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96875
三 跳出中国：为的是反观中国
1706896876
1706896877
过去，也许由于曾经作为朝鲜的占领者和殖民者的缘故，日本学界对于朝鲜文献有较多的关注，不仅林泰辅（1854—1922）、白鸟库吉（1865—1942）等东洋学的开创者对朝鲜有相当深入的研究(38)，还出现了像今西龙（1875—1932）、藤冢邻（1879—1948）等这样的专家，他们对这些朝鲜汉文文献有很多收集和研究。后来，日本仍然有很多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也有像天理出版的《朝鲜学报》这样高水准的学术刊物，就连我们常用的朴趾源《热河日记》，也有今村与志雄的详细注释。但是，在中国只出版过《李朝实录》等少量朝鲜汉文史料，像《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通文馆志》等相当多的文献，都很少被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关注。还好，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看到韩国文献了，因为这些文献很多已经由韩国整理影印出版，对于研究者来说是相当方便了。不仅是过去已经出版过的《李朝实录》，现在还有韩国景仁文化社影印的《韩国历代文集丛刊》三千册，以及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的《韩国文集丛刊》三百五十册(39)，这些文集绝大多数是汉文书写，大致相当于明清时代的史料(40)；而韩国东国大学校林基中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分别编辑的《燕行录全集》和《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一百零六册，几乎五万页的资料，基本上是明清两代朝鲜人对于中国的观察和记录(41)。
1706896878
1706896879
当然，还有日本的史料，我以为，研究中国的人完全可以把视野放宽，有些未必直接涉及中国，或者不一定直接记载中国的资料，其实也有“中国”在。因为无论在漫长的历史中，还是在现实的空间里，对于朝鲜和日本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来源”或“他者”，使得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朝鲜人在互相交往礼聘的时候，在彼此赠酬唱和的时候，在互相观察和评价的时候，在引经据典的时候，都会出现“中国”。因此，像成大中编《海行总载》就收录了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多种日记和诗文，这里记录了大量日本和朝鲜人对于中国的观察、想象和评价(42)。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被误收在《燕行录全集》里的洪景海《随槎日录》(43)，就是一份很有趣的文献，它是乾隆十二年也就是日本延享四年（1747）朝鲜通信使随员洪景海的日记，记载的是他在日本的见闻，其中我们从他和日本各界文化人的互相唱酬、笔谈中，就可以看出很多当时日、朝人对中国的想象和评价，因为在使用汉文互相沟通、汉诗互相唱酬、汉典加以装饰的时候，无论是评价、赞誉还是质疑的标准，竟然常常来自它是否符合传统中华的风格与样式(44)。而同样重要的是，日本江户时代在长崎和其他地方接待清帝国贸易船只的各种官私文书，以及所谓唐通事的资料，也已经被大量整理和出版，除了像前面提到的著名的《华夷变态》以及《唐通事会所日录》、《古今华夷通商考》之外，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出版的《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45)，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的有关资料，以及大量有待发掘的史料，也都呈现着已经分道扬镳的日本对中国的细心了解和冷眼旁观(46)。
1706896880
1706896881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这些资料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特性。
1706896882
1706896883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1]
1706896884
四 有待整理的资料库：以《燕行录全集》为例
1706896885
1706896886
不过，这些文献需要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1706896887
1706896888
以朝鲜的汉文燕行资料为例。大约从2000年开始，我用了一些时间来阅读这些李朝朝鲜有关中国的各种见闻记录，这些文献很早有人注意，也不断编有一些丛书，撰有一些目录。丛书如1960年代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的《燕行录选集》两册（首尔，1962）、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的《国译燕行录选集》十二册（首尔，古典国译丛书95—106，1976）、1978年台北的《朝天录》四册（《中韩关系史料辑要》，珪庭出版社，1978），一直到前面多次提到的，由韩国林基中教授和日本夫马进教授分别编辑的《燕行录全集》一百册和《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六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1990），以及最近由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纂的《燕行录选集补遗》三册（首尔，2008）。目录如中村荣孝1930年所编的《事大纪行目录》(47)、张存武《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中的附录(48)、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等等(49)。不过，其中还是有不少问题，尤其是本书主要使用的文献之一即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夫马进教授曾经指出过其中的一些问题(50)。我看过大部分文献后，感觉有以下问题需要特别注意(51)。
1706896889
1706896890
1706896891
第一类是年代先后与编次先后问题。现在的目录是以作者生年为序的，这固然是一个权宜方法，但是，似乎不如以使燕年次为序更加合用。随意举一个例子，比如金昌业（1658—1721）于1712年出使北京，与同样留下了燕行记载的崔德中是同一使团，如果以出使时间为序排列，两者邻近，便可以互相参照，对那次的出使情况更能明晰了解。但是，现在的《燕行录全集》以生年为序，则一种在第三十一至三十四卷，另一种在第三十九至四十卷，使用相当不便；同时，有些撰者的年代或出使的年代可考却未考，有的年代还有错误，比如第三十五卷所收权以镇（1669—1734）《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的目录作“癸巳燕行日记”，但其第一页即说到，自己于癸卯十一月除谢恩副使，甲辰赴燕，则当为雍正二年（1724），并不是十年前的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第九十四卷所收徐庆淳《梦经堂日史编》，目录上其生年为1894年，但是，书中已经说明，他是咸丰五年（朝鲜哲宗七年乙卯，为清咸丰五年，1855年，书中误作咸丰“六年”）五十三岁时出使北京的，那么，他的生年应当在1803年，整整差了几乎一个世纪。再如，第七十六卷中题为朴齐仁的《燕槎录》，目录标注为“生卒年不详”，而出使年则定在1800年即嘉庆四年，这显然是因为卷首有“庚申二月”的字样，但实际上这庚申不是那庚申，整整差了一个甲子六十年，因为朴齐仁这部日记中，既提到咸丰皇帝，又说到洋匪，还记载了太平军之乱，显然不可能是嘉庆朝的事情，特别是这个使团是为贺皇帝三十周岁圣诞而赴北京的，咸丰皇帝奕生于1831年，庚申即咸丰十年（1860）他正好三十岁，所以《燕行录全集》编者所定的年代有误。
1706896892
1706896893
第二个是重出、失误和误收问题。举一些例子，首先，如第三十六卷所收的赵荣福《燕行录》，其实，就是第三十四卷所收的闵镇远《燕行录》，不仅重出，而且张冠李戴。其次，前面提到的朴齐仁《燕槎记》，已经收在第七十六卷，而第九十二卷又收录了佚名《燕行日记》，其实它就是朴齐仁的《燕槎记》，只是因为书名稍稍有异而重出。再次，第七十五卷原题柳厚祚的《燕行日记》，如果仔细考察，则恐非柳氏所撰，因为卷前小序中，以他人身份提及柳氏，下面说“余……陪行”，显然是随从人员的口吻。同样的情况还有第六十九卷郑元容（1783—1873）撰《燕行日录》，其实此书绝非郑元容所撰，因其序文首句“辛卯冬至正使郑元容，副使金参判弘根，书状李校理鼎在。余与洪友敬渊、李主簿悌赫，陪上使作行”一句可证，显然，这是道光十一年至十二年（1831—1832）出使北京使团中，一个陪同郑元容前往的随员所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部《燕行日记》既收入第六十九卷，又重复收于第八十六卷，目录却称撰人“未详”，其实就是同一部书，而1962年成均馆大学编《燕行录选集》下册题郑元容所撰《燕行日录》，其实也是这一部，《选集》题郑氏撰，显然也是错的。
1706896894
1706896895
第三个问题，是出使清国的朝鲜使团，除了少数负有特殊使命者之外，大多是沿着同一路线（从京城出发，过鸭绿江经栅门、沈阳、山海关，从东门进入北京），在同一季节（十月下旬出发，十二月下旬到达，在北京停留四十天）到达北京的，而且朝鲜使者在出使之前，常常会阅读前人的燕行日记和诗文，并把这些现成的文献、典故、感受，不仅记录在他们为自己准备的素材中，而且会写在相同的经历和见闻中，既表现他们的知识，也炫耀他们的文采。尽管他们在写燕行日记的时候并没有“发表”和“首创”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文字不仅重复相当多，甚至有大段乃至整篇雷同，如果我们把这些见闻和感受当作“当时当地”的资料，可能会有问题(52)。
1706896896
1706896897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2]
1706896898
五 以邻为镜：不仅仅可以正衣冠
1706896899
1706896900
从下一章起，我将会讨论到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各国特别是朝鲜和中国之间，至少在文化上渐行渐远，彼此开始滋生了奇怪的傲慢与偏见，也在有意识地拿着放大镜彼此对望，在观看对方的时候，一方面自我表彰，一方面贬低对方。可是，正是在这样对异域的观察、想象和贬斥中，凸显了对手的隐掩的另一面，也反过来轮廓清晰地呈现了自身。例如，当朝鲜人看到清国人“丧礼用乐”而表示鄙夷的时候，表明他们严格恪守的是古代中国的传统丧礼；当朝鲜人讽刺清国人“男女无别”的时候，他们在为自己固执地捍卫理学“女无再醮”的道德严厉主义而自豪；当朝鲜人愤然面对清帝国的佛寺和关庙，感叹孔庙如此颓败的时候，可以看出，两班士人仍然在坚持着对儒家学说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维护；而当朝鲜人非常不屑地批评清国人“官员经商”的时候，说明那个原本同样崇尚“中华”的国度，仍然在传统儒家“何必言利”的轨迹上。然而，那个原本是“中华”的巨大帝国，这个朝鲜的邻居，在满族入主之后，是否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原先纯粹的儒家传统？李朝朝鲜和大清帝国之间，两者的文化差异难道还不够大，难道彼此还不能互相作为观察的镜子么？
1706896901
1706896902
因此，日本、朝鲜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就可以成为反观中国的镜子。镜子是需要一层不透明的黑膜才能映照图像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比较，也需要有彼此不同的差异才能对照和比较。所谓“揽镜自鉴”，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他者认识自我”，这是文化反思的一般途径，如果没有一个有差异的“他者”，也无法借助差异来认识“自我”。只不过，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常常太倚重西方这个“他者”，却不大习惯用似乎“本是同根生”的朝鲜、日本、越南、蒙古以及印度这样一些周边文化来作为参照。
1706896903
1706896904
也许很奇怪，当我们谈论“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突显彼此之“异”，可是，“东方文化”、“同文同种”、“汉字（或儒家）文化圈”等概念，似乎常常影响我们的历史观察和文化认识，总是无意中模糊了彼此的“异”而浓墨重彩地凸显了“同”，这使得我们在谈论“中国”和“东方”的时候，却总是在强调我们的“同源文化”。
1706896905
1706896906
毫无疑问，在很长的时期里，东方诸国尤其是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确实曾经共享过一个来自汉、唐甚至宋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也许，真的可以称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历史世界”。但是，从丰臣秀吉侵朝到明清易代之后，文化上的彼此分道扬镳，已经使得几个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渐行渐远。正是这些渐渐发生并滋长的文化差异，促成了彼此互相观看之际的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而这种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使得各自通过对方，看到了彼此细微却深刻的不同。透过原本混沌的“同”和看似细微的“异”，也许更能使彼此看清各自文化，也体会到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是如何经由历史和时间的放大，渐渐演变成现在东亚诸国深刻分离而难以弥合的文化鸿沟。
1706896907
1706896908
(1) 《胡适致傅斯年》（1938年9月2日），王汎森辑《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载《大陆杂志》第九十三卷第三期，11页，1996年9月。
1706896909
1706896910
(2) 金毓黻编《辽海丛书》（大连：右文阁，1934—1936）第一集、第八集。
1706896911
1706896912
(3)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自1354年起，至1894年，共十二册。
1706896913
1706896914
(4) 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陆续整理和出版朝鲜汉文史料中的中国资料，如有杜宏刚等编《朝鲜文集中的明代史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影印十三册。又如赵兴元等编《〈同文汇考〉中朝史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也已经出版三集。参看本书【附录3】的介绍。
1706896915
1706896916
(5)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3年12月），收入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二编第五章，169—195页。
1706896917
1706896918
(6)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原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总第90期。收入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1—38页。
1706896919
1706896920
(7) 我参与整理出版的，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5册和《韩国所藏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0册。又，这里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国忠教授，他在2003年赴韩国访问期间，为我收集了很多与《燕行录》有关的资料。
1706896921
1706896922
(8) 《同文汇考》（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郑昌顺等编。据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李朝实录·正祖实录》卷二（正祖十二年、乾隆五十三年）记载，当年（1748）九月编成《同文汇考》，“旧法，事大交邻文字，承受分属皆由承文院，其贰本三年一印，藏于掌故，著在经国大典……上之八年，命承文院提调李崇佑等裒辑各年诏咨表奏及使臣别单、译官手本，汇为一书。原编二十五目，别编十四目，补编五目，附编十四目”（4798页）。但是，后来陆续又有多次补充，一共成为十编，记事下讫1881年；《承政院日记》是朝鲜承政院每日事务的记录，原有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本，校点本由韩国古典翻译院标点，正在陆续出版中；《备边司誊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为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之间，李朝朝鲜备边司的官方日志汇编，为记录当时朝鲜国内国际各种事务的材料。
1706896923
1706896924
(9) 朝鲜金锡胄（1634—1684，曾担任燕行使团的官员）曾经在《以马岛来问中国事情事移礼部咨》说到前一年夏秋之间，东莱倭馆的翻译曾经得到日本人从商人那里传抄的《吴三桂檄文》，但是金锡胄似乎很不相信，说“决是卉服伎俩，不类汉人文字，既已毁弃勿留，亦不敢烦闻大朝”，这一年，对马藩主平义真又派人送来檄文，他仍然觉得这是“卖弄哄人”的东西。这一段记载相当有趣，可以考见中国禁止不传的《吴三桂檄文》在东亚之间的流传情况，见《息庵先生遗稿》卷十九（《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60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影印本，1999），323—324页；其实，清代初期这样的文献在中国被禁绝，但在日本、朝鲜保留不少，比如自称明遗民的何倩甫的《大明论》、林上珍的《清国有国论》，均撰于康熙十四年（1675），见《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种上，1975）上册，11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