城临时招募的市井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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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皇上常常想起六十年前的土木堡之变，他的老爷爷英宗朱祁镇，率30万京军北征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全军覆灭，他本人也做了人家的俘虏。朱厚照登基之初，曾以此段往事为耻，常怀尚武整兵，草原雪耻之志。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现实是，假如蒙古人大举入侵，他也率30万京军亲征，可能败得比他老爷爷朱祁镇还惨，做人家俘虏完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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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让他难堪的是，刘六、刘七这伙响马贼，以数千人之众，竟然视几十万京军为无物，三番五次准备进京捉拿他，搞得他提心吊胆，不得不长时间宣布京师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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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用什么方法重振大明的雄风？显然成了摆在皇上朱厚照面前的最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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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盘点朝廷武装力量的家底，发现除二三十万边军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御敌的正规军可用——地方卫所军废掉了，京军名义上有四五十万人，可实际能扛武器的不过十几万，真正能到战场上应付一下的不过三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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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此之外，广西、贵州及湘西地区，朝廷还有大约十几万土司兵可以调用；可是那些土司兵，军纪败坏，政治上相当靠不住，不到万不得已，基本上不能考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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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一层，朱厚照的脑门直冒冷汗，原来这堂堂的大明王朝，只能靠九边的那点军队保卫。想当年太祖、成祖有百万虎狼之师，才得以安定海内、镇服四夷，而自己手中只有这么一点可用的军队，岂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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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刚刚平息的那场内乱就有些后怕，当时他不得不将数万边兵内调，充当平叛的主力，假如当时蒙古诸部乘机大举入侵，朝廷计将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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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对边军的总人数，这几万人不是个大数目；可他们都是边军中的精锐，其影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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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二三十万边军分布在九镇万里的防线上，假如没有内地军队的支援，如何应对飘忽不定、动辄集结数万甚至十几万的蒙古铁骑？朱厚照暗自庆幸这几年鞑靼、瓦剌、朵颜诸部在草原及戈壁上打瞌睡，没有趁虚大规模入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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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二年十一月，辽东、宣府、大同的边军准备撤回本镇，路过京师时，皇上亲自慰劳赐赏他们。有人向皇上献秘计，说京军不习战阵，应该留宣府边军在京侍卫，而让京军充数戍边，每年春秋轮调，如班操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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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正中皇上的下怀，十一月十七日，他让太监萧敬传出旨意：“兑（对）调京营、宣府官军，令其往来操习备御。”意思是留下过路京师的三千宣府兵，另派三千京军到宣府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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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见诏后，当即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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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自永乐迁都北京，集天下精锐于京师，禁军总数约为六七十万人，并且本着强干弱枝的精神，规定九边的镇兵，合计不超过此数；内地各省卫所的官兵，合计也不能超过此数。潜在的意思是，假如边军或内地的卫所军造反，京城禁军将具有压倒他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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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对所有军队的要求都是又红又专，即政治上正确、业务能力强。可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得不掌握这样的原则：京军政治忠诚第一，战斗能力可以第二；边军因为经常与蒙古人缠斗，生活在边塞荒蛮之地，所以战斗能力第一，政治忠诚可以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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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朝廷基于现实订立了这样一条祖制：京军不得调外，边军不能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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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派谷大用去内阁协调。谷大用说，皇上已经下定决心，正坐在乾清门，等着先生们拟定正式草诏。内阁办公的地点在午门右边的文华殿前，离乾清门并不远。李东阳坚决拒绝拟诏，说：“某等职在论思，今日曲从，即有后患，百死何赎！”并立即上疏，陈述了十条边军内调的弊端。皇上拂袖而去，第二日直接从宫中传出内旨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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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深感失望，以老病为由提出退休，前后请求几次，皇上勉强同意。腊月二十七，李东阳正式离开内阁，致仕回家，时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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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在朝为官五十年，担任首辅六七年，两袖清风，退休后生活很不宽裕。所幸他是当朝文坛领袖，诗文、书法皆称精妙，因而求他诗文与墨宝之人，络绎不绝，为他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不少资助。有一天，他的老妻又给他拿出纸墨，李东阳有些疲倦，想罢手休息。他的老妻低声说：“今日要招待客人，你难道想让桌上没有鱼和菜吗？”李东阳只好苦笑提笔，继续伏案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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