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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万历皇帝说起：朝鲜人对大明帝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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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历史视野里面，那个葬在定陵的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君主，很多现代的历史书，包括牟复礼等合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和黄仁宇那部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5)，都不曾给他多高的评价。但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6)，并且始终坚持明朝的纪年。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只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阙之礼，则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7)。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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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对神宗再造之恩的感谢，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只是加深了这种感恩而已。对于大明王朝，朝鲜士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的文化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曾经在明初洪武年间到中国朝见明太祖的权近所作的《应制诗》二十四首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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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言修朝贡，万世奉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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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主龙兴抚万方，远人来贡有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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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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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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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事大”的权宜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郑世龙《朝天录》中有《初入北京》一首，记载了他刚刚到北京时的文化震撼：“皇居气象偏知异，苍翠常浮万岁山。华盖共瞻天帝座，清都元隔软尘寰。茫茫人海流车马，井井官街画阓阛。领略也饶方寸在，只应蛙坎若为颜。”(9)（见图1）那个时候，李朝的合法性，是需要明帝国来确认的，连他们皇室的系谱也不例外。嘉靖十八年（1539）到达北京的权拨，就特别到礼部申诉，明朝对于朝鲜宗系的确认，自从永乐元年（1403）、正德十三年（1518）到嘉靖八年（1529），虽然累次上奏，但至今没有成文进入《明会典》，这使他们很是“闵郁罔极”(10)。就连那个由于漂海无意中到了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漂海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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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太平城市图》（局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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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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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大概是朝鲜的共识，尽管“尊明事大”也有策略上的考虑(12)，尽管一些使者也看到明帝国的种种弊病，甚至深受其害不胜困扰(13)，但是从上到下，仍然还是以明为尊。所以，在万历皇帝倾全力支持朝鲜抵抗丰臣秀吉的侵略之后，这种从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认同就更加牢固。举两个例子，天启四五年间（1624—1625），洪翼汉（1586—1637）出使明帝国，曾经看到过明帝国魏忠贤和客氏弄权，天子昏愦而忠良被逐，朝政上下一团糟，而千辛万苦从海上绕道到北京朝觐的朝鲜使者，也被腐败的达官小吏反复勒索刁难；崇祯九年（1636）出使北京的金堉，也同样一次次地被看守朝阳门的宦者、守东长安门的火者敲诈，让他觉得“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有着很不愉快的经验。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对华夏文化和政治的认同却始终没有改变，洪翼汉见到能理解他的中国人，还是真心地说：“小国岂不知事大之义，而终忘大国之恩哉？向在壬丁两年，几尽没于倭寇，幸赖神宗皇帝字小兴灭之德，再造藩邦，至今动植飞走，咸被其泽。”金堉在回去以后写了《朝天日录》，申翊圣在这部书后的识语中就大大回忆了一番明神宗对朝鲜的恩德，并且感叹对明代朝贡已经到了最后一页，“冠盖结轸于幽燕，文章被服，彬彬华制。岂期贽币止于丙子，而使休止于伯厚已也，此东方百六之会，人之观此录者，宁不泚颡而酿涕也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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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在明清易代之际，他们面对过去曾是蛮夷，而现实中极其强大的清朝时，虽然有些畏惧，但心底里总是有些不屑。尽管1627年朝鲜已经与后金签立城下之盟，但是，文士大臣仍然很坚持对于明帝国的认同和对后金的鄙夷。1636年，皇太极建大清，改元崇德，四月十一日在太庙的典礼上“群臣皆行三跪九叩礼”，但是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和李廓，却坚持不拜太庙，弄得皇太极也无可奈何(15)。同一年，在大清使臣的要挟和大清军队的压力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洪翼汉，以及李圣求、李景奭等等，先后上疏说：“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他们觉得，如果承认大清的名号，使得清人向外宣布“朝鲜尊我为天子”，朝鲜国王将“何面目立天下”，他们反对在国书外面改称“金国”为“清国”，因为“金是称汗时号，清是僭号后号”(16)，表明朝鲜士人的认同所在。但是，就因为这种态度，使得朝鲜人奉行的原来就很脆弱的平衡外交政策被打破，“大清”终于兵戎相向，而朝鲜在满清大军面前，被迫再次签订“丁丑约条”，同意“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并且改“奉大清国之正朔”，“每年进贡一次”(17)。八年以后，原来的宗主国明帝国又在“乱民”和“蛮夷”的双重打击下轰然崩溃，原来朝鲜与大明之间的实际政治和经济关系荡然无存，仅仅剩下文化上的历史记忆。但是，仅仅就是那些历史记忆，也使得很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服膺明帝国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痛心疾首，觉得“天朝”的崩溃仿佛是“文明”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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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18)，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19)。而在崇祯已经自缢，明朝已经覆亡后，连已经承认清帝国的朝鲜仁祖，在和大臣私下议论的时候，也很诧异地说道，“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天朝，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他对大明立国很正大、但现在却没有承继文化传统的现象很诧异(20)。恰恰是这种诧异，反过来呈现了朝鲜人对明朝的认同程度，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到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1662—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21)。（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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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李朝朝鲜所绘《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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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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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鸠占鹊巢？朝鲜人对大清的鄙夷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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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过了是康熙，时间流逝，大清王朝已经建立了几十年。在中国，正如张履祥（1611—1674）在《与唐灏儒》中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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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昔陆沉之初，人怀感愤，不必稍知义理者，亟亟避之（指参加科举考试），自非寡廉之尤，靡不有不屑就之之志。既五、六年于兹，其气渐平，心亦渐改，虽以向之较然自异、不安流辈之人，皆将攘臂下车，以奏技于火烈具举之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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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只是那五、六年间的变化，虽然像他这样少数人还沉浸在亡明的历史记忆中，大多数人已经走出回忆的阴影，何况时间过去不是五六年而是五六十年甚至更久，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已经在士人中淡漠下去。从清初以来曾经是士人精神支柱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时间无情的流逝和权力严厉的批判中，已经基本瓦解了，偏激的民族情绪已经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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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东邻朝鲜，人们却一直不那么想，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人金寿弘写了《辩长》、《论庶》二书，进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24)。再过十来年的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1686），清帝国因一小事发文，傲慢地指责朝鲜，甚至要科罚朝鲜国王银二万两，朝鲜方面派使臣郑载嵩前往礼部呈文，但是不仅“胡皇大怒”，清朝礼部还指责朝鲜呈文中有“狂孛”之言五处，居高临下地申斥，这使得朝鲜方面相当感到耻辱，当时的领议政金寿恒以及李颐命、金万吉、李徵明、赵相愚等也因为此事上疏，都认为这“是丙丁以来所罕有之耻辱”，都觉得朝鲜要卧薪尝胆(25)。这一年的十一月，朝鲜国王为平息这些愤怒的官员的情绪，说了一段相当有深意的话：